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门重地，佛、菩萨造像不仅是僧侣信徒顶礼膜拜的对象，也是历代工艺美术和创作者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成都宝光寺所珍藏的佛教造像时代上自南北朝，下至近现代。就材质而言可分为石刻、木刻、铜铸、玉雕等。现藏最早的当属南朝梁大同龙首铭文千佛造像石刻碑，距今约1500年历史。最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宝光寺在修建素餐厅时，在地下 ...

　　佛门重地，佛、菩萨造像不仅是僧侣信徒顶礼膜拜的对象，也是历代工艺美术和创作者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成都宝光寺所珍藏的佛教造像时代上自南北朝，下至近现代。就材质而言可分为石刻、木刻、铜铸、玉雕等。现藏最早的当属南朝梁大同龙首铭文千佛造像石刻碑，距今约1500年历史。最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宝光寺在修建素餐厅时，在地下挖出的一通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施衣社华严三圣造像石刻碑，同时还出土了一件石雕菩萨头像。这通造像碑不仅是宝光寺历史沿革的证物，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艺术精品。其精细的线刻和浅浮雕雕刻手法，显示出高超的艺术造诣，真实体现了大唐盛世的非凡气度，让人一看，就被那种大气雍容、典雅华贵的气势所折服。造像碑上部的飞天以及佛、菩萨身上的衣纹线条流畅之极，真如行云流水一般。

　　

唐代贴金观音菩萨石刻头像

　　高30.2厘米

　　此尊头像于1996年宝光寺修建素餐厅时自地下挖掘出土，与“唐开元施衣社华严三圣造像石刻碑”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基本相同。惜只有头部而无身躯，或为唐武宗“会昌法难”所毁。头像用红砂石雕琢而成。观音面部丰腴，头戴宝冠，宝冠高耸，冠前曾饰宝珠，惜已脱落，额饰白毫相，双眼微阖，双唇微闭，双耳下垂，冠涂蓝彩，面、耳贴金，金片略有剥落。这尊观音头像，当为观音造像中典型的“圣观音”造像。

　　

　　宝光寺收藏的佛教造像中，大部分的金铜铸像多为明清时期铸造。如明代铜贴金观音菩萨坐像、清代铜鎏金释迦摩尼佛坐像、清代铜鎏金药师佛坐像、清代铜韦陀菩萨立像、清代铜鎏金监斋菩萨立像等等。宝光寺所藏历代佛造像，有的是寺内僧人监造的，有的是信徒出资制造的，更有的是民众捐赠到寺内供奉的。总之，由于各种历史缘由，这些精美的造像汇聚到宝光寺内，寺内僧侣更是精心呵护，极大地丰富了宝光寺的文物收藏。我们也有幸能一睹这些庄严法相的真容。

　　

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龙首铭文千佛造像石刻碑拓片

　　高150厘米 宽87厘米 厚11.5厘米

　　此碑用四川地区常见的红砂石雕琢而成，原在新都正因寺，1973年移入宝光寺珍藏。碑额雕刻双龙，形体矫健，首尾相接，活灵活现；双龙之间又雕刻有图像，碑正面为一佛二胁侍，碑背面为接引佛，佛像下有一足印。碑身四面纵横有序地雕刻着千尊佛像，佛像精巧玲珑，高仅5厘米左右，堪称世上最小的石刻佛像。正面菩萨立像旁有“女弟子赵□□敬造永远供养”等铭文。碑两侧下端雕刻天王像，手持法器，神态勇武威严；边缘铭刻数行铭文，依稀可见“梁大同六年造立千佛碑”“咸通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咸通四年岁次癸未”和“大元至元太岁己卯”等题记。

　　

　　

明代铜贴金观音菩萨坐像

　　通高21.5厘米

　　此尊观音铜像通体贴金，金片略有剥落。观音头戴宝冠，双耳垂饰，上身赤裸，双臂各戴一钏，右臂下垂至膝，左臂半举，两手各持一束莲花。腰部纤细，下身着裙，裙饰缠枝纹，双腿结跏趺坐于莲座上。此像是汉传密宗造像的典型代表。宝光寺是一座修行上主张“显密圆融”的佛教寺院，主修禅学而又不排斥其他宗派，这尊铜像就深切反映了这一特点。

　　

　　

清代铜鎏金药师佛坐像

　　通高17.5厘米

　　此尊佛像通体鎏金，头有螺发，顶有高肉髻，髻正中嵌一圆珠，螺发和肉髻涂以蓝彩。双眼微阖，双耳下垂，颈部有蚕节纹。身穿双领下垂式佛衣，腰系丝绦，双手施禅定印，掌心托一盛装甘露的药钵，结跏趺坐于莲座上。

　　药师佛为东方净琉璃净土世界的教主，深受广大佛教徒的崇奉。《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说，药师佛还是菩萨时，发过十二大愿以解救众生；成佛后，众生只要敬念药师佛名号，就可以解脱生、老、病、死等苦难。

　　

　　

清代韦陀菩萨铜立像

　　通高33厘米

　　此尊韦陀头部戴盔，面带微笑，身皮甲胄，身侧飘帛带，右手平举至胸前作施礼状，左手拄金刚杵，双足站立于方形台上。

　　韦陀是南方增长天王座下的八神将之一，是广为民众熟悉的佛教护法神，担当佛地的“卫戍工作”，负责驱除邪魔，护持佛法，护助出家人，其形象通常做中国古代武将的装扮。据说，韦陀造像动作不同，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双手合十、金钢杵横置于腕，表示寺院财力雄厚，欢迎游方僧人前来挂单、做客；如果一手拄金钢杵于地，另一手叉腰，则表示寺院财力有限，不能接待远方来客。

　　宝光寺收藏的这尊韦陀像，虽然左手拄金刚杵于地，但他面带笑容，右手施礼，并非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究竟有什么寓意，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谜。

　　

　　

清代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通高20厘米

　　此尊铜佛像通体鎏金，唯佛头螺发及莲台面涂蓝彩。佛身穿半披式袈裟，腰系丝绦，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上。佛像神情肃穆，双眼微阖，仿佛正在俯视众生。佛像体现了佛特别具有的“三十二相”，如遍体金色、毛发青色、眉间白毫、顶成肉髻、鼻高额广、双耳垂肩等。

　　

　　

释迦牟尼佛汉白玉像

　　通高64厘米

　　这尊玉佛属于南传佛教造像，用汉白玉精雕细琢而成，玉色洁白温润。佛像面容清秀，前额饰宝带，宝带上镶嵌红蓝宝石，细眼描眉，嘴唇涂朱，身穿袒右袈裟，衣纹描金，质感轻盈，右手下垂施触地印，左手平抬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平台上。

　　清光绪末年，宝光寺真修和尚效法唐代玄奘，不避艰险，远赴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各个佛教国家游历学法。1906年，他从厦门泛海至缅甸，雇用当地能工巧匠，开采良玉，精心雕琢佛像，缅甸国王为其精诚感动，特捐银洋1000盾以助其事。佛像完工后，真修和尚又克服交通运输上的种种困难，历时两年，终于将佛像安全运回宝光寺，供奉于极乐堂内，接受海内外广大佛教徒的礼拜。

　　

　　

清代道教真武大帝铜坐像

　　高27厘米

　　此尊铜像原有贴金，现已脱落殆尽。神像长发后披，双目微阖，双耳下垂，嘴部曾有三缕长髯现已残缺。右手上抬置于胸前，左臂斜置于左腿上，手掐印诀，身穿长袍，腰佩朝带，赤足，端坐，座已残失。

　　这是一尊典型的道教造像。真武大帝是从玄武信仰逐渐演化而来的道教尊神，受到宋代以来不少帝王的推崇，在民间拥有广泛的信徒。作为佛教寺院，宝光寺收藏的这尊道教神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佛、道二教的和谐关系，体现出宝光寺僧人对其他宗教的包容精神。

　　

　　宝光寺虽为一座禅院，但是并不排斥其他佛教宗派，净土宗和密宗都在这里有所体现。兴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的罗汉堂，占地约1600平方米，同时建造了577尊贴金彩绘罗汉。罗汉为小乘佛教修持者追求的最高果位，宝光寺的这577尊罗汉像，形态各异，造型准确，比真人稍大。

　　

罗汉堂一隅

　　宝光寺罗汉堂兴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建筑平面呈“田”字形，占地约1600平方米，共有577尊彩绘贴金罗汉造像。

　　

　　步入宝光寺罗汉堂，577尊造像分为内外4层，中间连以“十”字，通道回环曲折、俨若迷宫。法身、报身、应身“三佛”与孔雀明王、文殊、普贤、地藏、观音构成“十”字纵横轴线，“西天二十八祖”“十八罗汉”“东土祖师”分布于“十”字轴线两侧，其他500罗汉从“三佛”开始，左右有序地分布环绕，形成一个结构严谨、等级分明的佛国世界。相传灵隐寺僧叶守益是地藏菩萨转世、济公和尚是降龙罗汉转世，他们的尊像被赫然安放在“十”字横轴的一端，这是民间信仰对宝光寺罗汉堂的影响。“东土祖师”里不仅包含了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怀让、马祖、怀海这些公认的禅宗历代祖师，还包含了悟达国师、圆悟国师、密云定慧、破山海明、笑宗印密、尔生超能、从芝明念、恢彰实阔、玉参际隆、月容了纯、行深达彰、映梅悟柏等宝光寺的历代祖师，体现了宝光寺僧众对罗汉堂的影响。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悟达国师、圆悟国师在500罗汉之中已有尊容（分别为悟达尊者与受胜果尊者），再被重复列入“东土祖师”，尤见宝光寺僧众对他们功著于寺的铭志不忘。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化身为“阇夜多尊者”和“直福德尊者”跻身于“五百罗汉”，沿袭了北京碧云寺罗汉堂的传统，这是帝王政治施加于“五百罗汉”的影响。但碧云寺罗汉堂里的另一尊乾隆，顶盔挂甲，戎装打扮，化身为“破邪见尊者”，却没有在宝光寺500罗汉中出现，说明宝光寺罗汉堂毕竟还有自己的选择原则，不愿把装束格格不入的乾隆纳入在500造像之中。而碧云寺罗汉堂里蹲在房梁的济公和尚，却被宝光寺罗汉堂安置在了显要的“十”字线上，顺应了民间对济公和尚的喜爱和尊重。可以看出，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宝光寺罗汉堂也有自己的顺应和选择，因而能够名扬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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