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天有机会参加中国秦汉史学会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联席会议很高兴， 感谢李凭会长的盛情邀请。因为参加 “曹操高陵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 我发表了一些学术意见， 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人的质疑。我这里想就安阳西高穴二号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的考古学确认过程、 科学依据、 认知逻辑谈些意见， 并就一些对曹操高陵考古确认的部分 “质疑” 作以释 ...

今天有机会参加中国秦汉史学会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联席会议很高兴， 感谢李凭会长的盛情邀请。因为参加 “曹操高陵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 我发表了一些学术意见， 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人的质疑。我这里想就安阳西高穴二号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的考古学确认过程、 科学依据、 认知逻辑谈些意见， 并就一些对曹操高陵考古确认的部分 “质疑” 作以释疑。

古代墓葬的考古研究， 首先要解决墓葬时代与等级 （或规格） 问题， 如果考古发现资料具备， 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墓葬的墓主。对新的考古资料认识要从已知作为出发点探讨未知， 其中对比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安阳西高穴大墓由南北排列的两座墓组成， 一号墓居北， 二号墓位南。汉代大型墓葬排列规律， 一般是南北排列的二墓， 南墓为主墓；东西排列的二墓， 西墓为主墓。西高穴大墓为南北排列的两座墓，其中南部的二号墓应为主墓。再从已经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来看， 西高穴大墓中的一、 二号墓规模， 后者大于前者。据此， 又可进一步判定西高穴大墓的二号墓应为主墓。二号墓为 “甲” 字形墓， 由一条斜坡墓道和前室、 后室及 4 个侧室构成， 属于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室墓。斜坡墓道长 39.5 米、 宽 9.8 米， 墓道最深处距地表 15 米， 墓道两壁各有 7 个台阶， 由上向下， 逐级内收。墓室墓圹东边宽 22 米、 西边宽19.5 米 ， 东西长 22 米 。墓门宽 1.95 米 ， 高 3.02 米 ， 墓门为石门 ， 其外有 3 层封门砖 ， 墓门顶部砖券 。墓室有前室与后室， 二室平面均近方形， 边长约 3.8 米， 四角攒尖顶。前室与后室南北两侧各设置一个侧室， 侧室平面均为长方形。后室西部与其南、 北侧室各有一葬具遗迹或遗存。墓室石板铺地， 石板一般长 95 厘米、 宽 90 厘米。4 个侧室均置石门， 发现多件残存石门石块。该墓曾遭到严重破坏与多次盗掘， 但是仍然发现了一批重要文物， 如陶鼎、 罐、 壶、 盘、 盆、 耳杯、 灶、 仓、 陶俑等陶明器， 刻有画像的残石块， 石璧与石圭， 东汉五铢钱， 铁甲、 铁剑、 铁镞、 弩机构件等兵器， 盖弓帽、 伞帽、 铜铃等车马器， 铜带钩、 铁镜、 帐钩、 石枕、 陶砚等用具， 59 件刻铭石牌和 3 个个体的人头骨等。[1]过去已经考古发现的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有多座， 如河北定县北陵头东汉中山国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合葬墓、[2]徐州土山东汉晚期某代彭城王或王后墓、[3]山东济宁普育小学的任城王刘博或刘佗之妻墓葬、[4]曹魏都城洛阳曹休墓和三国时代偃师杏园的 “约当曹魏前期” M36 及约在西晋中晚期的M34、[5]249 年的安徽马鞍山朱然墓[6] 及其家族墓 （270 年的朱绩墓）、 [7] 马鞍山宋山东吴景帝孙休墓葬 、[8]南京上坊孙吴墓[9]等， 通过上述墓葬与西高穴二号墓对比研究， 它们的墓葬形制、 规格相近。不少方面， 西高穴二号墓的规制似乎更大一些， 如西高穴二号墓的墓道宽度近 10 米、 墓室地面铺置的石板边长 1 米左右、 墓室内高达 6 米之上等。根据西高穴二号墓墓葬形制、 规格与出土的陶壶、 陶盘、 陶罐、陶灶、 陶仓、 画像石、 五铢钱、 石圭、 石璧等遗物来看， 西高穴二号墓时代应为东汉晚期， 墓葬规格应为东汉晚期的 “王陵” 级墓葬。

通过对西高穴二号墓发现的刻铭石牌文字内容和字体时代、 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男性人头骨与文献记载的曹操去世年龄、 西门豹祠遗址和邺城遗址与西高穴二号墓相对分布位置、 出土 “鲁潜墓志” 与西高穴二号墓地望关系、 西高穴二号墓的地势和 “不封不树” 现象与历史文献记载、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与都城位置关系等方面综合研究， 我认为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就是死于东汉晚期的魏王曹操， 西高穴二号墓就是曹操 “高陵”。

一、 关于 “七十二疑冢” 的 “释疑”

曹操高陵考古发掘之后， 有些人提出， 曹操有 “七十二疑冢”， 为什么就把西高穴二号墓确认为曹操高陵？其实 “七十二疑冢” 是宋代以后编造的传说， 真实的历史上不存在 “七十二疑冢”。“疑冢”之说， 历史文献较早的见于唐代张瑝、 张琇之墓设置疑冢。①北宋王安石的 《将次相州》 诗中有 “青山如浪入漳州， 铜雀台西八九邱”。这里的 “八九邱” 是否为 “七十二疑冢” 还说不清楚。南宋文人范成大 《揽辔录》 记载：“入曹操讲武城， 周遭十数里， 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 散在数里间。” 南宋刘辰翁《金缕曲·贺新郎》：“寂寞西陵歌又舞， 疑冢嵯峨新土 。” 此后， 元明清时代关于曹操 “七十二疑冢 ” 传说越来越多、 越来越离奇， 有的说 “七十二疑冢” 中的曹操墓被发掘了， （王士祯 《居易录》 卷 29） 有的说曹操墓在漳河河底。（《坚瓠续集·漳河·曹操墓》、 《聊斋志异·曹操冢》） 20 世纪 80-90 年代， 考古工作者已经将地方志书认定的 “七十二疑冢” 究明， 它们属于南北朝时代的东魏、 北齐墓葬。至于说曹操墓葬于漳河河底的说法， 更是经晚近 《聊斋志异》 等记述流传下来的演绎。关于曹操高陵的位置，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清楚的， 《三国志·武帝纪》 记载曹操于 “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三国时代， 曹操高陵地面之上还有陵园及祭祀、 拜谒活动的建筑， 《三国志·魏书·于禁传》中就记载了于禁 “谒高陵” 的事情。至于十六国时代的鲁潜墓志记述其墓葬方位， 还是以魏武帝高陵为坐标点。[10]唐太宗征高丽， 路经邺城， 亲祭过曹操高陵， 并作 《魏太祖祭文》。至北宋初年， 曹操高陵还是明确的， 宋太祖乾德四年 （966 年） 曾在其诏书中说 “魏武帝葬高陵， 在邺县西”。并要求设置 “守冢户”。（王明清 《挥麈录》） 可见曹操墓 “七十二疑冢” 之说是北宋以后的事情了。

二、 关于 “石牌” 造假说的 “释疑”

曹操高陵认定与石牌关系密切， 其中的刻铭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 ” 石牌备受关注 。有人认为 ， 刻铭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 ” 石牌是从盗墓分子那里缴获的， 因而其作为 “文物” 的真实性令人质疑， 不排除石牌造假可能。目前我们考古发掘的不同时代古代墓葬数以数十万计， 其中古今被盗的墓葬为数众多， 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盗墓者将伪造的假文物埋入古代墓葬中的事例。我认为盗墓者盗墓目的是利益驱使， 是为盗取文物卖了换来金钱， 这是古今盗墓者盗墓的共同目的。我不明白， 盗墓者为什么要费尽力气制作假文物埋入墓室中？上述假设的逻辑是不可思议的。其实现在所说从盗墓者那里缴获的石牌只是 1 枚， 在西高穴二号墓考古发现的石牌有60 多枚 。有人说二号墓被多次盗掘 ， 因此石牌已存在被盗墓者带入墓室的可能性 。但是 ， 有的石牌是考古工作者在未经扰动的原地层、 原方位发掘出土的， 如在一件漆盘底下发现的数枚石牌， 可以说明二号墓原来就放置了石牌， 我们从已知未经扰动的石牌可以确认所谓 “扰动” 石牌的真假。如前所述， 盗墓者制作假石牌放入古墓之内的推测是违背人们的基本思维逻辑的。还有人认为这些出土的石牌刻铭文字不像汉隶， 或者说刻铭文字字体有的规整， 有的比较潦草。我认为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是从已知探讨未知， 曹操高陵的石牌刻铭文字应该与其时代相近的文字进行对比， 考古发现东汉晚期的汉字为数不少， 古文字学家经过认真对比研究得出石牌刻铭属于汉隶的结论是可靠的， 以主观上的所谓 “像不像”判断， 是不能作为依据的。至于说石牌刻铭文字不甚一致， 这可能是刻铭者的不同或刻铭时间的不一所致。如 8 枚 “圭形” 石牌 （即刻铭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 刻铭文字与 “六角形” 石牌刻铭比较，前者较为潦草， 后者较为规整。前者制作时间应在曹操去世之后、 入葬之前的 27 天之内， 后者制作时间应在曹操预作寿陵至下葬之前的一年半时间内 （其中多有可能在曹操去世之前）。有人认为石牌刻铭文字中的 “常所用”、 “ 挌虎” 等不应该是那时的语言。其实是不是那时的语言文字， 查一查文献就清楚了。圭形石牌刻铭中的 “常所用” 为汉魏南北朝之际通行使用的语言， 如 “常所用御帻青缣盖”、 “常所用铜斗”、 “常所用弩” 等。有人根据文献有 “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 记载， 而认为 “常所用” 为皇帝将其使用物品赐与其他人的专用用语， 这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关于“常所用” 不只限于帝王， 更不只是用于其将自己东西赐予别人 ， 如 《宋书·肖思话传》 卷 78 载：“初在青州， 常所用铜斗， 覆在药厨下。” 此外文献中还有 “常所用弩” 等。“挌虎” 亦为汉魏时代习用语。如 《魏书·羯胡石勒传》 卷 95 载：“贾霸率工匠四千， 于冈山造猎车千乘， 辕长三丈， 高一丈八尺， 罝高一丈七尺。格虎车四十乘， 立行楼二层于其上。” 《文选》 谢灵运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 注：“王肃《格虎赋》 曰：羽骑云布， 兰车星陈。” 格虎应为狩猎。上述文献之 “格虎” 与石牌刻铭 “挌虎” 同。还有人认为，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等断句应为：“魏武， 王常， 所用， 挌虎大戟。” 并认定西高穴二号墓为 “王常” 墓葬。上述断句， 显然与上面所指出的东汉晚期至魏晋时代 “常所用” 为当时习用语相矛盾。以此为基础否定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 并进而将该墓认定为 “王常墓”， 这些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再说， 西高穴二号墓的规格为王陵级、 时代为东汉晚期， 所谓 “王常墓” 不可能同时具备上述两个 “硬件”。也有人提出， 石牌刻铭中的 “大刀”、 “大戟”， 与曹操所处时代、 身份均不符， 从而证明石牌有问题。其实上述石牌刻铭文字恰恰佐证了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东汉晚期的中山穆王刘畅墓（河北定县 43 号墓）， 随葬有长 105 厘米的大刀。[2]东汉晚期在军队中， “刀” 作为武器已基本取代了长剑， 成为军队中大量装备的武器， 东汉末期大刀取代长剑的变化已接近尾声。“戟” 在东汉末年、 三国时期更是军队中最主要的格斗兵器。[11]“圭形” 石牌刻铭中的 “魏” 字， 在 “委” 与 “鬼” 之间的下端夹一 “山” 字， 这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较为通行的写法。“六角形” 石牌刻铭中的 “木墨行清”、“出圃床”、 “百辟刀”、 “白练单裙”、 “香囊” 等， 都是东汉至汉魏时期的通用名词 。如 “木墨行清 ” 之“行清” 即那时的 “厕所” 称谓。①东汉末年， “百炼刀” 也被称为 “百辟刀”。上述石牌刻铭文字有力地佐证了作为东汉晚期石牌的真实性、 可靠性。从以上所列举的石牌刻铭文字涉及的内容， 其时代均为东汉晚期的事物与用语， 因此这些石牌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六角形” 石牌的刻铭内容绝大多数为 “日常生活” 的用品， 这些石牌又均出土于后室， 它们与战国秦汉时代至魏晋时期墓葬中的 “遣册” 性质相近， 这也佐证二号墓出土石牌与其墓葬时代的一致性。

三、 对西高穴二号墓未出墓志、 哀册说 “质疑” 的释疑

有人认为西高穴二号墓没有出土或发现墓志， 因此就不能确认其为曹操高陵。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 真正意义上的墓志使用时代问题；第二， 东汉晚期王陵级墓葬是否使用墓志问题。关于墓志 （指石刻自身写明墓志者） 的考古发现， 目前所知 1965 年辽宁朝阳西上台考古发掘的北魏早期刘贤墓出土的墓志，[12]南朝刘宋大明八年 （464 年） 刘怀民墓出土的墓志， “标志着墓志这一名称的正式形成”。[13]至于已经考古发现东汉晚期王陵级墓葬之中还没有出土过 “墓志”， 因此， 要求曹操高陵只有发现墓志才能确认的说法， 是不切实际的。至于 “哀册” 的使用， 在已经考古发掘的 50 余座汉代诸侯王墓中， 没有发现一座墓出土 “哀册”。墓葬中考古发现 “哀册” 的有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墓、[14]唐史思明墓、[15]南唐二陵墓、[16]前蜀王建等。[17]上述各墓之所以使用了 “哀册”， 是由于其均以帝陵规制墓葬， 如懿德太子墓按照帝陵规制———“号墓为陵” 埋葬的。史思明 759 年叛唐， 自称大燕皇帝， 将幽州改名燕京作为其都城，死后以帝陵规制葬于北京丰台。（《新唐书·史思明传》） 曹操高陵是 “王陵”， 不是 “帝陵”， 曹操墓没有发现 “哀册” 应属正常现象。

四、 关于曹操高陵 “薄葬” 不薄说的释疑

关于 “薄葬” 的想法和做法， 在两汉时代并不鲜见。《史记·孝文本纪》 载：孝文帝 “治霸陵皆以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不治坟， 欲为省， 勿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 毋有所改。” 《后汉书·光武帝纪》 载：“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 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 皆陶人瓦器， 木车茅马， 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 景帝能述尊孝道， 遭天下反复， 二霸陵独完受其福， 岂不美哉！进所制地不过二三顷， 无为山陵， 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古代帝王陵墓的 “薄葬”， 历来将 “不封不树” 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与标志。如汉文帝霸陵 “不治坟”、 “ 山川因其故， 毋有所改”；（《史记·孝文本纪》） 汉明帝 “不起山陵”；（《后汉书·王符传》） 《汉书·张临传》也记载 “薄葬不起坟”；《汉书·楚元王传》 记载：“黄帝葬于桥山， 尧葬济阴， 丘垄皆小， 葬具甚微。舜葬苍梧， 二妃不从。禹葬会稽， 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 武、 周公葬于毕， 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 樗里子葬于武库， 皆无丘垄之处。” 让活人能够看到死者的 “薄葬”， “不封不树”是最为直观的， 实际上也是被古人视作最为重要的 “薄葬” 内容。西高穴二号墓就是一座东汉时代末期具有王陵形制与规格的 “不封不树” 的墓葬。当然， “薄葬” 还有其他内容， 如：“皆以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史记·孝文本纪》） “不藏金玉珠宝”；（《后汉书·王符传》） 曹操在其 “遗令” 中也有“敛以时服 ， 无藏金玉珠宝 ” 的记载 。（《三国志·武帝纪 》） 曹植 《武帝诔 》 载 ， 曹操入葬时 “躬御缀衣、 玺不存身。唯绋是荷， 明器无饰。陶素是嘉， 既次西陵”。曹操墓已经被毁、 被盗多次， 但是从现在墓室考古发现的遗物来看， 至少 “明器无饰”、 “陶素是嘉” 是一致的， 其明器以各种各样的陶器出土数量最多， 这些明器均 “无饰”， 可谓 “陶素”。至于发现的一些金、 玉质地的遗物， 应属于其 “敛以时服” 的遗存， 它们与 “无藏金玉珠宝” 并不矛盾。曹操高陵的陵寝建筑也可体现出其 “薄葬” 特点。根据文献记载， 曹操高陵的地面之上仍然有陵寝建筑， 《晋书·礼志》 记载：“高陵上殿屋皆毁坏， 车马还厩， 衣服藏府。” 此 “殿屋” 即陵寝建筑。但曹操高陵陵寝建筑规模应该是比较小的， 因此文献记载其为 “殿屋”， 而 《三国志·于禁传》 卷 17 更称曹操高陵陵寝建筑为 “陵屋”。①从目前考古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曹操高陵与汉代帝王陵墓的陵寝建筑相比较， 其规模要小很多， 在西高穴二号墓墓道南北两侧发现的一些较小的柱洞遗迹， 也可反映出其原来 “陵屋” 规模不大。就是这些规模不大的 “陵屋”， 在曹丕时代也已是 “高陵上殿屋皆毁坏”， 我们目前能够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陵寝建筑遗存基本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至于在曹操高陵墓室之中发现的石质瓦当， 此应为高陵墓室之中的石质葬具， 它与曹操高陵地面之上的陵寝建筑无关。

五、 关于曹操墓在安徽亳县说的释疑

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为古人去世之后一般葬于其 “家乡”， 帝王以 “国” 为家， 都城是国家的缩影，帝王视 “都城” 为其 “国” 的代表， 根据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埋葬规律， 一般帝王陵墓安排在帝王都城附近， 如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王陵区在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岗一带， 春秋时代秦国都城雍城的附近安葬着在此执政的秦公陵， 战国时代秦咸阳城西北部有秦王陵， 秦始皇陵在秦都咸阳附近， 赵王陵在赵都邯郸附近， 齐王陵在齐临淄城附近， 西汉帝陵埋葬在汉长安城北部咸阳塬和东南部一带， 东汉帝陵和魏晋帝陵在都城洛阳的邙山一带， 汉代诸侯王墓一般在其王国都城附近 （如北京大葆台汉墓、 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 河南永城梁王陵、 广州南越王墓等分别位于各自王国广阳国、 楚国、 梁国、 南越国都城附近）， 唐十八陵分布在唐长安城以北的 “北山” 一带， 北宋帝陵在京畿巩义， 安徽凤阳的朱元璋以南京为都城， 去世之后葬于南京；明十三陵安葬着以北京为都城的明代皇帝的帝陵， 原籍东北地区的清代诸皇帝， 其陵墓分别位于清代都城北京附近的东北部 （清东陵） 和西南部 （清西陵）。曹操以邺城为王，作为 “魏王” 的曹操陵墓理应埋葬于邺城附近。东汉晚期和曹魏时代邺城的 “魏王” 只有曹操， 邺城作为东汉晚期曹操的王都， 这里东汉晚期的王陵则非曹操莫属， 其他王陵不可能在此。

六、 关于曹操墓出土头骨 DNA 研究的释疑

曹操高陵出土的 3 个头骨中， 其中 1 个头骨被鉴定为男性、 死亡年龄 60 岁之后， 这与高陵墓主人曹操的性别、 去世年龄基本相同， 这进一步佐证了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为曹操。但是有些人提出， 应对其进行 DNA 鉴定才能最终确定曹操墓。这个意见是理想的， 然而， 正如张君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 人死以后， 其 DNA 分子会迅速降解， 遗传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减少。时间越长， 能够从骨骼中提取基因片断的信息就越小， 因此依次提取的鉴定样品的科学性就越低。其次， 对于 DNA 鉴定而言， 目前还存在着技术问题：遗传基因中的 DNA 有线粒体 DNA 与细胞核 DNA， 前者的分析可探究母系亲缘关系；细胞核 DNA 中的 Y 染色体只存在于男性， 后者可探究父系亲缘关系。由于线粒体 DNA 具有数量多、 变异快及易于提取和鉴定的特点， 因此在古代人群亲缘关系研究中应用较多。核 DNA 的 Y 染色体由于核基因的突变积累缓慢， 不易鉴定。缺少人类 Y-DNA 变异信息， Y 染色体是单拷贝基因， 扩增困难较大， 因此 Y 染色体 DNA 主要用于性别鉴定。人骨 DNA 的实验， 需要严防标本被人、 水污染。西高穴二号墓曾经多次被盗毁， 曹操的头骨也被人为地从后室抛置于前室。这样环境下提取的人骨， 在实验过程中要清除上述污染几乎不可能。能否从古代骨骼标本中成功提取 DNA，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骨骼的保存程度。曹操高陵中的人骨标本保存都不大好， 成功提取的概率很低。[18]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即便提取 DNA 成功， 又将面临没有可资科学比较研究的参照标本。而用于比较的 DNA 标本当然必须是曹氏后人的。然而 1800 年以来， 曹氏后人早已经过无数次男男女女间的基因交换， 基本已无可能找出真正有参考意义的标本了。

本文源于《学术研究》 , 2010 (7) :122-127

以上转自民俗与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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