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日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一行5人曾于2002年4月赴新西兰“黑石号”文物整理现场考察。此文着重聚焦“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珍品，从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白地绿彩瓷器、青花瓷器等“黑石号”沉船所载的瓷器类型、概貌、窑口 ...

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日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一行5人曾于2002年4月赴新西兰“黑石号”文物整理现场考察。此文着重聚焦“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珍品，从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白地绿彩瓷器、青花瓷器等“黑石号”沉船所载的瓷器类型、概貌、窑口、器形、烧造工艺、国内外同类出土物的比对等方面深入研究，以小见大勾勒唐代中国陶瓷外销概貌。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释文：“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停。”

1998年，当地渔民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州之间的勿里洞岛（Belitang Island）丹戎潘丹（Tanjung Pandan）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大量陶瓷等遗物，在勘查中又发现一些木船构件，确认是一艘沉船，并推测该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在一些报道中沉船被称为“黑石号”（Batu Hitam）或“勿里洞沉船”（Blitang Wreck）。持有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发的考察和发掘执照的德国“海底探索”公司闻讯后对沉船遗址进行定位，并于1998年9-10月间开始海底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约一年的发掘，水下考古工作基本完成。沉船位置在南纬2°41′，东经107°35′，沉船海域水深约10米，因此对沉船的勘察和沉船文物的打捞并不十分困难。

2002年4月，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一行5人赴新西兰“黑石号”文物整理现场考察。（从左至右分别为：许勇翔、陈克伦、周燕群、汪庆正、陈燮君）

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一行5人在新西兰“黑石号”文物仓库（从左至右分别为：陈克伦、许勇翔、周燕群、汪庆正、陈燮君）

上博代表团与德国探险公司黑石号文物整理团队在一起

扬州江心镜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沉船中的两件遗物为沉船年代提供了证据：一件是八卦四神铜镜，在镜背的外侧一周铸有文字“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另一件是长沙窑阿拉伯文碗，碗的外侧下腹部刻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等字样。乾元元年为公元758年，宝历二年为公元826年。考虑到长沙窑作为一处以外销为主的瓷窑，时效性很强，其装船应该距烧成时间不远。因此该船装货的时间可以推断为公元9世纪前期，即唐代中晚期。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宝历二年”铭花草纹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从“黑石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文物超过60,000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长沙窑瓷器为最大宗，有约55,000余件，大部分是碗，各类壶约700件；越窑青瓷约250件，白瓷约300件，绿彩瓷器约200件以及其他瓷器约500件。特别是在沉船中还发现了3件唐代的青花瓷器，引起世人瞩目。
长沙窑瓷器
沉船中长沙窑瓷器的碗一部分被用稻草扎成圆筒裹住堆放在船舱里，堆得很高接近船板。还有一部分被螺旋状码放在在青釉大罐里，一个大罐往往可以装多达130只。只要大罐没有破损，碗的釉面就不会受到海砂的冲击和磨损，因此长沙窑碗的釉面大部分完好如新。绝大多数碗，以及装有碗的大罐都是从船的中央和船尾部位被打捞上来的。
700件壶堆放在船舱的前部，没有发现任何包装物遗存。还发现了散落各处的小瓶子，很可能是放在其它有空间的器皿之间。一些带有双耳的小罐被堆放在一起，许多被牢牢粘附在牡蛎等混合物上。
中晚唐时期崛起的长沙窑产品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器物的纹样没有任何束缚。还流行书写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俗语、俚语、诗文等，甚至还有书写器物的用途和窑户作坊的广告，迎合了百姓的欣赏口味，也传播人生哲理及个人情感。

唐代 长沙窑红釉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由于长沙窑产品面向普通百姓，以低价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盛销于国内市场，并很快成为外销日用瓷的大宗。特别是 “安史之乱”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湘江岸边的长沙窑通过水运能与扬州、广州、安南等地连接起来，使沉重易碎、不适合大规模长途陆运的陶瓷器找到了新的出口方式，海上陶瓷之路逐渐兴起。“黑石号”沉船上长沙窑瓷器的巨量发现，说明了当时这类瓷器外销的事实。

唐代 长沙窑飞鸟纹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造型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碗和执壶。多达50,000多件碗的造型单一，圆口（极少作花口）、弧腹、浅圈足，高约3.5-5.0、口径约12-15厘米。碗内满釉、碗的外壁半釉。执壶为圆口稍外侈、直颈、圆肩，直壁、平底，执壶的一侧有六方形的短流，另一侧则有用两根泥条做成的执手，在流和把手的另外两侧各有一个双复系。执壶高约20厘米。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纹双系罐 扬州博物馆藏

长沙窑装饰为釉下彩，其施彩方式主要在施釉之前，也有在施釉之后，经高温烧造，釉下或者釉上的彩料会随着高温中釉的翻滚融入釉层之中。长沙窑彩绘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作为呈色剂，在氧化气氛中铁呈现褐色，铜则为绿色。在偶然的情况下，铜也会被还原而呈现红色。长沙窑瓷器中饰单一的褐彩及褐绿两彩的器物很多，色彩艳丽，色调浓淡不同，也有多样色彩的综合运用，突破了以釉色为主要审美标准的传统。纹样大致为植物、动物、人物和几何图形等，也有晕散的相间色彩组成的抽象图案。长沙窑碗在碗内壁的绘彩，题材除了常见的简笔花卉与树叶、云气纹、山水纹、漩涡纹及市井流行诗文、俚语等，还有佛教题材的卍字佛塔、摩羯鱼、莲花等。一些过去认为是简笔写意山水画、云气纹和在一些隐藏在图案中的简笔纹饰被专家破译，认为是阿拉伯文。

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双系壶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壶通常采用模印贴花装饰，及用模具印出装饰泥片，施青釉后在贴花部位再施褐釉，高温烧成后纹饰更加醒目。贴花的内容较多表现域外文物因素，如狮子、椰枣树、婆罗树、波罗蜜树、葡萄、寺庙以及胡人舞乐等。
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中出土的越窑瓷器数量并不多，造型却十分丰富，包括海棠式大碗、海棠式杯、大碗、莲花式碗、花口碗、深腹碗、玉璧底碗、香熏、大型唾盂、刻花盘、刻花方盘、执壶、盖盒等。

唐代 越窑青釉海棠式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海棠式大碗1件，高11厘米、口径33.5ⅹ32.5厘米。碗口呈椭圆形，对称有四出花瓣，圈足外卷，足底施釉。与此碗造型相似、大小相当的仅见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海棠式大碗（图1），高10.8厘米、口径23.3ⅹ32.2厘米。仔细比较两者，存在的区别有以下三处：其一，上博之海棠碗釉面莹润光亮、釉色纯正；“黑石号”出土之海棠碗釉面呆滞失去光泽，釉色略显发白，盖因经海水长期浸泡所致。其二，上博海棠碗的花口比较明显；“黑石号”海棠碗仅在碗口下沿作花瓣状凹入，口沿部分的凹入并不显著。其三，上博海棠碗的造型比“黑石号”的显得瘦长。

唐代 越窑海棠大碗   上海博物馆藏

“黑石号”还有一类海棠杯，数量相对较多。器形较小（通常高4.5、口径13ⅹ10厘米），呈椭圆形，在其口沿部分象征性地对称刻出四处缺口，好似花瓣之间的凹下部分。圈足较浅，足底施釉。类似器物在唐代墓葬和浙江慈溪上林湖唐代晚期窑址中都有发现。
海棠式大碗和海棠杯的造型始于唐代，应该是受到西亚地区金属制多曲形器皿的影响而出现的。
四系大碗1件，高14、口径38厘米。敞口、翻沿，矮圈足，口沿下两侧对称各有两个双复小系，估计为穿系绳索便于提携所用。通体素面无纹，青釉匀净、莹润。这样大的越窑碗非常罕见，在杭州临安唐天复元年（901）钱鏐母亲水邱氏墓出土的一件越窑油灯，其大小相仿（口径37.2厘米）），但是造型不同，口作直口，且较高（高24.4厘米），胎壁也较厚，外壁有褐彩如意莲花和云气纹。
“黑石号”上的花口碗造型比较丰富，主要有莲花式碗、深腹碗、花口碗及玉璧底碗。莲花式碗口沿稍敛，碗口作四出莲花瓣形，花瓣造型比较细致，腹部不见凹入的花筋。深腹碗腹壁陡直，口沿外撇，圈足外卷，其腹部有四处出筋，口沿没有作花口形。花口碗通常为敞口，口沿作四出或五出花口，腹部有相应的出筋，圈足较矮，有的碗的内壁还有刻划花卉，以宝相花、莲花多见。除莲花式碗较少见外，深腹碗和花口碗均是常见器物，在浙江越窑唐代晚期窑址中都有发现。玉璧底碗是越窑最常见的器物，“黑石号”中发现的玉璧底碗足底心施釉，是越窑同类器物中比较精致的一类。一些玉璧底碗还做成花口形，有四出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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