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11月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研讨会在浦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围绕万年上山的种种世界级课题，晒出了上山文化考古、稻作农业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一天的头脑风暴，是一场万年发现之旅、研究之旅。大家讨论的，不是眼前的事儿，而是一万年前的事，稻作的事，源头的事。（一）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为 ...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11月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研讨会在浦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围绕万年上山的种种世界级课题，晒出了上山文化考古、稻作农业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一天的头脑风暴，是一场万年发现之旅、研究之旅。大家讨论的，不是眼前的事儿，而是一万年前的事，稻作的事，源头的事。

（一）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为上山会议特别录制了视频。他说，上山是世界级的：“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彩陶世界第一，两个世界第一，这样的遗址，当然有资格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赞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第一次来上山遗址，“有一种朝圣的心境，我觉得真正要开始思考苏秉琦先生说的万年文明起步的问题——在8000年以前，我们的文明达到的发达程度，思考文明的根系，早期文化之间的交流。而这些刷新我们认知的发现，我觉得应该感谢持续探索20多年的蒋乐平先生。他面对夕阳做一个考古人的独白，并不孤独，我们在千里之外关注你的工作，随你上了一座桥，上了一座山，我们都愿意跟你一起万年行旅，为有你这样的同行感到自豪。”

李新伟的开场白，引出了上山的“男主角”蒋乐平先生，他做了《发现与探索——上山文化考古二十年概述》，这些关于上山考古的基本款，大家可以复习：一万年，稻可道

而针对稻作起源问题，我们看蒋乐平敲黑板——

上山的稻谷遗存（大植物和植硅体）提供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驯化初始证据。

上山文化遗址群作为长江流域最早旷野遗址群，从一开始就出现密集的稻作证据，对探索人类走出洞穴和稻作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证模式。

上山文化所发现的多样性植物遗存说明，稻作起源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而非资源短缺地带。上山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比性材料。

上山文化的研究是多学科研究的成果，比如，10000年前，上山人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什么样的？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林舟，就为大家讲了上山文化遗址分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目前，浙江省发现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上山文化遗址共19处，它们普遍分布在浙江中南部低山丘陵之间的河流盆地，其中以金衢盆地最为密集。林舟介绍了金衢盆地的古地貌、气候、水系、植被种类等。

比如，一万年前的钱塘江流域和现在不同，有着35-40米的升降变化，一万年前的钱塘江流域更大，太湖有一部分还在钱塘江流域里面。这种变化对金衢盆地的地形有影响吗？林舟团队做了计算。“之前金衢盆地离海岸线有200公里的长度，但海平面的升降，对它没有特别大的变动，特别是10000年来，大的变动几乎没有，很一致。”

林舟团队还对义乌桥头遗址做了剖面研究，发现至少在3.1万年、8000年、6200千年前，以及4000年前，经历了多期洪水或碎屑流事件。

看看她的结论——

结合全新世气候变化背景，全新世早期气候上升，上山文化选址于钱塘江上游盆地中腹部的河流阶地、台地之上，远离干流、靠近支流，地势开阔平坦，适宜居住和稻作农耕，既能够防御洪水灾害，又有丰富的水源；同时，后方流域地势和缓，水系发育成熟，适宜进行采集、打猎。上山文化遗址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对它的土地资源状况和水土条件，以至生业模式等都有可能产生影响作用。

（二）

这次研讨会上，最重要的探讨主题，就是上山文化和稻作农业起源。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稻谷供给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人群。农业起源，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关于水稻起源研究现状，考古学认为，长江下游是寻找水稻起源的关键地区。

中国社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员吕厚远说，一万年的水稻考古遗址，有明确水稻测年层位、且公开发表的，目前只有两处，一处是江西仙人洞遗址，另一个就是浙江上山遗址。

但是，关于早期水稻起源的证据，学界过去一直还有很多疑问。比如，缺少大于8000年能够直接测年的水稻炭化种子或者其他植物遗存材料。“人们怀疑，上山遗址早期10000-12000年测年结果，是用夹炭陶测的，会不会有老碳影响？”

另外，就是缺少鉴定标准。如何鉴定大植物和微体植物化石是野生还是驯化水稻，缺少鉴定方法。

此外，还缺少对上山文化水稻时、空演化分布的研究。比如，上山文化最早的第8文化层，不仅缺少水稻炭化种子、也缺少定年材料，如何从第8文化层中找到水稻化石、鉴定是野生还是驯化，且确定年龄，是研究水稻驯化的关键节点。另外新发现的19处上山文化遗址，也缺少系统分析。

吕厚远认为，上山文化稻作起源深入研究，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如何从缺少水稻炭化种子早期地层中，发现水稻存在的证据，并鉴定它是野生的，还是驯化（鉴定技术）。第二件事，如何针对缺少植物遗存测年材料的地层，解决测年问题（定年方法）。第三件事，如何建立水稻驯化-传播的时空分布过程（演化模式）。

这些年，专家们就在做这三件事。吕厚远向大家展示了一些数据和结果——

团队在上山遗址第8文化层，发现了1万年前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什么意思？第8文化层测过植硅体鱼鳞纹饰的数量，和野生稻存在明显较大的差别，这说明，它已经处于驯化过程中。

再看测年。第8文化层中部的植硅体测年数据，距今9400年。根据驯化速率和测年层位，推测水稻开始驯化时间，应该达到或早于距今1万年。

而湖西遗址水稻小穗轴的证据，也说明水稻驯化至少开始于9000年前，甚至追溯到10000年前。

这就可以证实，上山人在距今1万年前后，最早开始了水稻的利用和驯化。

《考古学》等国际杂志这样评价：1万年前，水稻在中国最早开始被驯化。

（三）

新材料和新发现，可以验证我们原有的观点，也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认识。

从考古学的角度讲，研究农业起源有两个关键的学术基础，一个是可靠的鉴定标准，也就是说，在方法上能有效区分出野生稻和驯化稻——炭化遗存（大植物）。目前可靠的标准，是通过小穗轴的形态来判断。另一个，是要有充分的研究材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体制研究员、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振华，这次就报告了关于上山文化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新进展。北大团队配合义乌桥头遗址的新发现，对系统采样获得的植物遗存，正在进行专门的研究分析，借此机会，为大家分享了这项“进行中”的新材料和新认识。

很有意思，邓振华说，目前为止，国内早于距今距今9000年的稻属资源利用证据，仅见于上山文化遗址。而刚才吕厚远老师认为有两处，另一处是江西仙人洞遗址。“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我比较保守，仙人洞遗址以后还可以再做工作。”邓老师笑。

“到目前为止，上山是我们探索稻作文明起源研究最早的一个区域，从这个意义上，它在稻作文明农业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那么，目前我们有哪些证据？上山文化目前发现的19个遗址中，只有两个遗址——上山遗址和湖西遗址出土了水稻相关遗存，上山遗址发现了2粒稻米，湖西遗址多一点，但也只发现了7粒稻米，以及126个小穗轴。

这些还不够说明问题。

“因为证据的缺失，很多我们是无法讨论的。不管是小穗轴，还是扇形体的分析，都是基于统计，对于群体特征的把握，不能简单地说一个单粒的水稻，或者说单粒的扇形体，或者单粒小穗轴到底是野生还是驯化。所以，数据的多少是关键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于上山稻作起源研究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考虑，北大团队在桥头遗址大量取样，选取了多个位置和序列，每个单位尽量多采集，在浮选方法的细节也做了改进，尽量让所有的植物遗存都不漏掉。

“结果是很吃惊的。”邓老师说。

取样研究后发现，桥头遗址的植物遗存整体非常丰富，在已经完成的样品中，发现了近30种植物遗存，目前已经鉴定统计了近2万个植物种子/果实残片。其中，上山文化时期大约占三分之二，另外还有5000多个是属于桥头遗址跨湖桥文化时期的。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稻子是否驯化的问题。

所以团队对穗轴的落粒性特征做了初步分类统计，结果从比例上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在房址F1的这三层堆积里，驯化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其实是野生稻。第二类以土台第五层，即比较靠下的堆积为代表，驯化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第三类是从土台堆积第四层开始，驯化特征的穗轴有百分之八十多，将近百分之九十了，至此之后，大部分样品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作物驯化，到底是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还是缓慢的过程？

“我们低估了稻作农业的复杂性，在上山这个区域，可能这么早就驯化了，野生稻和驯化稻之间很容易渗透。桥头的样品给了我们一些激动人心的结果，上山时期可能比较早完成了驯化过程，但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认识到驯化过程的复杂性，给我们的后续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在其他上山文化遗址做更多研究，去解释这些问题。

邓振华团队还研究了稻米的粒型，野生和驯化有没有不同？是一个瘦，另一个胖吗？

“桥头遗址发现了上山和跨湖桥两个时期的稻米，上山时期可测量的稻米绝大多数来自于接近野生性状的房址F1中，跨湖桥时期的稻米以同层位出土穗轴来判断毫无疑问是驯化形态。然而从整体粒形上比较，这两类稻米在尺寸和形态上的差别并不明显。同晚期其他遗址相比，桥头出土的稻米总体上是略小一些的。但是因为稻米粒型很丰富，长短变化往往不是判断驯化与否的主要标准，整体上看，桥头稻米在宽度和厚度上也都同比例的要比晚期的粒形小很多，也就是说，不管是否驯化，桥头稻米在粒形尺寸上都还是比较原始的状态，这也提醒我们驯化过程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是目前对桥头遗址稻作农业的基本认识。”

与其说提出新信息新进展多，不如说，新问题越来越多。这才是有趣的地方。

“距今8000年前，真正能形成遗址群的，只有上山文化，从桥头的发现来看，当时的聚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化，这一套东西本身已经超过了我们对新石器早期文化发展的认识，从整个角度能更好理解上山稻作文化的重要性，我觉得它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最早，是探索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当地已经在这样一个生业经济的模式上，发展出了相当复杂的一个社会。”邓振华说。

如果以上这些研究过程你觉得有些复杂，不容易理解，那么我们粗暴一点，直接看结论。对于上山稻作的新材料带来的初步认识——邓振华总结了三点——

桥头遗址首次发现了大量上山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为我们探索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是一项新的突破，也是推进上山文化稻作起源研究的一个新契机。

而上山出土植物遗存的组合显示，稻作农业很可能已经在上山文化中期的生业经济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林地资源和水生资源的利用程度或许已经比较低。这一现象和它所处生态位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团队对稻属小穗轴形态的鉴定和统计表明，水稻驯化或许在距今9000年前后迅速完整，粒型的变化则相对滞后，可能需要就此重新解读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和模式，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四）

除了老牌的浦江上山遗址，新“上位”的义乌桥头遗址，其实还有一只潜力肥肉，就是仙居下汤遗址，它已经列入明年申报的主动性考古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仲召兵解读了下汤遗址的收获、认识和展望。

在目前已经发现的所有上山文化遗址中，保存最完整的，就是下汤遗址。它的遗迹现象丰富，是了解早期农业社会的珍贵样本。尤其是“四叠层”——发现了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好川四阶段依次叠压，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遗址里就可以看到齐整的几代人，年代跨度大，序列清楚，是钱塘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标尺，有助于我们探索区域文化演变、手工业技术发展、生业经济变迁、环境变迁等方面的内容。

所以，下汤遗址是上山文化的新类型。仲召兵说，接下来，遗址向北部的外围环壕的结构，需要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很想突破的一点，就是外围做进一步的钻探，找一下这个时期的水稻田。我们做过初步钻探，心里有底，我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有信息。”此外，也在筹备遗址公园的建设，对村庄进行搬迁，复原遗址的原始环境。

一个上午，关于稻作农业的新干货，连植物考古研究的大咖、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先生都很惊叹。

“吕厚远老师和邓振华老师的新发现和新研究，给我很深的印象。8000年是一个转折点，把中国南方所有新石器时代加在一起，你会发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遗址数量突然增加，面积突然增加，文化面貌突然完善，稻作农业比较完善的资料都在8000年前后发现，8000年是新石器时代的突发转折。而邓振华老师的研究是我们稻作起源的一个新课题，突然加速发展是否和栽培稻的驯化，稻作农业的驯化有密切联系？我自己也觉得收获很大。”

赵志军讲了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他说，农业起源研究有两个新问题：驯化，到底是人工产品还是进化结果？“跟我们人的关系，是不是那么大？”农业社会的形成，是革命性突变，还是渐进式的演变？“农业迹象明明已经出现了，但是经济形态还是采集狩猎，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什么是耕作？

耕作，是人类为了利于植物的生长而采取的各种行为，比如平整土地、播种、除草、灌溉等。所以，这些行为都将影响到植物进化的趋向和速率。

通俗说，人一旦开始做这些事情，就影响到了植物自然的进化，但请注意，这不是人类有意识的驯化，只是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目的是提高植物的产量，“他们不是像袁隆平先生一样改变植物的生物特性和形态特征。因此这些最初被耕种的作物，可能在形态乃至生物特征上，依然属于野生的。”

总结一下，耕种不是驯化，那么驯化又是什么？

驯化，是指动物或者植物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特殊进化过程。既然是进化，它的生物特征和形态特征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

因此，栽培作物的驯化，和农业社会的形成，我们要分开讨论。

赵志军说，他想从农业起源的角度来讲上山文化。

“只有上山遗址具备了所有早期农耕生产的考古证据，只有上山遗址可以从农业起源的角度来探讨稻作农业起源问题。为什么？因为上山有定居生活，出土了稻米，还发现了水稻的利用、耕作工具等。”

赵志军对于上山文化和稻作起源的关系，提出了以下结论，关键词：起点。

一万年的上山人的采集狩猎活动，包括了对遗址周边自然生产的野生稻资源的利用。为了获得更多的野生稻资源，上山古代先民开始实施耕种行为，例如改良土壤、集中播种、定居守护、按季节收获等等。

耕作行为和定居生活方式，是栽培稻驯化的前提，更是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的前提。因此，上山文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稻作农业社会形成过程的起点。

起源于中国的稻作农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了特有的稻作农业体系，包括农耕生产技术、谷物加工方式和蒸煮粒食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承。这种体系也许称作“稻作文化”甚至“稻作文明”。

因此，上山文化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起点之一。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卫红说，此时，我们可以回望田野考古和陶器的研究，丰富上山文化的内涵。

“我看了陶器后在想，作为大上山文化，是否有地域性的差异？我觉得可以做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下汤遗址和上山遗址有没有差异，和小黄山遗址呢？”他提到彩陶工艺，陶器上的红衣特意留白，刷了一半或者一大半，有的在圈足那块也留白了，“这些都是可以问一问为什么的。红衣只刷肩部，还有些小戳印，我觉得是打稿子用的，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丰富上山文化的具体内涵。”吴卫红也很关心遗址公园的建设，建议“淡妆”，要让观众看懂，不止是为了证明“它是真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周振宇，长期在南方做万年以上洞穴遗址的研究，他认为，上山文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全面性，二是特殊性。

“这个时间段出现了最早的墓葬，发达的制陶技术，稻作农业和定居，全面性很强。还有特殊性，放眼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在这个时间段，上山遗址的文化面貌超出了它的时代。正因为它的重要性，感觉像横空出世，我觉得将来要做更加全面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始。很重要的，还有溯源的问题。我们最近在福建做工作，尤其是浙南地区和福建之间是否有扩散和互动，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要方向，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交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说，上山文化的稻作农业有两个普遍性。

目前为止19个遗址中都可能发现水稻遗存，代表就是上山遗址。水稻在当时的食物生产中有重要地位。

第二个普遍性，水稻在一个遗址中有普遍性，在各种遗迹，石磨盘、灰坑里也有普遍性。我们在下汤遗址做了工作，100多个灰坑里90%以上都发现水稻遗存，人对水稻的利用率很高，出土概率高，在食物中存在的比例高。在上山，水稻得到了普遍的利用。那么，水稻到底起源在哪里？

我想，资料在不断积累，水稻起源的多样性和多种性的问题，上山的工作已经很深入了，以后获取的证据会越来越多，上山文化作为水稻起源地，是没问题的。以后的工作中会增加它的证据。很多人会问，有这么早吗？我们的水稻在8000年前已经传到了山东，我们的水稻遗存1万年毫不奇怪。

我们已经发现炭化米、小穗轴、植硅体。那么，栽培的地方在哪里？也就是说，农耕遗迹在哪里？关于稻作起源的考古工作，已经列入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永康湖西遗址，仙居下汤遗址，应该就是突破点。在下汤遗址中，我已经做了植硅体分析，真是不敢相信，整个地层中都铺满了水稻植硅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海明说，浦江县委县政府一直以来支持蒋乐平的工作，我们很感谢。上山遗址发现后，我在文章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它盘活了浙江史前文化的格局。我觉得，现在要说盘清——活是活了，清楚了没有？我们还有漫长的工作要做。我们的上山文化到了哪里，可以回答。但我还不可以回答边界在哪里，我们会努力的。

“我要向蒋乐平先生表达敬意，向还在考古第一线的同行致敬。”考古学家王明达先生依旧激情满满。他提到了大口盆的用途。

“炊器是什么？不烧是没法吃的，怎么没发现炊器？我们知道，玉米糊贴饼子，贴在锅的一圈。大口盆，是不是可以改成大口锅？浙江好多地区有米粉的加工，主要是做米线，又好储存。炊器的问题，值得考虑。”

“刚才郑云飞先生说，植硅体在上山文化遗址里到处都有，那么，这么多的石磨盘，橡子、菱角，很可能是石磨盘磨的混合粉。”

“成立上山文化联盟，非常好。兰溪是不是再补充进来？万年联盟要成立，但是，万年联盟的界限是什么？好多省都没有万年遗址。另外，良渚可以进吗？”

（五）

“这两天的学术活动，深刻体会到考古工作的意义更加明确。这次会议是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其实我们可以提炼出我们这项考古工作独特的工作模式：坚守田野，面向社会，实事求是。另外，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关爱考古工作——不仅是考古工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这样总结。

最后，中国考古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先生做了学术总结——

我清楚地记得，上山遗址刚发现后，我当时在杭州，蒋乐平跑到宾馆里，拿了一个圆陶片，破成两半，里面有稻，他说年代恐怕很早。我当时还很保守，有这么早吗？后来才知道了上山文化的初步面貌。稻作的发现，都是大课题，我们研究界着力甚多，我觉得今天已经弄的比较清楚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在开展，今天，我们对上山已经有了一个总体的印象——

上山不光是稻作的起源，更是稻作文化、农业文化、农业社会的开始，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大事。

水稻的耕作是社会生产力领域的事，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的出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然后一步步的复杂化、文明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了跨湖桥、河姆渡、良渚文化，到今天，我们一步步走来，这是一个起点。

这个起点，正如严文明先生高度概括的“远古中华第一村”，这个第一村，不光是稻作农业的，是历史的开端，是历史阶段的开创，我非常赞同先生的评价，这是上山文化的学术意义、学术价值所在。

上山文化的研究要有一个大格局。它之于中国历史有如此大的意义，同时，也要考虑怎么往下联系。

我经常说，新石器考古有两大课题，开始的时候是农业产生，农业起源的问题，结束的时候，就是文明起源的问题。按照柴尔德的说法，就是农业革命和城市发生，这不是一天完成的，各有长期的过程。上山文化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应该是社会的研究，首先体现在聚落里。比如一个村落，一个社会单位，到底有多少人，我们要研究人的日常行为，生产行为，生老病死，习俗习惯，乃至社会组织。这一套东西，首先在聚落里，集中在遗址上完成。因此，下一步的工作，我强烈建议重点转到聚落的田野考古和研究上。

所以，一旦进入到这一研究中，就是漫长的功夫期了，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过程，必须要得到支持。

我要对20年来上山遗址的发现研究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为上山文化的研究奉献了20年学术生命的蒋乐平先生，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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