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具体体现为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交流日益繁荣，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学科体系日益完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扩大。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从史前到明清各个时期都有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呈现。单从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就能略窥一斑。

　　旧石器时代

　　泥河湾盆地和秦岭一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仍是重点地 区。从早期人类出现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均有重要考古发现，陕西蓝田发现的距今约212万年的旧石器制品，把中国 早期人类的活动记录推到200万年以前。广东英德青塘遗址和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都属于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青塘遗 址的考古发现是华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遗址出土的石器沿袭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的石器制作工艺传统，对于东亚、东南亚史前人类与文化发展，探讨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均有重要意义，为支持中国学者坚持的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的观点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我国西北地区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领域重要发现最突出的地区。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西藏尼阿底遗址和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溶洞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 的历史由距今4万年提早至距今16万年前。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发现的这些早期人类，对于探讨亚欧大陆东西两侧 早期人类的基因交流、演化、人群迁徙、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近五年发表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果（包括考古简报及研究论文）总计发表约有六七百篇。田野报告、研究专著及文集等出版10余部。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新石器时代

　　“十三五”期间，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领域获得若干重要发现。在黑龙江省饶河小南山遗址再次发掘出土了不晚于距今1.3 万年的陶器，是我国北方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遗址发现的积石墓葬中出土了距今 9000 年前的玉器，包括玦、管、环等，是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玉器群。在贵州牛坡洞遗址，发现了距今万年左右的蹲踞葬，出土了细石器和陶器，为研究新旧石器过渡提供了新资料。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围沟聚落。聚落内发现怀抱陶罐，侧身屈肢的墓葬是迄今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中出土造型精美，制作精致，表面施红陶衣的陶器。部分陶器表面用白色绘出太阳和短线文构成图案。把我国史前彩陶出现的年代向前提早了近2000年。这几处遗址的考古发现，昭示出距今万年前后，我们中华先民们创造的文化的丰富和发达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原来的认识。

　　距今60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在陕西高陵杨官寨围沟聚落发现了庙底沟文化的大型公共墓地，填补了庙底沟文化公共墓地的空白。墓地中墓葬的规模有大小之别，但均少见随葬品。自2016年开始，在河南中部开展的大规模调查和重点发掘取得显著成果。郑州地区发现距今5300年的多座面积在 100到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遗址。其中以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规模最大。遗址现存面积 117 万平方米，由三道宽大围壕环绕，防御色彩浓厚。在内壕之内北半部，为总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数座单体面积100至20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建筑纵向成行，横向成排，显示出当时已经具有布局规划。聚落内发现两处将数个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放在地面的遗迹，此前在荥阳青台遗址也有发现，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有了对北斗星的特别关注。双槐树遗址出土了用兽牙制成的蚕形饰。青台遗址出土了丝织品。结合以前曾出土过蚕茧，表明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开始了养蚕缫丝。双槐树遗址聚落内发现三处公共墓地，墓葬排列有序，但墓葬规模有大小之别，无论是大小墓，都基本上不见随葬品，与杨官寨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的墓葬相同，也许是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时期墓葬的特色。究其原因，是当时没有厚葬的习俗，还是社会没有出现显著的贫富分化，有待探讨。与双槐树遗址年代相近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地，则贫富分化十分明显。大型墓葬中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和十余件制作精致的陶器，同墓地的小墓则只随葬少量陶器，反映出当时海岱地区社会的贫富贵贱的分化已十分严重；良渚遗址大型水利设施的确认，与此前确认的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620万平方米外城的修建，彰显了当时王权具备了组织动员大量人力从事大规模工程的能力，是良渚社会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良渚遗址于2019年成功申遗，成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实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中修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谭家岭古城、印信台大型祭祀遗存、三房湾制陶作坊的发现，丰富了对该城址内涵的认识。湖北沙洋城河贫富分化明显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河南南阳小黄山遗址仰韶文化大型制玉作坊、河南淮阳平粮台具有中轴线的城址、山东日照尧王城总面积达 360 万平方米的大型史前城址的发现都具有重要意义。福建明溪南山遗址、平潭县和海南东南部的陵水桥山、英墩、莲子湾等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这一国际学术热点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内宫城及城门的发现，确认了黄河流域最早的宫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的发掘，发现城门、内外瓮城、广场和高大的城墙，以宏大的气势高于城址中心部位，揭示出雄踞陕北高原的军事王权的强大。出土的陶瓦、陶鹰、口簧、卜骨、玉器和铜器，反映出当时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发达。皇城台周围石墙中发现的石刻浮雕，其构图特点与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具有相似之处，十分耐人寻味。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是新发现的龙山时代大型遗址。位于山上的大营盘梁地点的高等级建筑区布局体现出中轴线理念和左右对称的格局，开启了后世王朝宫殿布局的先河。出土的陶瓦与陶寺、石峁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互印证。芦山峁和石峁古城为代表的这一地处陕北高原的势力集团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起各方关注。

　　“十三五”期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研究成果较多，包括考古简报及研究论文近1000篇，田野报告40多部，研究论著约六七十部。其中重要的田野报告和论著有：《浦江上山》《清凉寺史前墓地》《两城镇：1998-2001 年发掘报告》《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大连广鹿岛区域考古调查报告》《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马家浜》《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严文明《考古学初阶》、许永杰《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

　　夏商周时期

　　都邑遗址的发现仍备受关注。二里头遗址在已发现的宫城周围道路的延长线上，发现多个用围墙围绕的长方形空间， 其内分布着居住址和墓葬，很有可能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 “族邑”。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完全颠覆了以前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布局的认识。三星堆古城的确认和三到八号祭祀坑的新 发现，为古蜀文化的研究增添全新的资料，十分值得期待。近 五年来，殷墟、丰镐和周原以及郑韩故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都取得进展，大型给排水设施和道路网络的发现对这些城址的布局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近年来，商周时期青铜采矿、冶炼、铸造遗址的发现十分引人瞩目。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河南安阳辛村大型青铜器铸造场的发现便是典型例证。甘肃敦煌旱峡玉矿为了解商周时期玉矿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商周方国封国遗址重要发现不断，如湖北多年来相继发掘的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苏家垄、枣树林墓地，几乎每年都有重要收获，连同上个世纪70年代发掘的曾侯乙墓，已经将曾国历史从西周中晚期 到战国时期曾侯的世系基本建立起来。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则是商周西北方国遗存的重要发现，是迄今所见西周王朝最靠西北的封国。以陕西澄城刘家洼、河北行唐故郡遗址、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山西陶寺北墓地、浙江安吉八亩墩、江西樟树国字山等为代表的东周时期高级贵族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各地东周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弥补了古代文献记载的阙如。

　　近五年，夏商周时期的研究成果丰硕，大部分成果集中于都邑性遗址和大遗址以及近十多年来的一些重要发现上。“十三五”期间发表的考古简报和研究论文有2000余篇，而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则有300多部。其中比较重要的田野报告和 论著有：《新郑望京楼》《丰镐考古八十年》《安阳孝民屯》《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绍兴越墓》；许宏的《先秦城邑考古》、秦小丽《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蒋刚的《文化演进与互动：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方勤 《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等。

　　秦汉时期

　　近五年，秦汉时期的重要发现多见于城址方面，如秦汉栎阳城遗址、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新疆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四川渠县城坝汉晋城址、河南伊川两汉陆浑县城址等，其中前3个项目则入选当年度的“十大发现”。而陕西凤翔雍城西侧血池村揭露的祭祀遗址，是文献中秦国国君、秦始皇及西汉皇帝等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填补了关中地区秦汉祭天礼仪考古的空白。墓葬方面，海昏侯墓是近年秦汉考古的重大收获，2016年10月发掘基本结束。该项发掘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选派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组成发掘指导专家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全程参加，从墓葬到陵园，从发掘现场到后期室内的继续清理，反映了当代中国考古学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水准。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全面彰显了高度发达的汉代文明。

　　“十三五”期间，秦汉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发表的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有2000多篇，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有近200部。公布的秦汉时期的重要考古资料以各地汉墓居多，主要有：《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浙江汉墓》《屯留后河：战国至西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益阳黄泥湖楚墓》《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此外还有长城资源调查 《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及有关秦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发现、西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等进行总结的著述：《发现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重要的研究论著有：论文集《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庆柱的《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地下长安》；张卫星《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段清波《考古学上汉文明论纲》、熊昭明的《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刘瑞《秦封泥集存》等。

　　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

　　大型都城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当首推汉魏故城遗址太极殿遗址的发掘，数年来持续发掘搞清了这座北魏都城宫城的布局，由多宫形制向单一宫形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夏统万城城址揭露的礼制建筑基址等。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和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现。辽宁盖州青石岭高句丽山城则是近年来地方城镇遗址的重要发现。这一时期墓葬方面则以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洛阳东汉帝陵、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江苏邳州西晋贵族墓、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脑包湾村唐代陈氏家族墓、青海乌兰泉沟吐蕃壁画墓的发现为代表，揭示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此外，瓷窑址方面的重要发现有邺城地区周边古代窑址、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的上林湖越窑址、凤凰山早期越窑遗址等。

　　“十三五”期间三国至五代时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发表的考古简报和研究论文约近1000篇，考古报告约50部，研究著作含论文集约200多部。主要研究成果有《辽西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巩县黄冶窑》《临沂洗砚池晋墓》《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西安新获墓志集萃》《焰红石渚—长沙铜官窑遗址 2016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瓷器》《丝绸之路考古论集》。

　　宋元明时期

　　大型都邑性城址有重要发现，辽上京、金上京、南宋临安城的发掘工作在城址布局、宫殿建筑等方面均有重要发现。地方城址最突出的发现是金代城址的重要发现，金代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也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吉林宝马城遗址是金代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保存状况好，规格等级高，也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宋蒙元战争中，西南地区一些山城遗址“十三五”期间也有新的发现和考古工作，如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等。

　　此外，开封明代周王府官署近年持续工作，是明代城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四川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的发掘，创新发掘方法，获得了沉于江底的大量遗物。墓葬考古方面，经过多年发掘的辽祖陵考古告一段落。贵州遵义团溪清理的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地，廓清了之前的错误认识，是土司考古的重要进展。近年绍兴的南宋皇陵的发掘也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一时期的瓷窑考古也取得了新成果。江苏太仓樊村泾发现的元代瓷器的大型集散地，为研究元代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珍贵资料。

　　近年来，我国的水下考古蓬勃发展。国家文物局成立的水下考古中心在统筹全国水下考古工作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海南琼海、山东青岛、浙江宁波、福建福州和广东阳江以及湖北武汉建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基地，拥有了我国第一艘水下考古工作船。很多沿海省份也纷纷建立水下考古专业机构。对前些年整体打捞起来的南海一号船舱内的遗物进行的陆上发掘结束，出土了18万件文物。对甲午海战沉没的北洋水师致远舰、经远舰和定远舰进行水下探查，确认了各舰的位置和残损的情况，引起社会的关注。

　　“十三五”期间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成果丰富。此期间发表的简报和研究论文约有1000余篇，报告和研究论著有近200部，反映出这一时期考古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有：《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2013～2014）》《南海1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南海1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安徽水下考古调查报告（2008-2016）》《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蓝田吕氏家族墓园》《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契丹早期墓葬研究》《北宋龙泉窑纵论》《历史视野下的港城互动》《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今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听取了近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的汇报，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就，深刻阐述了考古学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就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和极强的指导意义，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

　　我们希望，在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些制约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瓶颈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全国考古学同仁们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使即将迎来百年诞辰的中国考古学掀开新篇章，开创新纪元，做出新贡献，取得新成就！

　　*本文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庞小霞女士协助搜集资料，谨此致谢！

　　（作者：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文章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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