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键词：欧美的发展 新考古学 文化生态学 环境考古 聚落考古 生态位 遗址域 社会-经济方法 新马克思主义 后过程考古学 操作链 民族考古学（一）美国的贡献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考古学还是以文化历史学范式为主导。但是，与旧大陆国家的考古学不同，美国考古学研究的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历史而是印第安土著的历史，所以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 ...

关键词：

欧美的发展 新考古学 文化生态学 环境考古 聚落考古 生态位 遗址域

社会-经济方法 新马克思主义 后过程考古学 操作链 民族考古学

（一）美国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考古学还是以文化历史学范式为主导。但是，与旧大陆国家的考古学不同，美国考古学研究的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历史而是印第安土著的历史，所以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科定位上属于人类学的分支。于是，新考古系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就提出了“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的口号。

新考古学首先对文化历史学研究的归纳法和依赖经验直觉的方法提出批评，认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无法判断其正确与否。受德裔美国科学哲学家卡尔·亨普尔(C.G.Hempel)的影响。路易斯·宾福德强调考古研究应当采用科学方法，以减少判断的主观性。他认为，为了做出科学的解释，必须从一般性原理出发进行假设，然后通过经验数据和独立的分析数据对其进行严格的检验，即所谓的规律—演绎模式。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人类的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许多一般性法则，于是这种演绎采取了假设—演绎的模式。

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

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受功能主义影响很大，而美国考古学研究的社会多为狩猎采集群和早期农耕社会，主要关注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所以被称为生计聚落考古。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主要采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理论研究这些社会的生存方式，在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中，还流行许多唯物主义决定论的理论，如人口压力理论、竞争宴飨理论、广谱经济理论、最佳觅食理论和最省力模式等。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Steward）倡导的一种理论，他把社会或文化看作是由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组成的三层蛋糕，并在下面加了一层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看作是左右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了解人地关系和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释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生态学方法强调生物自然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动植物、气候和地形——但是它的真正贡献是为研究提供的一种视角。通过这种视角，考古学家将人类和自然看作是一系列动态和互动系统中的参与者。文化与环境的阐释概念导致产生了富有成果和可予检验的模式（P.J.Watson, S.A.LeBlanc and C.L.Redman,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An Explicit Scientific Approa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Steward）

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White）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Service）

采纳文化生态观，导致了对许多传统观念的重新评估。比如，以前根据类型学划分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到底是文化传统和族群差异还是适应不同环境造成的功能差异？而以前从传播迁移或从融合和碰撞来做简单解释的文化现象，则从交互作用圈和世界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考虑。对人地关系的重视，使得考古学家采纳了生物科学的许多有用概念。比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Barth）率先采用的社群“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概念：“任何一个族群的‘环境’并不仅由自然条件来定义，同时也取决于他们所依赖的其他族群的存在和活动。每个群体只是开拓整个环境的一部分，留下其大部分给其他群体利用……采用某种动物生态学的概念，尤其是生态位的概念——某群体在整个环境中的位置，他们与资源和竞争对手的关系。" （F.Barth,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 North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 1956）。生态位不能与环境区域和聚落的简单地理位置相混淆。环境区是指由其自身一批动植物所占据的不同区域，并以特定的地形、气候和土壤条件为特点。生态位是被某文化有选择地栖居的，包括这批群体的采办系统，加上他们与动植物和邻居的其他关系。于是，两种文化可以在同一环境区域内比邻而居，占据差异很大的生态位。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Barth）

为了了解社群在各种环境里对不同生态位的利用，遗址域（catchment area）概念被来分析考古遗址与周边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根据遗址里出土的人工制品和生态物，对遗址的生计或经济形态提出假设。然后详细勘察遗址周边的地形、土壤、植被和其他环境资源条件，最后生成地图。遗址域分析是一种理论的检验，推测人们日常行走距离、搬运的最大范围，以及遗址中出土的生活资源的可能分布，判断这些资源的最可能来源。遗址域分析与出土材料相结合，有助于解释遗址的生计行为、遗址功能和环境条件（[英]科林·伦福儒、[英]保罗·巴恩主编：《考古学：关键概念》，陈胜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从文化生态学来了解人地关系和文化适应，导致环境考古学的兴起，并刺激了聚落形态方法的诞生和农业起源研究的深入。聚落考古学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R.Willey）所开创，在斯图尔特的启发下，威利从四种聚落形态：生活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建筑和墓地的历时变化来了解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社会变迁，标志了考古学文化功能性阐释的战略性起点（G.R.Willey,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in the Verú Valley, Peru.Washington,DC: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no.155）。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和自汤姆森三期论发明以来最重要的发明（[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R.Willey）

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另一项重要理论进展就是提倡系统论（system theory）。系统论是来自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理论方法。该理论认为，系统和系统关系存在于许多生物和非生物的现象中。大到天体和太阳系的运转，小到人体和生物体的循环，都属于不同的运转系统。主导这些系统的法则有时不但类似，甚至可以十分相似。采用系统论的概念，要比考古学家在分析描述中所采用的一对一的因果机理解释更加合理。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采纳控制论来分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或亚系统，引入正反馈和负反馈的机制，观察系统的平衡和失调。系统中某个亚系统的失调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负反馈在面对外来波动性输入时，会以一种基本稳定状态维持着系统，而正反馈会引起系统不可逆转的变化。二是、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将文化视为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其亚系统由诸如如人口、技术、经济、贸易、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等组成。而文化系统又和生态系统组成了一个互动的功能系统，环境的变迁会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文化系统的运转和变迁。三是、采纳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希·贝塔朗菲（L.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研究生命系统的增长态势，比如种群数量与土地载能的关系。系统论方法特别适合于计算机模拟研究，对众多变量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模拟，并做出长期趋变迁趋势的判断，并检验考古观察和阐释的合理性（P.J.Watson, S.A.LeBlanc and C.L.Redman,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An Explicit Scientific Approa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K.V.Flannery）

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K.V.Flannery）是开发利用系统论研究的顶尖学者，在对中美洲瓦哈卡河谷圭拉那魁兹洞穴的研究中，他采用电脑模拟来论证农业起源的理论。电脑程序将一个四人游群置于四种植被带中，然后根据潮湿、干燥和平均年份的随机顺序观察他们觅食策略的变化。有趣的是，该游群确立了两种策略，在潮湿年份中采取比较积极的策略，会进行栽培植物等试验性活动。而在干旱年份比较保守。模拟的结果和遗址出土的材料特点十分吻合，说明预判的觅食策略能够解释遗址的生计和觅食活动。然后，模拟在其他变量不变，变换生态系统的五个参数来进行观察，一是更加潮湿；二是更加干旱；三是极端气候消失，都为平均年份；四是人口增长；五是保持四人的平均水平。模拟发现，这些过程都没有加快农业的发展进程，甚至还会导致趋缓。因此，该项研究并不支持农业起源于人口压力的理论阐释（K.V.Flannery, G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09）。

过程考古学还强调研究社会演变规律的重要性，采用新进化论模式来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20世纪中叶，出于对当时学界以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B.Franz）历史特殊论为主导的现状不满，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特（L.White）重拾对社会变迁一般性趋势的重视，将社会的进化观带回到舞台的中心。新进化论在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Service）、马歇尔·萨林斯（M.Sahlins）和莫顿·弗里德（M.Fried）等学者的努力下得到完善，并以塞维斯的四阶段社会类型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为代表，概括了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性发展趋势。

在新进化论的框架下，考古学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来探索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其中对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着墨尤多，起初由比较偏好强调某一主要动力的单因论解释如水源论、战争论和贸易论，慢慢转向系统论的多因论阐释。

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学的目的不应是描述而是解释。考古学家的解释不应是猜测，而是必须了解材料，利用考古材料来论证其观点，并最终解决“如何”和“为何”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了解“何人”、“何物”、“何时”、“何地”的问题。由此可见，考古学从描述转向阐释，理论的作用就非常关键。理论是对材料和现象的阐释依据，是对研究客体的科学认识。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因此，理论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在另一方面，理论又是研究的向导和感官识别的判断基础。它指导田野发掘、采样和分析程序，并做可行的研究设计，以便使研究向预先设定的目标前进。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过程考古学今天仍然是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的主要范式，虽然它受到许多批评，其中包括来自后过程考古学的批评，但是过程考古学探索社会演变规律的目标、关注系统论和文化变迁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强调严格的方法论设计和在考古学阐释中重视各种理论建设，仍然使得它充满活力，并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的考古学实践。

（二）英国的贡献

“英国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摇篮。20世纪初，戈登·柴尔德为考古学范式的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作者补充）

澳裔英籍考古学家 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 ）

注：柴尔德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重视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首先把西亚和欧洲考古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预见到重视环境给予人类影响的系统考古学研究必将出现。还先后提出“新石器革命”（食物生产的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为日后农耕、家畜饲养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被公认为20世纪前期最有成就的史前考古学家。

虽然英美两国在语言和学术传统上十分接近，但是由于学科定位、社会思潮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英国考古学对传统方法的反叛来得比较迟缓。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并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当新考古学思潮传到英伦时，英国考古学界开始的反应相当负面，从漠视、嘲笑、批评它行话太多，贬低它毫无新意到斥之为非英国做派等不一而足。格林·丹尼尔（G.E.Daniel）把新考古学看作是胡言乱语而不屑一顾，认为美国考古学是从最无收益的考古材料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对自己的材料感到沮丧，于是他们只能埋头于理论和方法，把时间耗在讨论文化过程和动力法则上来寻找安慰（[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作为《古物》（Antiquity）杂志的主编，他在刊物上组织了有关考古学发展方向的讨论文章。1973年，戴维·克拉克在《古物》杂志上发表了《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公开为新考古学辩护。就像他先前出版的著作《分析考古学》（Analytic Archaeology 1968）一样，他提出了自己有关新考古学的独特见解，呼吁强调方法论，优化分析程序与概念，讨论考古学知识与解释的性质。他特别表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好奇心和愿景，要求从本学科以外来寻找新思想。克拉克的考古学新思想标志着英国考古学开始偏离传统的经验性和非理论的考古学范式。

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L. Clarke)

戴维·克拉克英年早逝，无法践行他的新考古学纲领。新考古学在英国的主要倡导者是科林·伦福儒（C.Renfrew），他本科读的是自然科学，后来在美国短期执教。虽然伦福儒对探究通则持保留态度，但是他拥护新考古学的实证方法，并将系统论用于他对爱琴海地区的文明发展，把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概念引入欧洲的个案研究之中。于是，英国考古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和书写模式，从一种系统论框架来强调社会和经济变迁，并将有关交换、纪念建筑、墓葬、聚落形态和中心位置的考古材料作为研究这种过程的证据。同时在研究中重视科技手段、地理方法和数理统计。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Renfrew）

伦福儒的著作没有像克拉克那样受到敌视和攻击，部分原因是他的著作没有晦涩的行话，比较易懂。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是对特定材料做出解释，而非阐述方法论本身，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降，由伦福儒倡导的这种考古学，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已经成了这门学科当下最流行的研究模式。它代表了社会—经济取向的英国过程考古学特点，这就是强调社会与经济过程，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采纳新进化论的社会类型学，采用一种涵盖所有新科技、数学统计和地理学方法在内的方法论。

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英国考古学受到来自欧洲大陆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的目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矛盾与冲突的思想来开发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权力和冲突的来源不限于对日常生产的控制，而且涉及繁衍、地位、知识和显赫物品，特别对后者分配、传播和交换的控制。该方法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强调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共有的一般世界观，而是用来使社会中不对称的关系自然化和合法化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通过物质文化和祭祀活动的投射使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并对考古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该方法的另一吸引力在于，它将社会变迁的解释坚定地放在社会内部。虽然这点很像系统论的视角，但是变迁的原因并非系统的失调，而是内部的矛盾。它提供的也不是一种通则性的解释，而是对特定案例的特殊性解释。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承认社会的交换和互动网络以及它们所象征的主导结构是非常广泛的。考古学家借鉴沃勒斯坦用于解释晚近历史的世界系统理论，将它用来解释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各种社会在某区域网络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差异。

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Hodder）

在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Hodder）的努力下，后过程考古学以一种明确的运动亮相。他采用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卓见来研究物质文化。霍德认为，物质文化并非是过去人类行为的被动反映，而是过去社会活动意义深远的组成部分。为了了解它们，我们未必要通过各种改造过程用正确的研究程序来推断过去，而是要找到解释过去文化含义的途径。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即结构主义方法，并以霍德主编的《象征与结构考古学》为先声［I.Hodder (ed.),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物质文化中所见的形态被视为各种对立面的结构体，并最终被视为潜在结构原理的特定表现，而社会就是用这些原理来对其人群和环境进行归类，并构建社会关系的秩序。这种原理在不同地区的物质文化（墓葬、房屋和陶器纹饰等）中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但正是这些原理构成了过去各种文化的最终解释。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这些原理以及物质文化体现这些原理的方式。

伊恩·霍德主编的《象征与结构考古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

后过程考古学强调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研究物质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意义，即所谓的象征考古学。意识形态并非社会现实的面具，而是这种现实的组成部分，它还是各种原理的组成部分，社会个人就是用这些原理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的。通过意识形态的这种概念，考古学就能从理论上将物质文化的象征性解释与社会结构和长期变迁的解释联系起来。

霍德还提出了背景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的概念，他提出物质文化与其含义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上是主观的，但是其含义至少部分源自其背景和先前的背景。这种背景是指文化背景以及文化历史的背景。于是，背景考古学再次强调文化历史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紧密关系。考古材料不仅是推断证据的基础，而且是需要读懂的一种“文本”。

后过程考古学对过程考古学实证论的一个反映，就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操作的自我评判意识。这种被称为批评考古学（critical archaeology）的思想特别要求关注考古学在现代欧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当下政治讨论中如何看待过去，还有就是如何从欧洲人自己特有观念的讨论如何沿用到其他社会研究中的问题（T. Champion, “Theotetical Achaeology in Britan.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1）

（三）法国的贡献

法国有着悠久和杰出的古物学、古典考古学和旧石器考古学传统，来自里昂的雅各布·斯庞（J.Spon）是第一位用现代意义来应用考古学术语的古物学家和铭刻学家，将考古学专门指称研究过去人类社会的物质遗存。他还认为古代铭刻是比文献更直接和更可靠的信息来源，因为文献会被重复创造。古物学家伯尔纳·蒙福孔（B.de Montfaucon）出版过15卷本的《古物说明和图版描绘》，为早期的古物研究提供了榜样。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碑的双语铭文，为埃及学和法国的东方学或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法国是旧石器考古学的摇篮，布歇·德·彼尔特（J.Boucher de Perthes）、爱德华·拉泰尔（E.Lartet）和莫尔蒂耶（L.L.G.de Mortillet）确认了打制石器的人工性质和更新世人类的存在，而后两位根据法国旧石器的类型初步建立起旧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和分期。由于史前学和古典考古学在法国属于不同的领域，因此拉泰尔和莫尔蒂耶在法国的学术体制内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因莫尔蒂耶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而受到广泛关注，但是这门学科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法国史前学在步日耶和博尔德的努力下，完善了文化历史学范式的方法论和类型学体系。

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L.L.G.de Mortillet）

法国考古学家博尔德（F.Borde）

继莫尔蒂耶、步日耶（A.H.Breuil）和博尔德（F.Borde）之后，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Leroi Gourhan）是对法国史前学贡献最大的考古学家。他是所有欧洲考古学家中最精通人类学的一位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尝试用结构主义理论建立一种器物的民族志学，判然有别于步日耶和博尔德建立的器物类型学。他用一种不同于考古学文化和器物类型的视角来分析考古遗存，试图用结构分析来揭示物质文化的内在关系，了解器物趋同的功能制约和文化或族群之间的风格趋异。他提出了“操作链”的概念，意在分析器物从加工到废弃的生命史以及它们在不同阶段的形变序列。他视人类的文化演进始于工具，是大脑和肢体协同的产物，然后是族群的分化，最后是扩充人类记忆的技术进步。勒鲁瓦—古尔汉还采用抽象符号的统计学分析来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的分布规律，试图用结构关系来解读其内在的含义。他倾向于认为，其中马和野牛的图像象征了男女性别关系，将马与男性相连，而野牛与女性相连。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完全放弃了这种方法（[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Leroi Gourhan）

总的来说，法国考古学家很少采用理论，也鲜有建树。法国有许多思想家对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如埃米尔·涂尔干（E.Durkheim）、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P.Althusser）、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米歇尔·福柯（M.Foucault）、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费尔南·布罗代尔（F.Braudel）等，但是他们对本国的考古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法国的学术传统独立于英美的实证主义人类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类型学，是“欧洲大陆的一块孤岛”。这种独立性可能一方面与法国源自启蒙运动的自命不凡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家体制的厚此薄彼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考古学无论田野工作还是在高校，像是一片学术沙漠。法国考古学以其马克思主义传统和一般的哲学传统置身于欧美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潮流之外。法国考古学界与美国考古学界来往很少，限于个人参加各自召开的学术会议。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外是宾福德与博尔德对莫斯特文化的争论，宾福德将博尔德归于四批不同人群的莫斯特传统看作是功能差异。这使得博尔德的工作在美国广为人知，但是应该更加引起美国考古学界重视的勒鲁瓦—古尔汉的研究却不为人知，他的著作也很少被译成英语。

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

法国考古学的原创性贡献表现在文化技术的探究方面，通常被称为民族考古学方法。这种方法与美国新考古学提倡民族考古学十分相似，希望能够解释有关物质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而这在打制石器的实验复制上十分成功，而在骨器、陶器、冶金和农业技术上仍处于草创阶段，而且主要服务于博物馆展示。

尽管有来自其他学科和英美考古学的影响，但法国考古学可能还会沿袭它源自启蒙运动的传统，主要关注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ology）。理论阐释主要立足于经验性的研究，用类比、实验方法和技术分析来了解物质文化。法国学者认为，未来考古学理论的繁荣取决于不同学术传统的互动，而非采用某种单一的“正确”推理方法（S.Cleuziou[ et al.],“The Use of Theory in French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Europe, London: Routledge,1991）。

本文选自陈淳：《回顾与期望》部分章节，《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全文将分四篇推送，略有改动。首版推送单位为社科院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信息来源：复旦文博FD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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