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花开上山 流芳百越 ——钱塘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心路历程

摘要:  钱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河,因其曲折的走向也被形象地称为“之江”。钱塘江作为“天堑”,对浙江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具有直接的影响。钱塘江以南地区(以下统称浙南)西南高东北低,以山地丘陵为主,盆陵相间,干流基本都是东西向入海,入海口形成三角洲平原,穿缀在长长的海岸线上,形成多样的地貌单元,加之山丘阻隔,交通不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先秦时 ...

 钱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河,因其曲折的走向也被形象地称为“之江”。钱塘江作为“天堑”,对浙江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具有直接的影响。钱塘江以南地区(以下统称浙南)西南高东北低,以山地丘陵为主,盆陵相间,干流基本都是东西向入海,入海口形成三角洲平原,穿缀在长长的海岸线上,形成多样的地貌单元,加之山丘阻隔,交通不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先秦时期浙南地区的文化特质和文化格局。所以,从文化地理的角度,钱塘江是浙江远古时期重要的文化分界线。

浙南地区地形图

  (一)

  浙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是以河姆渡遗址的横空出世启幕的【1】。1973年,偶然的机会,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前所未见的陶器群、成熟的杆栏式建筑、发达的木骨工具与艺术品、数量惊人的稻米及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刷新了国人的认知,也颠覆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论”的偏见,表明长江流域也同时存在着发达的史前文化,而且是不同于北方的稻作农业文化。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杆栏式建筑

  之后,直到20世纪末,围绕河姆渡文化的探索,一直是浙南史前考古的核心内容。以1979年为界,河姆渡文化经历了由狭义【2】(河姆渡遗址三、四层为河姆渡文化)到广义【3】(河姆渡遗址一~四层均为河姆渡文化)的转变,由此,正式形成了以钱塘江为界,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并行发展的所谓“二元论”【4】。这一转变的核心学术结点是对河姆渡遗址二、三层文化差异性的不同理解。有两点背景需要强调:1、苏秉琦先生1977年提出了太湖—杭州湾古文化的区系概念,这对“二元观”的形成应该产生了理论启发;2、1979年冬,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从文化面貌和绝对年代上,确立了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存的存在,年代甚至早于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牟永抗先生说,“这是继河姆渡第二期发掘之后,我省以科研为目的的第二次主动发掘”【5】,目的不言而喻。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钱塘江两岸史前文化关系的理解上,纠结于河姆渡遗址二层是河姆渡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非此即彼,选择“用固化的空间去消解差异性”,对“两岸关系”的理解难免机械化。

  198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1979年成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成立了河姆渡文化课题组,目标有三:1、河姆渡文化的分布,2、河姆渡文化的后续文化,3、填补河姆渡文化二、三期之间的“缺环”【6】。这一课题将宁绍地区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推向高潮,发现和发掘了慈城慈湖(1988)、慈城小东门(1992)、奉化名山后(1989、1991)、象山塔山(1990、1993)、余姚鲞架山(1994)、鲻山(1996)等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大多集中在相当于河姆渡二层时期,分布大大突破了河姆渡遗址四层、三层遗存的区域范围。这充分说明,距今6000年之际的宁绍地区,不但发生了考古学文化的嬗变,在人口分布和空间拓展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其背景和原因当是马家浜文化的移民南下,开拓宁绍地区,这改变了宁绍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方向。基于这样的历史趋势,有学者提出了“塔山文化”的概念【7】,后河姆渡时代提出了“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8】、“名山后文化”【9】等概念,反映了这一时期思维和认识上的转变,“二元观”的机械性开始得到修正。正如蒋乐平所说,“只有动态地分析历史的发展过程,区系的划分才会真正切中考古学文化跳动的脉搏。”【10】

  (二)

跨湖桥遗址出土独木舟

  1990年,因萧山湘湖砖瓦厂取土,跨湖桥遗址得以发现并于当年进行了发掘【11】,将认知再一次带到更加分歧的十字路口。耳目一新的文化面貌,刺激着考古人的神经,当距今8000多年的测年数据摆在眼前,学界却没有了当年河姆渡发现时的热闹,而是一片静寂。但在我所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年代问题,尽管第一期发掘简报对遗址8000年的测定结果持肯定的态度,但跨湖桥遗址还是在砖瓦厂的推土机下被吞噬殆尽,而且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复杂的原因【12】。

  在论述跨湖桥的第二次发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它重启发掘的背景。

  1999年,诸暨楼家桥遗址发掘,其早期地层发现了河姆渡文化典型的有脊陶釜,年代约距今6500年。与有脊釜共存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柱状鼎足,鼎与釜的共存,强烈地刺激了发掘主持者蒋乐平的神经,因此,他于2000年启动了“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研究”这一课题,目的就是试图从边缘空间突破“二元论”。稽山路长,浦江水曲,一扇通向深远上古的窗口从此被打开,千禧之年,浙江考古也迎来了新纪元。这次考古调查,不但“重逢”了绝境中的跨湖桥,而且凿开了万年洪荒,发现了上山遗址,命名了“上山文化”。

  2001年5月23日,跨湖桥遗址重启发掘,挖掘范围虽然仅是残存的一角,却收获颇丰。2002年3月召开了“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会议上,北京大学公布的跨湖桥遗址测年结果与1990年的测年数据一致,但对年代的质疑仍是这次会议最为根本的分歧。蒋乐平认为,“表面上看这只是对测年数据不信任,碳十四测年确会出现误差,但更本质的原因,是跨湖桥遗址偏离了原来设定的新石器文化轨道”。尽管如此,之后,发掘者还是坚定地提出了“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学界对跨湖桥年代的谨慎和质疑,归根结底是因为进化论思想的根深蒂固,但随后上山遗址的发现从另一个方向打通了这一认知障碍。

上山遗址发掘场景

  跨湖桥年代还未达成共识,接着又发掘了嵊州小黄山遗址【13】(2005)和浦江上山遗址【14】(2006),这两个遗址都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层叠压在一种以红陶为特征,大口盆和双耳罐为基本组合的文化类型之上,前所未见,且后者测年距今约11000-8500年,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因此,“上山文化”被立即命名并被学界广泛接受。此外,在上山遗址还发现了河姆渡文化时期遗存叠压在跨湖桥文化类型之上的地层证据,至此,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关系也确立了下来。

  跨湖桥遗址就像它曾经遭受的海侵那样,永远地消失在湘湖,但它终于不再漂泊,在钱塘江文明进程的座标上找到了真实存在的“家”。与跨湖桥遗址相比,上山遗址是幸运的,它没有在质疑声中的漫长等待,重见天日便是“花开上山”。因为有了跨湖桥的“坎坷”铺垫,人们才更容易接受万年的上山,反过来,上山也对跨湖桥的年代做出了击鼓传花式的支持。

  茫茫古史,一梦万年,真是始料未及,兴奋的考古学家,彻底甩脱了早年的羁绊,又先后开展了“曹娥江流域史前文化遗址专题考古调查”和“金衢盆地史前文化遗址考古专题调查”,一批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时期的遗址破土而出,东南地区新石器早期的世界在浙江中部的丘陵盆地豁然打开。2008年以后,金衢地区陆续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灵江流域也有新的发现,截止到目前,上山文化遗址已达20处,这些遗址大多是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的重叠型遗址,为探索这两个文化的分布及传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上山文化遗址群分布情况

  尽管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序列已无可置疑,但三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及各文化内部的结构关系继而成为考古学家首先需要面对和探索的问题。新近发掘的余姚井头山遗址就是追寻河姆渡文化源头和跨湖桥时期区域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突破。这是浙江首次发现史前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史前贝丘遗址,年代距今7800~8300年。井头山遗址发掘主持人孙国平认为,从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编织工艺等方面看,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这一发现不但再次证实了浙南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而且还暗示现在的大陆架上和沿海地区海平面数米以下深处可能还存在若干跨湖桥时期或更早的遗址,这对今后的考古工作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余姚井头山遗址发掘场景

  (三)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点亮了宁绍平原,但广大的浙南其他地区则依旧笼罩在晦暗之中,相比于宁绍平原和浙中丘陵的层层推进,浙南其他地区的考古进展则步履蹒跚。1978~1979年,牟永抗先生对江山南区进行了古遗址和古墓葬的调查,创造性地构建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文化序列【15】,堪称浙西南考古筚路蓝缕的工作,这也是河姆渡遗址发现后,浙南地区最早跳出宁绍平原的探索。1980年,又在浙西开化县发现了十里铺和双溪口两处遗址。牟永抗认为:浙西南的金衢盆地可能有另一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五十年代调查的温州瑞安山前山遗址,面貌和金衢盆地有差别,可能又是一种新的类型【16】。说明牟先生已经意识到浙南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1997年,在浙西南的仙霞山岭,发现了遂昌好川墓地,清理了一批等级较高、文化面貌独特的墓葬,命名为“好川文化”【17】。由此,我们得以管窥浙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历史真容。但遗憾的是,之后的20年,仙霞寻踪,瓯江溯源,除了瓯江下游的温州老鼠山遗址【18】(后改名曹湾山遗址),我们基本上是“颗粒无收”,研究上也进展不大。

  2018年,通过江山山崖尾、缙云陇东、温州屿儿山等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好川文化研究的多项空白,特别重要的是,不但首次获取了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数据,还发现了好川文化形成之前的土著文化遗存的线索,测年距今4800~5000年,年代上限、下限都还有向两端扩展的可能【19】。这一类遗存在江山姜家、金华青阳山、福建长汀麻坡岗等遗址均有分布,随着资料的积累,应该可以命名为新的考古学文化。

  近些年,灵江流域的台州地区发掘了仙居下汤、临海峙山头、路桥灵山等遗址,证明这一流域也是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今年年初,我们对灵江下游台州湾地区先秦遗址进行了初步的摸底调查,结果表明,这一区域至迟从河姆渡文化晚期以来,到商周时期,一直都有重要的聚落群分布,有望建立灵江下游的先秦文化序列。从目前的情况判断,灵江是浙南一条重要的史前文化分水岭。灵江以南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明确早于好川文化的遗存。

遂昌好川墓地

  进入21世纪后,浙南史前考古的另一项突破是钱塘江南侧谷地先后发掘了浦江阔塘山背(2005)、桐庐方家洲(2010-2011)、小青龙(2011-2012)【20】、城堂岗(2016)、富阳瓦窑里(2018~2020)等遗址,建立了这一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的年代序列。通过上述几个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的对比,最大的启示是:各遗址文化面貌个性鲜明,不仅反映了文化交流存在多种的路径和网络,也反映了文化交流方式和融合方式的多样性。这也充分说明,历史是具体的,鲜活的。

  宁绍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近些年也颇为活跃,发掘了北仑大榭、镇海鱼山、乌龟山、奉化何家、下王渡等一批遗址,年代集中在河姆渡文化晚末期—钱山漾文化时期,这些遗址的发掘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聚落与社会的认识,展现了该地区河姆渡文化晚期以来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一时期钱塘江两岸的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出版的浙南史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四)

  回顾浙南史前考古的历程,犹如钱塘潮起,奔涌向前,一次次激荡起新的高度。考古学家在历史的河流中,溯源而上,只为看见源头的风景和历史的血脉。从钱塘江南北“二元论”的建构与突破到跨湖桥文化的求索,再到上山文化的惊世发现,考古学家在怀疑与批判中,慎思明辨、孜孜寻求,在茫茫的古史大地上写下了刷新人类认知的新篇章,这是考古学家启示来者最宝贵的精神动力。

  考古学的探索过程,是发现与认知交互作用的过程,发现启迪认知,认知引领发现,共同编织着通往历史真实的道路。因此,考古学的历程具有特殊的偶然性,不仅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而且探索的过程与结果也因认识主体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剧本。浙南史前考古史上,萧山跨湖桥与仙居下汤都是可以改变学术史路径的遗址,两者都因年代认识的滞后性等主客观原因而导致了浙江考古路径与方向的转变。历史不可以改写,但本可以改写,个中得失,来者可鉴。

  下面重点谈谈对“二元论”的理解。

  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二元论”构建了钱塘江南北史前文化各有源头、并行发展的历史图景(本文且将此“二元论”称为狭义的“二元论”)。蒋乐平曾对其形成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21】。从当时占有的材料去理解,狭义的“二元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存在”,它以宁绍平原对标杭嘉湖平原,但当时浙南的史前考古工作在空间上和年代轴线上都尚未展开,这就决定了它的“广度、深度和兼容性”的不够,因此,“二元论”的解构只是时间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宁波地区发掘的一系列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跨湖桥遗址、楼家桥遗址分别从文化属性、时间、空间等多种维度解构了狭义的“二元论”,并且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好川文化的发现将浙南的史前认识体系引领到更加纵深和开放的历史语境。在这一新的语境下,蒋乐平试图重构东南地区的认识体系,他的核心思想是:从距今7000年或更早的年代开始,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着一种自北向南扩张的文化势力,这股势力与南部土著文化发生了对峙与碰撞,河姆渡文化的诞生,可能是以跨湖桥为代表的土著文化接受北方顺山集文化类型影响的产物。之后,在河姆渡二层遗存中,退守到钱塘江南部的土著文化势力继续受到跨江而来的北方文化的压迫,从而改变了宁绍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有必要修正为“以钱塘江—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将“钱塘江”和“太湖”视为一种区域文化现象的连续体【22】。

  “以钱塘江—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的视角和格局,超越了狭隘的区域观念。这里需要强调以下两点:

  1、钱塘江南域已经构建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序列,目前,我们倾向于三者之间是直接、主要的传承关系,尽管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但并不影响钱塘江南域的土著传统。即便到了河姆渡遗址二层阶段,钱塘江南北两岸的史前文化逐渐合流,浙南内部的文化传统受到很大的冲击和稀释,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碎片化,但浙南一些特有的文化基因从未弱隐或消失,它的聚落、社会、习俗等许多方面仍有自己的延续性。

  2、环太湖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明确早于7000年的史前文化遗存,马家浜时期,太湖东西两岸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学者将太湖西岸的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存命名为“骆驼墩文化”【23】,它与江淮地区、宁镇地区古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太湖东部地区的圜底釜系统可能更多的是受到北方后李文化的影响。因此,环太湖地区早期文化具有不同的源头,之后的发展道路与文化特质与浙南地区也不尽相同。

  因此,从文化的原生性和文化区域传统的角度看,钱塘江仍然具有钱塘南域与太湖地区文化界标的意义,这并不是机械的区域划分,与宏大场景的历史叙事也并不矛盾。

  跳出上述的理论和遐想,回到田野,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新的任务,首要的仍然是建立和完善浙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目前,除了宁绍地区和钱塘江南岸谷地,浙南其他地区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早中期阶段的文化序列大都尚未建立起来,这直接影响到对浙南史前历史及与周边关系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深耕田野,完善谱系,全方位地重建和复原各考古学文化的社会,阐明浙南文明化进程的道路和特点,最终落脚点是探索先越文化、越文化的史前基础,这将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

  (谨以此文纪念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方向明、郑嘉励、时萧三位先生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致谢!文中表述如有不妥,文责自负)

  注释: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3】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刘军:《河姆渡文化再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楼家桥、阔塘山背、尖山湾》,文物出版社,2010年。【5】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6】河姆渡文化课题组:《二十年来河姆渡文化的认识与探索》,《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1979~1999)》,西泠印社,1999年。

  【7】 蒋乐平:《塔山下层墓地与塔山文化》,《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

  【8】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9】丁品:《钱塘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关系初论》,《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1979~1999)》,西泠印社,1999年。

  【10】蒋乐平:《跨湖桥文化研究》第238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7年。

  【12】方向明:《我参加的1990年跨湖桥遗址发掘》,林华东、任关甫主编《跨湖桥文化论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出版社,2005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浦江上山》,文物出版社,2016年。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江山县文管会:《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16】牟永抗:《钱塘江以南的古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18】王海明:《温州老鼠山遗址——好川文化在瓯江下游地区的重要发现》,《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

  【19】仲召兵、刘团徽:《近十年钱塘江以南地区史前考古的进展与思考》,《南方文物》2021年待刊。

  【2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博物馆:《小青龙》,文物出版社,2017年。

  【2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楼家桥、阔塘山背、尖山湾》,文物出版社,2010年

  【22】 蒋乐平:《跨湖桥文化研究》第238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钱塘江史前文明史纲要》,《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23】林留根:《骆驼墩文化初论》,《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图文转自:“浙江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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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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