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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物的意识形态化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

摘要: 　　2020年10月30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0年秋季学期第三次研究生学术讲座在考古楼A座101教室如期举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以《物的意识形态化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为题，为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内容主要分为文物保用与文化遗产、从自然与文化双重适应看遗产、文博考古揭示的物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和遗产价值及 ...

　　2020年10月30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0年秋季学期第三次研究生学术讲座在考古楼A座101教室如期举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以《物的意识形态化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为题，为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内容主要分为文物保用与文化遗产、从自然与文化双重适应看遗产、文博考古揭示的物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和遗产价值及本体-信息-知识-价值的递进路径四个部分。

主讲人曹兵武老师

讲座开始，曹兵武老师首先指出文博考古从业者要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到位，文博考古实际上是处理人类遗产的学科。它不单指学术研究，更是一个全社会关心的大众事业，包括文化遗产普查、考古发掘、博物馆藏品研究乃至文创等多个方面。某种程度上，现在我们重新进入一个以多种理论方法从多维度读物的时代。观察客观世界的方式从用眼直接感受，到文字描述，再到现在多媒体多手段的认知，更多方法和技术的支撑丰富了我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人在读物的过程中，也赋予了物文化和价值上的意义。

什么是遗产？遗产自身是大自然和前人留给后人的，但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离不开人对它的认识发现并进行价值和意义的提炼。在《文物法》与《世界遗产公约》中，对文化遗产的表述基本是列举式的，譬如前者列举了一系列先人生活生产相关的遗迹遗物，而后者对文物的界定则强调了要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考古学对自己发现和研究的对象以及博物馆学对收藏、保存和展示传播的标准都有特定的认识；此外景观和近现代的民俗等退出实用功能的固化记忆也可算作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范围在扩张，对其的认识高度也在不断变化。从古代文人雅士喜好的古玩，到经科学研究和国家保护的文物，再到社会公众意识和自觉意识崛起后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人们认识的角度更加的多样化。这种变化使得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其与人的关系和社会关联性逐渐被考虑到。每个文化遗产相关学科都对文化遗产形成各自的学科范式，社会制度和配套的政策法规也对其进行了体制性建构。

其次，曹兵武老师追溯了物的意识形态化如何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奠定基础的过程。人与动物的区别体现在人自然与文化双重进化，人积累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并逐渐扩大文化的影响；在人的作用下，物从自然之物演化到文化之物。最初在狩猎采集阶段，人同与人产生交流的取食对象之间只是简单食物链的关系；后来人开始利用原材料和矿藏以制作和加工工具；最终在文化里面，人把整个世界所有对象都可以纳入认识和探索的范围，这构成了人的世界观。人的文化使得自然之物被人工加工、改造赋灵，比方说古人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天地皆为自然的，但人的认识使其变成了文化的时空观、宇宙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自然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一开始是积极的，但后期审美却误入歧途，如宋明以后的“丑石”、“病梅”，园林里的假山、太湖石等。人主观能动地探索、发现、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影响了文化遗产概念的拓展。在考古学中环境考古、考古遗存及其扩展得到关注；博物馆的内涵从处理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扩展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1970年《世界遗产公约》将人类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并列，强调了除了人工遗存，过去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与自然之物都应纳入到保护的范围中。这一过程中我们研究的工作对象在扩展，认识到文化的本质是客观世界的符号化和人化，而符号就有编码和解码问题，这体现在对世界的抽象化、概念化、符号化的处理上，代表性的有数学、语言文字和计算机程序等，考古发现的玉琮等祭器也印证了这一点。人自然的进化是生物基因的改变，而文化的进化是文化模因的演化，后者需要通过考古学和博物馆学来进一步挖掘它的价值和信息。

“病梅”和“丑石”

　　文博考古揭示了物的意识形态化过程。曹兵武老师从考古发现上回顾了从奥杜威类型石器、阿舍利类型石器等简单打制石器，到加工方式日趋复杂的磨制石器，再到涉及了更多复杂组合技术的陶器、铜器和铁器，人和物互动能力和互动方式发生演变，人对物的认识、加工和利用不断深化。早期人类在自身进化和扩散到全世界的同时，其心智也逐渐走向成熟，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在不断加强。伴随着人的进化，结合了实用属性和意识形态的物品也开始出现。考古学中符号、艺术品的发现，例如赭石涂画的发现、原始维纳斯像在广大地域的传播以及哥贝克利石阵造像这类大型祭祀遗迹的建设，这些艺术品与人的直接需求无关，而是反映了人们在加工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表达自我观念和自我认同的一种现象。或许在此基础上，智人逐渐发展和学习了语言，并借此获得了文化、社会组织的优势，从而击败了个体更为健壮的尼安德特人。

　　物之于人的意义也不再局限于作为手的延长和加持的实用工具，而是非实用的更为丰富的饰品、随葬品、礼品、祭品，乃至纪念品、商品、藏品和展品等，其所包含的信息和价值发生了改变。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一书中提出了以“整体性呈赠”为特征的“礼物经济”的概念，并举印第安人夸富宴为例，说明了这种破坏性消费的背后社会运转体系的作用。考古发现的随葬品也印证了这一点，凌家滩大墓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玉钺，其从实用器礼器到随葬品的过程中承载的含义发生了转变，暗示了墓主人作为王的社会地位；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丰富而又不同的随葬器物，可能由不同参加葬礼的人带来的，体现了礼尚往来的社会机制，蕴含的思想观念值得研究。文物经博物馆、收藏家之手变成藏品，其意义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人看待它的眼光和处理方法变化了，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去文物化”，即与之前的意义和功能进行切割，并按新的规范和要求转化；同时也要保护并记录其本体信息，即所谓“再文物化”。文物走进展览变成展品的变化，使得物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这要求人们需要从多维度重回读物的时代。

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中及其分析

　　从自然之物到藏品展品，物本身上了非常多的台阶。作为人发现、收藏、珍视、研究、保护和传承的遗产之物，自商周古墓出土的古物、汉武帝河间出鼎即有体现；到金石学、考古学、公共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等等，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需要最终形成为一种社会事业，和社会各方面建立新的联系。文物的价值已不局限于历史、科学、艺术等固有的本征价值，而是延伸出了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曹兵武老师最后讨论了遗产价值及本体-信息-知识-价值的递进路径。考古学中的研究从物出发，即对器物的研究，到研究行为、社会，探讨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再到讨论其精神内涵，这一过程中间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物的属性也符号化、信息化，经历了古玩-文物-遗产-资产的一系列变化。数字化、信息化与资产化，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它既是具体手段也是方法论指导。结合以往考古学的发展经验和当前的探索，考古学乃至文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做到古今一体，天人合一，中西合璧，万法同源，四海一家。曹兵武老师强调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要以价值认知为核心，为文物在当今与未来世界找到合理的安身立命，形成生态-业态-心态相匹配的文明形态；要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支撑，以遗产自觉为核心实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科技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出现的背景下，重识与重构物人关系，沿着物人关系、天人关系的脉络继续发展、继续融合。

　　简单回顾下文化价值，一共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其存在的价值，这要求让文化遗产尽可能“延年益寿”，尽管这需要让从业者们如讲座预告海报上的西西弗斯一样，明知道所保护的东西终将消失，仍要努力做好使其存在下去；其次要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这是完全地传达文物的信息的要求，特别是在信息时代这一点尤为关键；再次是其历史、科学、艺术三大本征价值，这是建立在真实、完整和系统提取信息的基础上的，是主客观相互互动的结果，对其的认识随着观察角度和高度的变化而改变；最后是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它超越了物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并用其背后的东西来影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说，文化价值是一个工程，是相关学科上升到文化层面的结果，这启发了我们在此基础和历史进程中认识文博考古学、事业的当下与未来意义。

　　在提问环节，曹兵武老师就同学们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物在意识形态变化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