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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述评 ——以史前生业模式为视角
原作者: 丛德新,贾伟明 |
发布时间：2020-10-15 14:48 |
查看: 845 | 发布者: 呆桃Daytoy |
摘要: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丛德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贾伟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通讯作者； 原文刊于《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考古学界对游牧社会的关注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后期，以苏联考古学家哈扎诺夫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在史前游牧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中，对游牧的概念、分类、起源、遗址判断标准和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中以哈萨克斯坦的拜尕什遗址、塔什巴遗址、塔尔加尔河流域的游牧考古和巴尔干半岛的动物考古等为例，评述了国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对国内史前畜牧、游牧考古研究的评述，集中于新疆东天山地区和阿敦乔鲁遗址以及西藏三个典型地点。利用一切手段积极开展对生业模式的研究和探索，是目前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史前畜牧业的判定多基于考古发现中的家养动物骨骼如牛、羊和马与种植谷物数量的大致比较得出的。与畜牧业的判定不同，以往研究中对于史前游牧生业的认定则经常是一种推测，或是根据史料记载来直接定性，如对斯基泰、匈奴等即如此，因而，对他们的考古遗存也冠以“游牧文化”和“游牧经济”的标签。在畜牧生业广泛分布的欧亚大草原、蒙古高原、中国北方，基于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史前考古学研究相对滞后，造成了学术界对畜牧业、游牧生业的定义并不十分清晰，为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阻碍。本文的评述所涉及的史前游牧考古的案例，是那些以生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以史前游牧经济为主要对象的考古学研究，其中包含三层涵义：首先这个研究是史前时期的，其次是以畜牧业的考古研究为主，再次这个研究是以游牧的畜牧生业为中心的。 以生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史前游牧考古是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考古学对史前游牧社会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以宾福德（Lewis Binford）、苏珊•肯特（Susan Kent）为代表的一批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为始点。他们为了解决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史前人类行为，对现存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以及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的一些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察，并以此来阐释一些史前遗迹的形成过程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将采集、狩猎部族的生活方式与史前考古发现的现象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加深对史前特别是对旧石器时代的人们采集、狩猎行为及社会构成的认识。这些现代原住民包括许多现代的游牧部族，尽管对游牧部族研究还不能算作是游牧考古，但是之后在欧亚草原游牧考古中广泛应用的“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被接受。这一概念也在张光直先生的倡导下，逐渐在西方考古学中自觉地形成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上世纪西方考古学基础理论“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ism）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近些年来尽管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 但经历了“后过程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后，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在不断的辩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摒弃了比较研究中的简单化类比，向深层次的阐释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 为今天的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考古学界对游牧社会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但以游牧生业为中心的考古研究则相对晚近。直到进入21世纪后的多年间，把史前游牧考古作为一个地区性考古学研究的课题也并不多见。这其中，除了研究区域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田野工作条件艰苦，甚至有些地区经常处在战乱的原因外，史前游牧社会的研究边缘化现状是其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被视为现代考古学探索的三个重大课题，成为占有大量研究资源的热门课题。其中“农业起源”也常常认为是“文明起源”的前提，甚至常常被认为是唯一的前提。这样观点几乎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农业起源”的研究成为地区性考古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相比较而言，“畜牧业和游牧起源”则没有像“农业起源”的研究那样被列在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之中，甚至存在被排斥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之外的状况。 此外，在畜牧业起源的研究上，某种程度上国内外学者受到“畜牧业晚于农业”“畜牧业是从农业部落分离出来的”观点的影响。不可否认，这个观点在很多地区的考古研究中是得到证实了的。正像埃兰•克•奥特拉姆（Alan K.Outram）指出的，在世界各地农业起源中心地区，谷物种植农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都要早于动物的驯养，即农业早于畜牧业。中国史前家猪畜牧业的出现也是以水稻、粟和黍的人工栽培为主的史前农业为前提而发生的。但是，如果在畜牧业起源的问题上只强调农业起源中心的产生过程，就很容易忽略了独立于农业经济之外的畜牧经济和游牧经济起源的特殊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以生业模式的视角对国内外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进行回顾和评析，为今后主动地开展史前游牧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提供参考。 西方很多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涉及到游牧文化、游牧考古等内容。有关这些讨论，可以参考郑君雷的《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文中介绍了西方学者对游牧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游牧文化起源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在这类研究中，很多西方研究者在努力寻找“纯粹的游牧人”的社会（pure nomadic pastoralism）。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纯粹的游牧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是缺乏对游牧民族的深入了解而造成的。 回顾20世纪后期欧亚草原的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可以发现，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欧亚草原上的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的、分布于上述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相比较，进而确定这些史前遗存的性质。通过这些比较研究，他们认为这些史前居民主要是以牧业（pastoralism）为主、兼营采集和狩猎。早期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颜那亚（Yamnaya）文化存在传统意义的“游牧经济” （nomadic pastoralism），即不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或固定的地点之间的“移动式放牧”（mobile pastoralism），而是一个非固定的远距离游牧形式。部分研究者们进而将颜那亚文化归于这种传统意义的“游牧”民族的遗留。 这里，必须要提及哈扎诺夫（Anatoly M.Khazanov）及其著作《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作为长期从事欧亚草原史前田野考古的苏联考古学家，他较早接触和开展了对史前畜牧业、游牧部落遗存的研究，他一直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前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民族考古学”运用于研究之中。《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是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哈扎诺夫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世界范围现存的传统游牧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对游牧经济的具体运作，个体、家族和集体，社会关系，游牧社会的基本构成进行综合考察，还探究了这些游牧社会与当地现代国家管理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第二章讨论“游牧的起源”问题，颇有创新之处。 哈扎诺夫把游牧按所谓的从“纯粹的游牧”到“半定居的畜牧”划分成五大类。这是对游牧经济的一种比较全面、细致的概括和总结，尽管存在一些主观的因素，对进一步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现存的欧亚及非洲、美洲的游牧民族的深入观察后我们会发现，游牧活动是相当复杂的，很难将实际的游牧活动与这五大类别一一对应。个体牧民家庭在实际游牧活动时相当灵活，基本的游牧范围大都是固定在几个季节性牧场之间，或在这些季节性牧场中间的数个过渡性牧场之间移动。农业作为附属经济，只要条件允许几乎都存在于各个游牧社会之中，只不过其占有的比例随着各地所能拥有的耕地资源、气候条件多少不同而已。有时一家人会同时经营转场游牧和谷物种植等活动，即春天播种谷物、饲料草，然后妇女儿童留守、照顾谷物，男子则结伴转场去夏季牧场放牧。作为一种单一的经济形式，即所谓的纯粹的游牧经济有可能是存在的，特别是那些根本不具备像耕地、合适的气候等的农业种植所必要条件地区的人们，游牧兼营采集和狩猎会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这些地区的家庭或团体相对于其他具有一定农业种植地区的牧民来说，可称为纯粹的游牧人群。但作为一个多业并存、地域广阔的游牧社会来说，很难认为是个纯粹的游牧经济，或称之为纯粹的游牧社会。也就是说，包括哈扎诺夫在内的很多人类学家所寻找的那种“纯粹的游牧社会”（pure pastoralism society），即不存在农业种植的、完全以畜牧、游牧经济支撑的牧业社会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关于游牧经济起源的原因，包括中国北方畜牧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很多西方学者将其与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全球大范围气候的干冷变化相联系，认为正是这样的干冷变化导致了农业经济的锐减和畜牧的发生与发展。这种观点被钟焓所质疑，认为是受到“气候启动论”的影响。许多研究者认为环境变化导致了欧亚草原西部颜那亚文化的畜牧、游牧经济的产生，但事实是，同一地区内颜那亚文化也存在不间断的农业种植。中国北方公元前2000～前1000年很多地区经历过经济转型，畜牧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甚至超过农业经济， 也显示了与环境变化的密切关系。可以认为，这种农牧转换离开了气候和环境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对于欧亚草原以及中国北方这样一个广大区域的牧业、游牧的起源以及农牧业的转化，统统以环境变化来解释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了。而且，在大规模接受牧业之前，各地区无论自然环境抑或史前农牧业经济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例如，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Lavi）与吉林大学的同行们一起对辽河上游做了多年考古研究后发现，环境因素的确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非决定的力量。不论环境的作用如何，那些构成牧业特别是游牧业基本因素如羊、牛、马等，这些可以远距离移动的家畜以及当时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才是畜牧、游牧起源研究更应该重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