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略谈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矛刘彬徽本文刊登于《长江文化论丛》第二辑 长江中游地区主要指湖北、湖南两省，也包括河南西南部的丹江、淅水流域，江西西北部的一部分，又有荆楚地区之称。这一地区出土的青铜武器数量多，且不乏精美者。其中青铜矛一类，其年代最早的可上溯至商代二里岗期，即湖北盘龙城遗址、墓葬中出土的3件青铜矛，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 ...

略谈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矛

刘彬徽

本文刊登于《长江文化论丛》第二辑

长江中游地区主要指湖北、湖南两省，也包括河南西南部的丹江、淅水流域，江西西北部的一部分，又有荆楚地区之称。这一地区出土的青铜武器数量多，且不乏精美者。其中青铜矛一类，其年代最早的可上溯至商代二里岗期，即湖北盘龙城遗址、墓葬中出土的3件青铜矛，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青铜矛①(图一)。对此，有论者作出推测：“矛制的来源或许与南方有关”②。“南方对商后期矛制的多样发展似有孕育之功”③。在商代晚期，殷墟出土的青铜矛已相当多，而在荆楚地区则发现不多，湖北江北农场出土一矛④，其上有“F”形花纹，与南方印纹陶上纹样相似，显为南方风格，当为本土产品。在湖南也收集到这一时期的青铜矛⑤。

图一商代青铜矛

西周时期这一地区发现青铜矛也不少，在湖北红安、随县都有所发现⑥；近年在湖南长沙也有出土。而在东周时期则有大量发现，精品亦多。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出土的有铭文的棚矛，乃至今见到的唯一有楚贵族名字的青铜矛，在此矛叶脊部两侧作镂孔勾连纹，脊至散前部有规整的勾连雷纹，近散口部饰兽面纹两组，全器完好，通长30.7厘米⑦(图二)。如此纹样的楚矛，在东周时代矛类兵器中罕见，乃青铜矛精品之一，也可窥见楚人对矛类兵器的重视与爱好。

图二 春秋时期贵族青铜矛

长江中游地区大中型楚系墓葬内出土的矛数量可观。例如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和包山二号楚墓这两座大墓⑧。前者出49件，后者出11件，两墓的矛多数为长柄矛，长度均在3.5米以上，最长的为4.36米。包山二号墓的长柄矛中有尚保存有捆扎的羽毛，甚为珍贵(图三)。而短柄矛在两墓中仅各见一件，长度分别为2.25米和1.895米。

图三 战国时期贵族青铜矛

关于青铜武器和青铜矛，前辈和当今学者多有研究，在此仅就与长江中游地区、南方地区有关的问题作些研讨。近年有《战国青铜矛》一文，对战国时代的青铜矛作了专题研究⑨。该文将矛区分为两大类型：A类为散侧附环耳、扉状饰或鼻钮者；反之，无耳饰、鼻钮者为B类；并认为这种分类也适用于春秋时期甚至可早到商代。这种抓住形制上重要特点予以分类的方法是可取的。但论者进而认为:“战国青铜矛大致可分为差异明显的南北两个体系。从出土地点分析，A类矛主要分布于南方，B类矛主要分布于北方。楚国的青铜矛属于南方体系……南方体系的青铜矛主要是A类矛，也有少数B类矛”⑨。

这种反映A, B两型矛从地域上分属南北两个体系的说法是否可靠呢？笔者经过研究，觉得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论者作出上述推论，所依据的是散见于各地的A, B两型矛的数量上的统计资料，其数字统计显示南方以A类青铜矛数量最多，该文据此作出判断：“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青铜矛，不仅A类矛居主导地位，而且以散上的附鼻钮者为大宗，展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区特色”⑨。说楚矛的散上附鼻锯者为多，这是对的，但若说楚矛以A类为主，则不确。

我所作的数量统计法，与《战国青铜矛》一文的方法有异。我采用典型墓葬单位的数量统计法，在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一书内有“楚系铜器群年代序列和主要器类统计表”⑩。此表主要统计青铜礼乐器数量，近来我对此表所列墓葬出土兵器数量也作了统计，所得结论是B类矛大于A类矛，几近五与一之比。这与《战国青铜矛》所作出的判断完全相反。即根据我的统计所得的结论是以楚为主要代表的南方青铜矛应以B类矛为代表，显然，《战国青铜矛》一文主张以A, B类之分代表南北两个体系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那么，A, B类之分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我提出下面两点新看法。

新看法之一是：A, B类之分表示了青铜矛长短之分，即A型矛为短柄矛，B型类为长柄矛(多为积竹木柲的柄)。前面提到曾侯乙墓、包山二号楚墓各出49件、11件矛，共60件矛，其中A型短柄矛仅2件、多达58件的B型长柄矛的矛柄保存较好。短柄矛就是文献记载五兵中的“酋矛”，长柄矛为“夷矛”。《考工记·庐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郑玄注：“八尺日寻，倍寻曰常。酋、夷，长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长矣”。若按郑玄注酋矛长度为古之二丈、夷矛为二丈四尺。战国时期一尺约合今23厘米，则酋矛长度为4.6米，夷矛长度为5.52米。而从曾侯乙墓、包山楚墓出土长、短矛的长度来看，均没有这么长。前面之指出长柄矛最长的为4.36米，与郑玄注相差1米有余，出土短矛之长者为2.25米，也与郑玄注之长度相差甚大，可看出郑玄注并不准确，当以出土实物资料为可靠。由此看来，青铜矛之分为A, B两个大类，所指为长、短矛之分，而非南北地域之分。长短矛两类之分，不仅有出土实物资料的数字统计为依据，且有文献记载上的依据，信而有征，无可疑也。

湖南博物馆藏楚王矛

新看法之二是：A, B类型之分又反映了车战武器和步战武器之分。长柄的戟是车战中车上甲士用以战斗的重要武器⑩，同样，长柄矛也应主要用于车战。曾侯乙墓、包山楚墓皆未出土战车，但竹简遣策记载的战车上都有戟和矛，在车上作战，攻击对方，当然得用长柄矛，曾侯乙墓的时代为战国时期，正处于车战为主向步骑兵为主转变的时代，所以，墓内出土的车战用矛数量最多，比战国中期的包山楚墓的多得多。在包山楚墓时代，大贵族拥有长柄战矛仍比短柄矛多得多。短柄矛的作用主要为步战时步兵所用，车战中即使用短柄矛也只能作卫体之用。从使用者身分来看，也可以认为，长柄矛多为甲士以上贵族使用，短柄矛则主要为下层平民使用。从这些都看不出南北有多大差别，其时我国南北地域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某些方面南方还超过了北方。这也可以认为是我新看法的进一步推论，有着历史学上的意义。

《战国青铜矛》一文的统计资料，正是依据各地中小型(多为小型)墓葬内出土的矛，这些中小型墓的墓主为下层平民(也会有士级下层甲士)，其所拥有的矛自当为步战而非车战用的短柄矛，迄今各地所发掘的这类小墓数量多，故而出土的短矛数量也多(这些小墓出土的矛柄多不存，故该文忽略了对矛柄的应有的注意)，以致到该文统计出南方(包括长江中游地区)短柄矛数量多于长柄矛，而忽视了对数量多且矛柄保存好的大贵族墓中出土矛的考察，这正是导致《战国青铜矛》作出错误判断的原因。然而笔者应特别指出，该文收集了大量中小型墓出土矛的资料，作出了形制上的研究，若无此文的研究成果在前，我也难以在其成果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上述的新看法。这新看法能否为学界肯定，则悉听专家、读者评断了。

注释：

①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丈物》1976年第1期。

《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②杨锡璋：《关于商代青铜矛的一些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③陈芳妹：《商周青铜器发展的主要趋势》，载台湾省《故宫青铜器图录》，台北1985年。

④何弩：《湖北江陵江北农场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94年第9期。

⑤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⑥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红安全盆遗址的探掘》，《考古》1960年第4期。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7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⑧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⑨李健民：《战国青铜矛》，载《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

⑩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56-6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⑪刘彬徽：《楚兵器研究一则》，《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船山学刊社出版，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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