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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谈 | “始自田野 成于书斋”，我们是如何解读墓志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的编写历时六载。墓志整理工作获得“陕西省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专项资金”资助，成书获陕西省文物局专项出版资金资助，蒙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出版。葛承雍教授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编撰并为之作序，罗丰教授援笔题写书名。单位的大力支持、前辈师长的指点提携、编辑朋友的辛勤付出，才有了该书在今年7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的荣誉。作为本书的主编，回想编撰的过程，诚如我在本书《后记》中的感叹——“一生中得以做成此件大事，也不罔付了这些青春。”
我说的这件“大事”，就是主持完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藏历代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我供职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我国规模最大、科研实力最强的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之一，如今已有62年建院历史，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辈深以为傲的资本。本院六十余年来发掘古代遗址上千处、墓葬数以万计，院藏各类文物近20万件（组），包罗万象，门类繁多，而考古出土的历代墓志无疑是颇有“份量”的一类。墓志类文物在院藏文物中虽然总体占比极小，但其重要价值和历史文化信息含量无须赘言。如何让这类宝藏“活起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我们一直试图探索和解决的课题。
我自20世纪末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北朝隋唐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研读出土墓志自然是无法避开。我亲手发掘的第一合墓志是唐高力士墓志，1420字的文言长文，又是行书字体，老实讲，我当年连基本的识文和断句都做不好，更遑论理解其文内的深意了。后来参加高阳原隋唐墓地的发掘，出土的113种隋唐墓志不得不逐一手录和描述，这才对墓志的规律及其与墓葬的对应关系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2008年，长年从事碑刻文献研究的学兄李举纲从西安碑林博物馆调来，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们成立项目组在院内申请立项了“高阳原隋唐墓地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由此开启了一个对我们来说全新的科研领域。在此项目的工作过程中，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墓志对于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意义，逐渐萌生了整理院藏历代墓志的想法。当时，上千方院藏考古出土墓志集中堆放在泾渭基地库房之间的草地上，苔深不扫、尘蠹丛生，都有哪些墓志没人能说清，想要找到指定的墓志更是根本无从下手，院内也希望尽快解决出土墓志的保存和管理问题。
2012年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提交了整理刊布院藏历代墓志的项目计划书，受到院领导支持。随即，院内启动了项目，并申请获得省文物局资助。当年底，以部分院藏墓志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第二期工程）”，作为该项目子课题，编纂《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肆〕》。在子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总课题负责人王素和任昉两位先生以古籍整理出版的规矩，对命名、体例、用字规范、图版说明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完成此子课题之后，我基本熟悉了古籍整理的流程，对我个人业务水平的提高助益颇多，也形成了我整理和研究出土墓志的风格。同时，在编撰《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的过程中，又加入考古背景材料，尝试向读者提供全新的墓志材料阅读形式。《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一书获得“2016年度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证明我们整理和刊布考古出土墓志的尝试是成功的。于是一鼓作气，将花费数年之功整理的院藏墓志结集刊布，才有了本书的面世。
编纂本书的主旨，是以古籍整理的规范要求，整理刊布院藏考古出土墓志。本院现藏砖石墓志700余种、1100余方，一部分院藏墓志历年来在各类考古报告、考古简报、论文以及墓志类图书中刊布，但公布的数量不足出土数量的四分之一。限于研究水平和出版条件，已公布的院藏墓志或录文图版只取其一，或图版模糊、录文错误、句读舛夺，不免给研究者造成困惑。时代的进步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读者和研究者需要录文规范、点校精当、信息准确、图版清晰美观的墓志图书，秉承这些标准提供的文化产品一定会受到社会的欢迎。
考古行内有不成文的规定——考古资料的首发权属于发掘者，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没有人会比亲手发掘的考古人更了解和熟悉他们的发掘对象。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每一方墓志对应的都是一次考古发掘，它们的背后是考古队员年复一年的挥汗如雨和寒风侵肌，是无数个夜晚的枯灯独对和笔耕不辍。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全力支持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基础。我不愿意将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但更为珍贵的考古资料不能被有效利用而痛惜。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古人提供发掘资料的无私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钦佩吗？
为了彻底改观包括墓志在内的院藏石刻文物常年栉风沐雨的窘状，本院投资新建了泾渭基地石刻文物标本库。石刻库落成投用，我受院内委托，耗时半年与泾渭基地的同仁合作将全部院藏墓志入库上架存放，并编辑制作了检索档案，终于实现了快速定位指定墓志，极大地便利观摩研究。看着宽敞明亮的石刻库、整齐划一的密集柜、安全归位的墓志，舒畅的心情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件“大事”的完成，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影响巨大。众所周知，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舞台在田野，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根基，也是考古科研机构的立身之本。在完成田野考古任务之余，每个研究人员的学术道路不尽相同，尽快确立个人学术专长是研究者成长的必由之路。扎根于田野，能够有效地发挥和提升自己的学术专长，我无疑是比较幸运的。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2013年我遇到了上官婉儿墓志，2019年我又遇到了薛绍墓志，运用墓志整理项目积累的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对这两方唐代名人墓志的快速反应，使我的学术水平和视野得以迅速提高和扩展。我一贯主张出土墓志研究要放在墓葬考古发掘的资料环境中做整体的考虑。认识墓葬形制与规模、随葬器物的种类与组合，了解丧葬礼仪程序的进行，对于研究者理解墓志内容非常必要；反之，研读墓志也对理解考古发掘材料裨益颇深，读懂墓志往往是研究考古发掘资料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深入研究的门径。我想，这就是田野和书斋皆不可偏废的原因。
本书与《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和《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待出版）可合并观之，三书共收录2016年之前出土的十六国至清代砖、石墓志671种，基本反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藏历代墓志的全貌。2017年以来，院内各考古工地仍有墓志不断出土，四年来已逾百种，其中不乏中古家族系列墓志、文章圣手撰文墓志、大书法家书丹墓志和历史名人墓志，估计未来三年内有望增加至三百种新出土历代墓志。我们将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将埋藏在广阔田野中的贞珉精华奉献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定价980元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编辑：宋梦寒 张 怡
审核：李 政
本文刊登于2020年9月25日
《中国文物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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