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尚永琪，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丝路文明史。　　汉唐时期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物种传播最重要而频繁的时期，是欧亚世界加深认识、不断走向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高峰。因此，在欧亚文明交流的历程中、在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动物物种的传播等问题，是目前拓展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独特渠道，也是认识丝绸之 ...

尚永琪，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丝路文明史。

　　汉唐时期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物种传播最重要而频繁的时期，是欧亚世界加深认识、不断走向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高峰。因此，在欧亚文明交流的历程中、在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动物物种的传播等问题，是目前拓展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独特渠道，也是认识丝绸之路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视点。由此，本文作为汉唐时代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的一项宏观的概括性总结，将对在汉唐中西文明、中原农耕与北方草原文明交流中的典型动物如大宛马、突厥马、狮子、骆驼、安息雀等动物及其象征问题，做一个整体的观照。这些动物无论在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出土文物以及传统的古代绘画、雕塑等图像中，都有丰富的记载，其文化功能涉及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认识或构建汉唐社会生活、政治外交、商贸交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一、汉唐时期传入中国的代表性动物物种

动物的历史首先是物种的历史，包括演化、传播与繁衍等问题——这是地球生物自然演进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在人文视域内，从历史学和文明交流史的角度而言，我们所说的“动物传播”问题，当然不仅仅是自然学科意义上的物种传播，而是还要考察随着不同地域的动物物种传播而带来的文化体系、思想知识、动物图像、符号象征等诸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学所关注的文明传播过程中的“动物”研究，相当比重的聚焦点是在“动物象征”“动物文化”方面，而非完全的生物传播史的动物实体之上。

丝绸之路上国家与地区之间动物与植物的传播，从其自然物种的角度来讲，正如法国学者布尔努娃（LucetteBoulnois）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动植物是通过近邻关系自动传播的；另一些则是通过使者之手，作为贡品或礼物，从一个地区逐渐传到另一个地区；或者是通过商人们的贩运和携带。这些传播有的具有军事背景，有的是政治交往的结果，有的是因为有经济利益的交换，还有些则完全就是国家与地区友谊往来的见证。

汉武帝时，张骞奉命通西域，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汉书》对此时由西域传入的动物主要种类有个总结，所谓“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可见良马、巨象、狮子、鸵鸟是汉代传入的典型动物。

关于汉代的外来动物，石云涛教授在《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关注到了马、狮子、犀牛、白象、符拔、安息雀、骆驼、沐猴、孔雀、白雉、长颈鹿、鹦鹉、犬等或家养或野生的动物。他的研究中对诗歌等文学材料的关注，使得我们对这些动物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寓意有广泛的了解。

唐代的外来动物，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做过比较详细的归类，大约17类，共170余种，其中的家畜类、野兽类、飞禽类涉及传入的动物，它们是马、骆驼、牛、羊、驴、骡、犬、大象、犀牛、狮子、猎豹、貂、羚羊、猫鼬、鹰、孔雀、鹦鹉、鸵鸟、频伽鸟。

以上列举的这些动物，其实包括至少两种类型：（1）古代中原和长江流域地区原本已有的动物，但是又在不同时期从西域诸国或北方草原传来不同的品种，如马、牛、羊、犬等都是显例，汉唐时期传入的不同品种有大宛马、波斯犬、猎豹等。（2）不同时期从西域诸国或北方草原传来的中原华夏地区原来所没有的物种，如狮子、大象、骆驼、鸵鸟等。

此外，“动物传播”还涉及第三种类型，即一些“想象性动物”图像及其象征物，如翼兽、频伽鸟。这类是属于神兽或神话动物，显然不能归入自然物种的“动物传播”，但是此类图像载负着异域文化的厚重内涵，并且往往同实体动物本身密切关联在一起，如西域汗血马与“天马”，狮子与“翼兽”、麒麟，孔雀、鸵鸟与“凤凰”等等。因此，我们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将此类想象性动物归入“动物传播”问题来考察。

面对近乎纷繁多样的外来动物的传播，我们的考察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事实上也没有足够多的文献材料支撑这样完备细致的研究，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与人类文明交流史密切相关且具有典型代表性和足够史料、考古资料支撑的物种及其图像和文化内涵来论述。从这几方面的条件来考量，我们所能考察的“动物传播”，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良马的培育与汉唐欧亚历史进程、骆驼的使用与中古时期欧亚交往的繁荣、汉唐游牧民世界中的羊文化、中古中国的大象与环境之变迁、欧亚草原上的狼文化及其在汉唐文明中的印记、丝绸之路上的鹰隼与王权象征、汉唐狩猎活动中的犬豹及其文物图像、鹿在汉唐政治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丝路文明中的飞禽及其图像。

当然，这些议题并不能完全概括此一时期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的全部，但是至少概括了大体的主要内容。其中，马和骆驼是汉唐时期传入动物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物种。西域天马和北部草原地区传入的突厥马，是汉唐王朝军事力量得到强化的最关键要素；骆驼是丝绸之路上具有“奇畜”声名的重要的商队驮兽。它们是公认的汉唐时代“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

马作为典型的汉唐时期交流和传播最为充分的动物物种，与汉唐国家的权力巩固和边疆建设密切相关。汉代建立之初，面临两大困境：内部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源极度缺乏和外部匈奴强大骑兵的威胁，前者导致可用的马匹短缺，后者则迫使汉帝国要尽快养殖繁育大批的战马。尤其是匈奴崛起之后，战马奇缺的汉王朝不得不持续性地实行对匈奴的纳贡，用数量不菲的帛等丝织品来收买匈奴，以求边疆的安定。仅自公元前200年到汉武帝即位初的70多年间，汉王朝从未中断过纳贡给匈奴。如公元前51年，当内附汉朝的南匈奴首领来到长安宫廷时，除了得到豪华的私人礼品之外，还得到了杂帛8000匹，絮6000斤；他两年后再次来到长安，又得到了同样的赠礼，外加锦帛9000匹，絮8000斤。而这仅仅是一个特例。匈奴的特征是“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这样一支人马合一、兵民不分的移动性极强的草原民族的不断入侵，迫使汉军改变传统的步军作战的方式，以骑兵来对抗匈奴。由此，大批的北方草原系“代马”也就是燕代地区生产的名马、河西走廊的“秦马”被汉王朝初期的国家牧养机构培育成优良战马。在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19年之间汉武帝发动的10次汉匈之战中，卫青、霍去病率军连续打击匈奴，靠的就是这些机动性能极强的战马。汉匈之战的巨大胜利，刺激了汉帝国对优良马匹的引进，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数十匹乌孙骏马，到随后的乌孙求婚使聘礼中的1000匹乌孙马。直至公元前104年李广利远征大宛贰师城俘获3000匹大宛“天马”。此后，这种身材高大修长、颈高身短的骏马，成为两汉贵族生活中时尚的骑乘马，汉武帝时代之后的汉画像石及墓葬陪葬品中的车马，所描绘的就是这种龙颈马，它不但是对汉代贵族生活的描写，也是一种乘天马升天向往的表达。

马在唐代被引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突厥骑兵威胁的刺激性反应。据马俊民先生的统计，唐代从北部地区即今之内蒙到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引入的马种有骨利干马、结骨马、悉密马、拔曳固马、同罗马、薛延陀马、仆骨马、阿跌马、契马、芯羽马、突厥马等共28种；从其西部地区即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一带引入的有葛逻马、康国马、甸利羽马、契落马、奚结马、康易利马、沙陀马、吐火罗马、高昌马、龟兹马、疏勒马、姗宾马、安国马、东安国马、吐谷浑马、大食马等共34种；从东北地区及河北省北部和东北三省以及朝鲜一带引入的有契丹马、奚马、室韦马等共8种；从西南地区的四川西部、云南、西藏及印度境引入的有南诏马、吐蕃马、天竺马共3种。此外还有一些地域不清楚的引入马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汉唐时期虽然引入了这么多不同地区的马种，但汉唐骑兵作战用的马匹主要还是本土马而非西域马，汉代的乌孙马和大宛马是汉匈之战结束后才引进的，而唐代国家马场的马也主要是以唐初所得“突厥马两千匹”及“隋马三千匹于赤岸泽”，才逐步发展到了贞观后国家马场有马70万匹，直至天宝以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的规模，但是我们在传世的汉唐美术作品和发掘出土的墓葬壁画中见到的马匹形象，大多是以西域良马为模本绘制的。至于这些马匹的输入，主要方式是互市交换购买、周边诸国与部族的进贡，此外战争获取、和亲等外交性活动中的礼物也是途径之一。

骆驼是中亚、西亚与中国西北部地区良好的驮兽，也是古代中国与骏马并列的外来珍贵之物。战国时期苏秦以合纵之策劝说楚威王称霸之道，有“大王诚能听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赵、代良马橐他，必实于外厩。故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利益诱惑之言辞，其中之“橐他”即骆驼，可见此时的河北、山西地区可能已有骆驼。而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国贵族墓、荆门后港战国楚墓也分别出土过人骑双峰骆驼的铜灯，也表明骆驼的形象在此时已为江南地区所知。司马迁在叙述匈奴物产时，骆驼则被列为标志性的奇畜，所谓“（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而据中国新闻网2019年12月31日的报道，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的陵区展开详细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发现古代墓葬20多座，其中一座墓葬出土了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单体金骆驼，表明骆驼这种“奇畜”，对地处西部、战马成群的秦王朝而言也是非常珍稀的动物。

到目前为止，动物考古学家见到最早的完整骆驼骨骼，是陕西的汉昭帝平陵陪葬坑里出土的33具遗骸。因而，作为自然物种的动物骆驼可能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才传入中原地区，所以太仆寺才设立附属的“橐泉厩”和“牧橐令”等来管理，那么平陵陪葬坑中的骆驼应该是贡品。

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骆驼自北部草原地区和西域中亚被进贡或被商队带到了中原地区。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前104）第一次征伐大宛吃了败仗，上书归因于“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于是，汉武帝下诏“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可见此时西北地区的骆驼已经是主要的运输驮兽了，算不得什么稀奇之物。敦煌悬泉置汉简中记载了疏勒、鄯善、莎车、乌孙、康居、大宛诸国贡献骆驼的过程。如康居王使者杨伯刀等人从敦煌入关后贡献骆驼在酒泉遭地方官刁难冤枉，“酒泉太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从此法律文书可以看出来，此时贡献而来的骆驼可能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所以即使姑墨献来的是珍稀的白骆驼，也一样被地方官员挑肥拣瘦、刁难使者。及至北魏占领河西走廊之后，官府牧场在其地繁殖了100多万头骆驼，随后亦曾将一部分骆驼转养于燕代之地，骆驼至此成为北方地区比较常见的驮兽。到了唐代，骆驼就已经成为西北部军队后勤运输、中亚与中原民间商贸的主力，因此，出土唐三彩等所表现的骆驼形象，通常是与胡商、胡人乐队等组合出现，是汉唐同西域国家和地区的商品流通、观念传播、文明碰撞与融合交流的主要运输力。

驯象是汉唐时期传入中原宫廷最大的动物了。最早的记载是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南越献驯象”，按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这种驯象会跪拜等表演。进贡而来的驯象同中国境内原本野生象虽然都是亚洲象，但是它经过训练，是供人驱使、可以表演的象。

远古时期中国大陆曾广泛分布有大象，西周中期，在北方地区已经很难见到大象的踪迹了。战国时期，大象南移到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汉唐时期，在中国境内广泛分布野生大象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岭南、安南和云南一带。而驯象作为一种珍稀动物，基本上都来自域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向汉唐帝国进献驯象，在宫廷典礼和宴乐活动中进行表演，是此后历代百戏表演队伍中的主要角色。据王永平教授统计，唐代东南亚各国曾多次向唐王朝进献过驯象，其中林邑17次、真腊2次、赡博1次、占卑1次，此外西域波斯曾贡象1次。佛教经典中非常推崇神兽六牙白象，释迦牟尼生身故事中又有“乘白象入胎”的故事，所以白象在古代中国被礼敬跟佛教有密切关系，北魏就有进贡而来的珍稀白象，北魏宫廷豢养于洛阳，该象“背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常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可见当时来自西域的骑象并不是很好驯养。唐王朝将白象视作国之祥瑞，是国泰民安、吉祥如意的象征。

至于鸵鸟，西汉时从西亚传入中国。鸵鸟作为所谓的“凤皇之匹畴” ，是汉唐时代被安息诸国屡次进贡的标志性外来物种，以至于成为政治上指代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一个符号；唐代西突厥、吐火罗国献此种“条支巨鸟”被唐人称之为“鸵鸟”；武则天时期开始把鸵鸟当成一种珍异和祥瑞图像雕刻于帝王陵墓，关中十八陵的神道石刻中许多都有鸵鸟屏，显示出这种动物的珍贵。但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很小，也没能成为本土化物种。

综上而言，在野生动物的自然迁移和家养动物的民间贩卖之外，地理特征迥异或文化族群不同的区域之间，大型家养动物如西域系天马、突厥马和骆驼的传播，是同汉唐朝廷的国家战略、边疆建设及相关的文明迁移密切相关的。

二、汉唐文明传播中的象征性动物

在西域系天马、突厥马和骆驼之外，还有一些动物，虽然不是汉唐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活动的直接密切参与者，但是本身却负载着丰富的区域地理特征和异域文化信息，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原的象征性动物，也是传统中华文化中祥瑞图像的源头。如狮子在汉代传入后，虽不能在华夏自然环境中繁殖生长，但其所蕴含的来自波斯、印度的文明信息，使其形象演变为中华文化威权和吉祥象征体系中最具特色的象征性图像要素；狼在与汉唐王朝伴生共存的匈奴、乌孙、突厥文化中是强势族团和可汗的象征；鹰则代表了“引弓之民”的草原文化对天的崇拜和王者英雄主义的象征——这些都是汉唐以来不断融入中原农业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元素。

汉唐文明传播中的象征性动物或动物象征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概括性理解。

1.族群圣化与政治秩序中的象征动物

任何等级制社会秩序的构建，都离不开对特定族群、集团、家族、个人的统治合法性的特殊化塑造，只有将某一个或几个族群、集团、家族、个人置于其他族群、集团、家族、个人之上的威权位置，等级秩序的建立才有可能——这就是游牧高原为什么会有黄金家族的缘由所在。威尔森将这种过程称作“圣化”，他不仅仅是从人类社会，而是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指出：“每个社会必须编出一套法则，以抵制自私行为和高等智能带来的‘溶解力’。”汉代文化中，为人加上动物的羽毛等身体特征，同为动物加上人的五官等身体特征，是图像化造神的两种不同取向；而将人类的特定部族神化的方法，则是直接从血缘上建立联系，无论是殷人的吞卵而孕，还是周人的“履大人迹”，均是此类。

汉唐之际通过动物的特殊性来寻求权力的“合法性”或寻求“圣化”的典型案例有西汉帝国的皇族圣化。当平民刘邦称皇帝之后，直接借鉴了自商周时期就形成的“血缘圣化”办法：“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这是直接将其血缘上结于神龙。

在天地之间追随和独占那些威胁最大、震慑力极强的动物，是草原政治秩序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之一。古代欧亚草原民族萨尔马提亚人、匈奴人、乌孙人、突厥人、蒙古人的起源传说与狼密切相关。狼作为一种祖先传说，在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活动的匈奴、乌孙、高车、回鹘、蒙古民族中都有着或隐或现的深刻印记。

汉唐之际崛起的突厥自我认同是狼的后裔，其可汗用“金狼头纛”作军旗。正如《周书》卷五十《突厥传》所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这种以动物为其部族起源的传说是人类认知自身早期历史的一种常例，不同的部族在不同的地域将其祖先之起源归之为狼、鸟、熊、狮子等动物。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对于狼的族系认同，形成了他们以狼来命名其可汗号的传统。据罗新教授的研究，中国中古文献记载中的突厥“附邻可汗”“步离可汗”“步利设”，匈奴“符离王”“蒲泥王”，以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字“佛狸”，都对应着突厥词语“bori”，即狼。这就说明，不仅仅是突厥，在匈奴、鲜卑等民族中，其民族起源文化中都有着狼系认同的观念。乌孙是与狼有密切关系的部族之一，《史记》记载是因为匈奴攻打灭亡乌孙小国而发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在来自匈奴的这个关于乌孙王室的传说中，乌孙王不是像突厥可汗先祖那样是人与狼所生的后代，而只是在幼弱危难之时得到母狼的奶水哺育。

而据北魏拓跋诘汾率拓跋鲜卑南移，经“九难八阻”后，遇到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此虽非直接接续兽之血脉，但拓跋的崛起却是受到这个“神兽”的引导，此后才有了拓跋诘汾与天女相合生下拓跋力微的传说，所谓“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这种“神兽”的出现，是拓跋族团塑造其天命所归之象征。

动物及其象征作为政治秩序构建的参与者，在先秦文献中就有“以鸟名官”的记载，北魏道武帝建国初期也施行过此类制度，所谓“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到唐代武则天时期，在不同职别的官员袍上绣以不同的纹样，名为“绣袍”，以这种装饰的禽兽纹样来区别文武官员的等级，文官绣禽、武官绣兽。例如，诸王是盘龙和鹿，宰相是凤，尚书是对雁，十六卫将军是对麒麟、对虎、对牛、对豹等。这种官服在以后的玄宗、德宗、文宗等各朝中也都沿用，成为后代补服的起源。

2.草原文明中象征性动物的传播与融合

汉唐构建的天下，涵盖许多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族群，尤其是北部匈奴等草原部族与中亚粟特人等群体的进入，使得多种文化因素在此一时期融入中原文明之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鹰及其文化的传播。

鹰是埃及、西亚、中亚及整个欧亚草原民族文化中的神鸟，从“荷鲁斯之眼”到北部草原游猎文化，鹰都是与帝王直接相关的天禽，是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虽然鹰隼作为“王权”象征动物的含义并没有在汉唐中原文化体系中得到肯定，但是隋唐时期皇家宫廷所热衷的“鹰猎”，则与受到北部草原传统息息相关。至迟自北魏开始，深受北部草原文化影响的北朝宫廷就设有专门的“鹰师曹”机构来管理皇家鹰隼，还豢养有大批的狐、兔、飞禽供皇帝鹰猎取乐。隋炀帝在608年曾召集全国驯鹰师于东都洛阳集会，“至者万余人”。到唐代，皇家鹰隼管理机构已由简单的“鹰师曹”发展到复杂的“五坊”：“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其下掌管着“五坊户”即有别于一般编户的人家。唐代初年的杨崇庆、牛仙客、章仇兼琼、王鉷、李辅国、药子昂等人任职“五坊使”，他们中大多有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及草原地带任职的经历，如章仇兼琼乃是益州司马军职出身，曾任剑南节度使，长期与吐蕃战；药子昂曾数次被派出去慰劳回纥可汗。这些人长期生活于北部游牧地区，于“雕、鹘、鹰、鹞、狗”之事自然会有所精通。由此可见，北部草原地带或西北边关游牧民族的鹰隼文化对中原王朝的影响。

当然这种动物文化的传播也是双向的，如目前在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两块狼头碑就是显著实例，源自中华文明体系的螭首碑造型，在突厥文化地区以狼头碑的形象出现，这是草原动物文化符号同中原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例证。典型的突厥狼头碑有2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布古特碑和吉尔吉斯斯坦的Ak-Beshim佛寺狼头碑。布古特碑为突厥第一汗国佗钵可汗（571—581）纪功碑，整个碑头应该是由2只垂首的狼组成，2只狼的身体拱起形成碑头中间的圆弧部分，狼头垂在两侧，狼爪拂过碑身正面。2只狼的身体随着碑头的弧度被拉升为龙或蛇的身体那样圆融细长的形状交叉在一起。Ak-Beshim佛寺狼头碑现存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Tokmak），它出土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之间的Ak-Beshim佛寺遗址，此地是6—10世纪突厥领地的首府。

用狼头碑代替蟠螭首碑，彰显的是汉唐文明对突厥的文化影响。蟠螭是龙之属，汉魏以后出现并逐步成为碑首形制的主体，是沟通人神之间的祥瑞灵兽。螭首碑在隋唐时代是五品以上官员才可立的碑，《隋书》载“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在《唐葬令》中也有“五品以上螭首龟趺，降五品为方趺圆首”的规定。而狼头碑则很可能是突厥可汗级别的人物使用的碑，同他们所使用的“狼头纛”相匹配。

3.欧亚古代国家关系中表达祥瑞的象征性动物

在汉唐时期从西域传入的动物中，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祥瑞”性质的动物。将某些特定的稀奇珍贵动物或某一地区、部族或文化中具有图腾意义的动物认定为“瑞兽”“祥瑞”或者羽虫之孽，应该是古代世界的通例。西域地区贡献到中原来的鸟兽动物，往往都具有“祥瑞”的象征内涵，如羚羊是西亚文化中典型的瑞兽，在唐代开元七年（719），东罗马帝国派遣吐火罗大首领向唐王朝贡献狮子、羚羊各两头。在阎立本的《职贡图卷》中，浩浩荡荡的西域进贡队伍中就有珍奇动物羚羊。当然，不仅是自然物种的羊，用金银铸造的具有神圣意义的羊，也作为高贵的贡品送到中原的皇家宫廷。据《旧唐书》的记载，唐代长庆四年（824），吐蕃在进贡牦牛给唐朝时，还同时进贡“铸成银犛牛、羊、鹿各一”。在贡献而来的“祥瑞”类物种中，最典型者就是狮子。

狮子是作为一个自然物种被传播到中国来的，但作为亚热带动物，它却很难在黄河、长江流域生存繁衍。从公元前139年开始，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所到达的区域正是亚洲狮的分布区，然而，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点他见到狮子的记载。史书中明确记载西域诸国向汉王朝贡献狮子是在东汉时期，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安息国王遣使进贡狮子，此后，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再次献狮子与孔雀；汉顺帝阳嘉二年（133），疏勒国又献来狮子和犀牛，而月氏也有献狮子的记载。至迟在公元87年以后，东汉宫廷及皇家近臣都见到了真实的狮子，《东观汉记》也第一次对狮子做了写实的记载：“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尾端绒毛大如斗。”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亚次大陆、埃及以及西亚尤其是波斯文化中，狮子作为帝王的象征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是确定无疑的王者代表符号。无论是猎狮还是豢养狮子，都是帝王之事，所以西亚或中亚诸政权在汉唐时代之所以千里迢迢派使者将之作为礼物进贡到中原王朝来，其内含的友好之意无非就是以此表达对中原帝王的对等尊敬和恭维。

从西亚到中亚，铸有狮子图像的狮子座作为国王的宝座被频频使用，以狮子座或狮子代表王权的国家有印度系的摩揭陁国、犍陀罗、泥婆罗国，欧亚之间的嚈哒、波斯等国。据《北史》记载，龟兹国王的打扮是“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而疏勒国王则戴金狮子冠。但是，狮子作为帝王的象征符号并没有被中华文化所接受，这种寓意只传到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古国就消失了。吐谷浑是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东晋十六国时期控制了青海、甘肃等地，与南北朝各国都有友好关系。隋朝与之联姻，后被唐朝征服，加封青海王。据《魏书》的记载，吐谷浑夸吕可汗的打扮是“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师子床”，显然是受了西域诸国的影响，因为来自辽东的慕容鲜卑是不可能有狮子宝座这样的文化因素的。

狮子作为一种守护神兽和吉祥图像，则随着佛教的发展而逐渐民间化。东晋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具有印度风格的守护在佛座两侧的写实的狮子图像逐渐被中国人所熟悉，像这样的雕刻，在南北朝时期大量涌现，成为狮子在佛教造像、建筑物门户等处的经典模式，被寺庙宫观、权贵大宅所接受。随着汉唐时期的不断发展，狮子图像彻底中国化，成为吉祥图样的一个主要元素。遍布寺庙、官衙、贵族府邸、富商深宅、桥头、宗祠等处的雕塑狮子，已经失去了作为热带草原上最凶猛野兽的凶残、勇猛与暴力，成为一个吉祥象征物形象。

4.佛教传播对异域动物及其象征符号的引入与使用

佛教以“像教”著称，有大量的动物形象进入了其经义阐述和传播的图像之中。根据意大利考古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犍陀罗图像资料的整理结果，动物形象在该地出土的佛教造像中涵盖了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鱼类、神兽这5大类，包括马、瘤牛、羚羊、巨角塔尔羊、公羊、骆驼、大象、狮子、猴、犬、猪、野猪、虹雉、鹅、鹦鹉、孔雀、鸽子、蛇、龟、龙、海马、翼狮。而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被表现的动物主要有狮子、大象、鹿、鹦鹉、孔雀、仙鹤、迦陵频伽、凤凰、龙、金翅鸟、驴、骆驼、羊等。这些动物有的是经变画中用来营造祥和场景的，如凤凰、鹦鹉、孔雀等美丽的吉祥鸟；有的是佛经故事的主角，如九色鹿、大象；有的是世俗生活场景的主要运输驮兽，如骆驼、马、驴；有自然物种也有神兽或神鸟，如迦陵频伽就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鸟，据传其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胜于常鸟，佛经中又名美音鸟或妙音鸟，它被塑造成为一个人首鸟身的形象。但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还是大象、狮子和鹿，大象是佛力巨大而高贵的象征，狮子吼声洪亮，山鸣谷应，震动天地，是佛法传布久远的象征，而鹿则是佛法初传、善良美好仁慈的象征。

龙作为一种并不实存的神兽，汉唐之际也随着佛教传播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根据印度古代传说与典籍的记载，印度“龙”住在地狱，与蛇近似，但并不是蛇。佛教出现后，将古代印度传说中的“天”“龙”等都吸收进来，编为“天龙八部”，成为佛教的重要护法，并产生了九龙吐水等概念。当早期西域僧人传教遇到中华概念中象征皇权的“龙”时，二者在“九龙吐水”这一点上产生了响应，所以汉唐僧传记载中西域胡僧往往有召龙行雨或发水的传说，如涉公“每旱坚常请之咒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佛图澄传教后赵，传说也曾在襄国大旱时召龙引出泉水。由此，以印度龙为内涵基础的“降龙”成为佛教彰显其能力的一种象征性符号。与此相适应的是“伏虎”，早期来到中原传教、行走于山林村野中的僧人们遇到的最大威胁性野兽就是老虎，所以僧传文献中制造出许多僧人“伏虎”的传说来，如于法兰“有一虎来入兰房，兰神色无忤，虎亦甚驯，至明旦雪止乃去”。定林上寺沙弥圣进“宿于树下，有虎来摩其头，见进端坐无扰，跪之而去”。而释昙始被北魏拓跋焘投于虎笼中，“虎皆潜伏终不敢近”。天竺僧人耆域到达襄阳后，“前行见两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类似的传说制造，使得“伏虎”也成为另一个象征性的佛法符号。

由此，当龙被确立为中国帝王的象征动物时，狮子是西亚王权的象征，狼和鹰是草原可汗的象征，虎是军队勇士的象征，鹿是佛教仁慈的象征。所以，张华在《博物志》中才会有曹操在征伐乌桓鲜卑经过白狼山时猎狮的文学传说，而曹操墓中也才会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这样炫耀荣光的陪葬品。正如托马斯·爱尔森指出：“动物成为人类话语中最常用的符号。动物的体能一直作为人类能力的衡量标准，动物的名称与形象被用于表达政治概念，动物还多次在横幅、旗帜、徽章和纹章上作为团结的象征出现；动物具有的灵性之力与宗教信仰、宗教实践与宗教仪式有着深刻的联系。”当来自草原的以插好斗鹖鸟的毛而成的“鹖冠”，成为秦汉两晋隋唐武人之冠之后，武则天时期更进一步在官员袍服上绣禽、兽图案来分职别、明等级，并进而发展成中国古代系统的章服制度。这些都是在建立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以特定动物的自然属性、文化寓意和形象特征，来标识和固化社会权力、等级秩序的努力。

三、动物传播与汉唐人文地理格局的演进

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动物交流或贡献，既有实质性的资源互助关系，也有象征性的礼节从属关系。地理资源如马匹、牛羊、骆驼等动物是国家或地区之间建立交换关系的重要砝码，但凡表达诉求、获得经济资助、确立政治秩序、媒媾婚姻关系、缔结军事联盟，都少不了本地域的物产资源——这是古代的贡献关系确立的基本表达要素。

汉唐时期的动物传播其实是在两个方向维度上进行的：一是中原华夏文明同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国家所展开的东西交流；二是中原农业文明同北部草原文明进行的传播。前者是一种国际性的交流，后者则是本土区域性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其动物传播和文明交流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纵横交错，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以欧亚视域为中心的汉唐人文地理格局。

第一，同中亚各国的外交和经贸，其核心问题主要是战略性、政治性、军事性的。用拉铁摩尔的话说，那就是中国中古政权对西域绿洲的征服，目的在于控制绿洲诸国家，建立联盟以对抗草原民族。因此，中亚诸国与汉唐王朝的丝路往来，并不具有交换生活或发展必需品的意义。这一点，唐代历史学家看得很清楚：“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殣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

对于从西汉到隋王朝经营西域、交通中外的历史，从现代观点来看，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是光芒万丈的事业，但是《隋书》“史臣”的评价却几乎是一片灰暗。总括其观点，他认为“开远夷，通绝域”的举措并没有事实上的合理意义和价值，其原因不过是由于皇帝的好大喜功和臣下的无事生非。武力远征时期，造成的后果是民不聊生、尸横疆场；而征服之后的和平时期也因为商贸转输“大秦之明珠”等等奢侈品而使得整个社会不堪其重负，所谓“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的类似局面，可能就是古代中国同西域商贸交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无论是大宛马、波斯犬、安息雀，还是狮子、羚羊的输入，都是此一时期的奢侈品，它们输入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交流促进了古代欧亚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重构了以欧亚视域为中心的人文地理格局，以至于汉唐以来的历代王朝，都将经略西域或“万邦来朝”作为一个天下大治的梦想。正如葛兆光所指出的，从6 世纪上半叶梁元帝萧绎绘制《职贡图》，就开启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史传统，即通过描绘异国朝贡使者，以表达天朝的骄傲和自信，在异国殊俗的对照之下，想象自己仿佛众星拱月的天下帝国。

第二，同北部草原政权的时战时和，其核心不是奢侈品、不是战略性，而是争夺赖以生存的物质利益。对于中原政权同北部游牧部族之间的此种利害关系，古人总结为：“牧马之童，乘羊之隶，赍毳毼邀利者，相错于路。耒耨之利，丝枲所生，散于数万里之外。胡夷岁骄，华夏日蹙。方其强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养之如初。病则受养，强则内攻，中国为羌胡服役且千载，可不悲哉！”在这种被北部草原民族强力掠夺的压力刺激下，随着魏晋南北朝胡人突破长城占据中原，以动物或动物性产品如马匹等为代表的北部草原的物产及其生活方式、组织管理方式，在汉唐之间大量输入并渗透到政治贵族或城市富裕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所带来“胡风”或“胡化”等草原因素的融入，既是对于政治统治之力的改变，也是对于时代文化精神的塑造。

政治统治之力的改变包括汉代对大批代马等胡马的输入与改良、隋唐关陇集团崛起过程中对北部草原突厥马的繁殖，为建立和管理超大国家提供了快速的运输力量，直接成效就是汉帝国对匈奴的彻底打击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和唐王朝对突厥的决定性胜利。从北朝以来，优良马匹所带给人们的炫耀性资源、移动速度和空间高度的自信，激发了人类生命个体的英雄主义情怀和自豪，汉唐时代的鞍马情怀，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浪漫主义的表达，而且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时代自信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唐文明交流视域下的动物传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外来的动物既有野生驯养的、也有家养的；既有用来骑乘的，也有用来娱乐的；它不仅仅是食物来源，而且还分别是图腾象征、巫术厌胜物、能源动力、社会等级标志物，等等；它也不仅仅是那些实存的动物，还包括大量的想象性动物，如龙、麒麟、天马、鸾鸟等，而在古代世界的人文视域框架内，实有动物跟想象性动物二者总是纠缠在一起，共同构建着古代世界的时空秩序。古代社会的政治象征、文化宗教、经济贸易、军事征服、交通往来都与动物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现代机械与工业社会诞生之前，动物是参与人类社会秩序体系构建的主要力量之一；强势的动物形象，更是政治人物构建其权力形象的主要代表符号，也是宗教文明传播中经常性使用的象征符号。

更为重要的是，丰富多样的外来物种开拓了人们理解和接纳“异域文化”的包容力，在古代世界体系中，异域的“想象性”是建立边界意识和划定族群认同的最基本规则之一。不同族群的政治体或文化体的边界，并不清晰地停留在地理界线上，而更多是关注于风俗象征与人体特征方面，而与之相关的代表性形象选择，则常常是以动物、植物为标志物的——地球上不同的地域总是有一些其他地域所没有的动物或不同的品种，而这些动物与其他植物性、矿物性物产及技术与艺术，就成为该地域最生动的象征物和交换品。古代世界不但以不同的“物”的贡献来表达交流的意愿，还通过这种“物”的不同来强化“人”的不同。从《山海经》到《史记·大宛列传》再到《新唐书·西域传》，我们不难看到动物在地理空间标识和文化认同区别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大量异域动物的传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对“异域”的排斥力。

随着商队突破沙漠或戈壁而进入农耕地区的非农耕的驮兽骆驼、以中亚系马种或健壮的突厥马为典型代表的良马、以观赏性为主的外来鸵鸟或宠物狗及猎犬等动物的输入，与之密切相伴的是那些花纹繁复的金银器、马具和精美的玻璃器及植物性奢侈享受品的嵌入，还有声调繁杂瑰奇的龟兹乐和凉州乐与舞马、马球与胡旋等艺术享受，构成了一个从生活享乐、物质文明到精神文化艺术的多维立体的文化交融环境，追求新奇外来文化的社会心理在这方面得到了非常充足的接应与张扬。

关于汉唐之际开通西域、交流方物特产对于传统华夏的影响，唐代历史学家杜佑有一个近乎无奈的批评性描写：“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曲，汉武采之以为鼓吹。东汉魏晋，乐则胡笛箜篌，御则胡床，食则羌炙、貊炙，器则蛮盘，祠则胡天。晋末五胡递居中夏，岂无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这种融合性文化格局的形成，是伴随着地理格局扩大而逐渐展开的。到了唐代，其地理格局则是：“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在这样南北拓展、且“西过之”的辽阔地域，维持同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在物质上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所谓“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寖多。唐兴，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虽然西域胡商所交的税应该也非常丰厚，但“八蕃”各地域以“贡献”等各种名义来套取大唐王朝的物资，以至于唐代宗时期，回纥与唐朝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使唐王朝陷入倒欠债的尴尬境地——此种“地广则费倍”当然是汉唐时代朝贡式交流的弊端所在，但它对古代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对欧亚文明的沟通与融合，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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