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键词：北欧的贡献 三期论 孢粉学 文化功能观 德国的贡献 考古学文化概念 文化与族属 古典考古学 日本的范式 民族主义 文化历史 历史唯物论（四）北欧的贡献 北欧是科学考古学的摇篮，丹麦汤姆森的三期论是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为后来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榜样。瑞典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斯文·尼尔森（S.Nilsson）坚信文 ...

关键词：

北欧的贡献 三期论 孢粉学 文化功能观 德国的贡献 考古学文化概念 文化与族属 古典考古学 日本的范式 民族主义 文化历史 历史唯物论

（四）北欧的贡献

北欧是科学考古学的摇篮，丹麦汤姆森的三期论是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为后来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榜样。瑞典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斯文·尼尔森（S.Nilsson）坚信文化进化学说，认为人口的增长促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狩猎采集者向最早游牧者的转变。他最早采用民族志类比来了解人工制品的用途，进而了解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他是第一个用实验手段来解释石器打制方法的考古学家。丹麦地质学家约翰·斯廷斯特鲁普（J.J.Steenstrup）最早从环境考古来研究文化变迁，将松、栎与山毛榉及榆树植被分别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相对应。自1848年开始，以詹斯·沃尔塞（J.J.A.Worsaae）和廷斯特鲁普领衔的丹麦等第一届厨庖贝丘委员会开启了将考古发现与古环境研究相结合的先河，结合考古学、地质学和生物学方法来研究史前先民是如何生活的。1905年开始，瑞典地质学家杰拉德·德·吉尔（G.de Geer）利用冰缘湖泊的纹泥为斯堪的纳维亚12000年来的冰川消退断代，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历矫正的自然年表，并与能够断代的考古发现相联系。瑞典人伦纳特·冯·波斯特（L.von Post）开创了孢粉学方法，改善了斯廷斯特鲁普对北欧冰后期植被变迁的先驱性研究，并为砍伐森林和引入驯化植物的过程提供了证据。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O.Montlius）完善了器物类型学方法来建立相对断代，并是从整个欧洲范围调查史前史的第一位考古学家（[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sen,Christian Jrgensen）

瑞典考古学家伦纳特·冯·波斯特（L.von Post）

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O.Montlius）

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处于一个乐观和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强调采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聚落发展和重建古代的生活方式，开发了许多新的发掘技术。动植物学家参与的学科交叉研究逐渐成为常态，并由那些不以形态学和类型学为导向的考古学家主导，他们主要采用与历史时期早期的民族学类比来研究考古遗存。

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人类学、民族志和民族学成为高校考古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新的人类学理论引入考古学界，大家都开始熟知美国考古学家沃尔特·泰勒（W.W.Taylor）、戈登·威利、阿尔伯特·斯波尔丁（A.Spaulding）以及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特的名字。这与弗雷德里克·巴斯的工作密不可分，巴斯195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引入挪威，并开始影响北欧的考古学。过程考古学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系统论方法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中流行。参考沃尔特·泰勒的论述，巴斯将文化定义为“当地某人群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在他看来，考古学只能重建很有限的一小部分古代文化，这是巨大的挑战。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Barth）

基于农田、房屋和古坟地理学研究的聚落考古在北欧有着悠久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瑞典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史前的农业景观，引入新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空间发展”。这对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终使得这两门学科融合到同一趋势之中。与此同时，文化生态学和古环境变迁也越来越受重视，随着工业开发而来的抢救考古的发展，大型学科交叉项目在抢救考古学的框架下组织起来，地质学和动植物专家共同参与，并对学科定位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考古学从过去以历史为背景的人文学科转变为优先考虑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叶，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已经建立起能与英国考古学比肩的理论平台，并且直接立足于英美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戴维·克拉克、科林·伦福儒和路易斯·宾福德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引入了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洛普（E.Boserup）有关农业发展与人口的理论、埃尔曼·塞维斯有关文明起源和原始社会结构的理论，以及英国考古学家埃里克·希格斯（E.Higgs）有关古经济学的理论。塞维斯、萨林斯和弗里德的新进化论被全盘采纳，产生了一种生态学—系统论—新进化论的范式。在此范式内，基于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等亚系统的演绎系统论主导着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研究。

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洛普（E.Boserup）

该时期另一重要进展就是开始逐渐接受理性主义的演绎法，量化分析和电脑技术也日益重要。假设检验、建模和概念的严格定义给传统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推理方法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变得更加自觉，程序更加明确。不管是归纳还是演绎，主要还是采用实证论，相信考古材料中蕴含着客观的信息和知识。

随着后现代思潮和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斯堪的纳维亚也出现了反实证论的观点，对中立和政治无涉立场的考古研究提出质疑。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挪威考古学家阿恩·约翰森（Arne Johansen），他关注考古学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并对考古研究的基础即理论和经验材料的关系提出质疑。他认为并不存在自身意义的考古材料，它们是由考古学家的假设和提出的问题而构建的。因此，考古学无法像新考古学建议的那样从事客观的研究。虽然北欧学界并不完全认同约翰森的观点，但是他提出的考古学永远无法成为一门客观的学科则被大家逐渐接受。

受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家伊恩·霍德、迈克尔·罗兰兹（M.Rowlandz）和克里斯多夫·蒂利（C.Tilley）的著作以及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的首选。许多年轻考古学家在霍德《行动中的符号》（Symbols in Action）和《象征与结构考古学》等著作的启发下，开始用符号学研究岩画的象征意义，并将器物看作是原始社会中价值、规范和地位的象征。还有就是弗雷德里克·巴斯的著作《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ries），将物质文化看作是标示族群身份的俚语（idiom），并将族属从一种社会组织来定义。还有一些尝试是将结构马克思主义、象征主义和物质文化的意识形态结合到一个总体理论之中，这种研究的主要兴趣关注社会的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和社会方面。

总的来说，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理论讨论的基础仍然立足于考古学的基本概念：类型与文化。在这个层面上，考古学的范式仍然是历史学、定性和以器物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但是，在过程论、后过程论的影响下，研究课题涉及经济、社会、人口迁徙、早期语言、宗教信仰、族属和政治结构等各个方面（B. Myhre, “ Theory in Scandinavia Archaeology Since 1960: A View from Norway.”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1）

（五）德国的贡献

早在19世纪70年代，海因里奇·谢利曼在特洛伊的发掘为考古的地层学方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上半叶，德国考古学为欧洲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做出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堪比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

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奇·谢利曼，又译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一战前，古斯塔夫·科西纳（G.Kossina）提出了所谓的“聚落考古”来研究族群分布。这种方法将器物类型学和地理分布相结合来分辨史前人群。这种方法的原理是：（1）典型器物类型能够分辨“文化”；（2）这类器物类型的分布代表了“文化区”；（3）明确定义的文化区与特定的部落或族群相对应；（4）如果前后之间没有明显的中断或变迁，相关的部落和族群能够从晚近的历史阶段上溯到史前。

德国考古学家斯塔夫·科西纳（G.Kossina）

科西纳的方法对欧洲史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它成为柴尔德构建考古学文化概念和文化历史学范式的榜样。但是，柴尔德对这一方法做了修正，强调器物组合而非个别典型的器物类型，而且他的范式相对侧重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方面而非科西纳的族群和种族方面。“二战”之后，科西纳的方法因其内在的缺陷和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而被德国考古学界所摒弃。

20世纪60年代，德国考古界对新考古学思潮反应并不积极，认为戴维·克拉克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缺乏事实根据或“新瓶装旧酒”。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不仅针对史前考古学，也存在于考古学的所有分支领域里，如原史时期考古、罗马区域考古和中世纪考古中。近东考古学和古典考古学因为它们处理的材料完全不同，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课题密切相关而完全与其无关。古典考古学主要由艺术史的方法所主导，与考古学的其他分支没有什么来往。在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大部分精力仍然放在描述上，努力改善分析技术和遗址内的石制品空间分析，并越来越重视拼合方法。

被视为比较进步和开放的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受英美新考古学思想的影响而非科西纳传统概念的延续，德国考古学开始采用学科交叉方法来研究聚落形态，并辅以各种实验考古学的手段。虽然德国新石器时代学者了解欧美过程考古学的新概念，但是他们很少应用或根本没有理论。结果，其研究仍然是以器物类型和年代学为主导，其成果仍然局限于分辨当地和区域分布的人群和文化，将它们置于各自的文化序列之中。

　　

德国考古学家也有关于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和争辩，介绍史前考古学的发展趋势，讨论联系史前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批评德国考古学中以材料为主导的取向，并呼吁转向以问题为主导的研究。但是，这些文章只是零星的论述而无法形成气候。德国考古学家对欧美新考古学的态度基本是负面和否定的，而对后过程考古学更是一无所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理论探讨的目的和内容不太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难以接受新考古学的“反历史学”立场，因为占学界重要地位的古典考古学和中世纪考古学都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

拒绝过程考古学和人类学模式，使得考古学对解释文化变迁如中石器向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铁器时代向罗马时代的过渡特别薄弱。理论阐释的薄弱造成德国考古学所有的分支领域都缺乏研究综述，为此辩解的理由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撰写历史”。然而，他们既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材料，也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这种情况被形容为“德国考古学派的悲惨命运：只是描述材料，不反躬自问这到底有何价值”

（H.Härke ,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Paradigms ,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West German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urope , London: Routledge, 1991）。德国考古学漠视理论的态度与其历史背景有关，战后德国学界清算科西纳的理论方法，造成学者对所有理论的不信任，倾心于精湛的发掘技术、类型学分析和完善考古年代学。

（六）日本的范式

田野考古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由西方学者引入日本，长期以来采用一种民族主义取向的文化历史学范式。柴尔德的许多著作很早就被译成了日文，对日本考古学的理论传统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历史唯物论被许多日本考古学家所采纳，但是其解释文化变迁的传播论却并不吃香。这种偏好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历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有关,日本考古学家不但寻求一般规律来解释日本历史的发展，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初讨论区域政体如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互动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转变时期移民与当地土著之间的互动，但是将这种文化变迁与发展混为一谈。

公元8世纪日本古代官僚国家形成之后未见有大规模移民，形成了一种同质性民族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他们直系祖先的习俗和思想无须通过艰巨的理论研究来了解，这也导致在日本考古学家中缺乏有关认识论的讨论。而且，日本政客和商人也希望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是同质性大和民族的一员，本质上团结在天皇的统治之下。

当下流行的“日本文化论”或伪科学的日本文化，包括特别强调日本文化有别于任何外来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强调日本文化作为经济成就基石的优越性。加上崇拜天皇造成对皇室谱系和墓葬进行历史和考古研究的禁忌，成为现代工业化日本的利益集团从意识形态上操纵历史的典型例子。考古学家只能放弃从皇室起源来研究国家的形成，转向考古材料的类型学研究。日本考古学家忌讳卷入政治问题，甚至避免进行理论探讨。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研究课题的关注发生了明显改变。像“技术发展”“丧葬实践”和“社会分层/国家形成”等研究明显减少，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血缘关系”和“贸易/互动”的研究显著增加，反映了研究取向从进化论模式朝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这个改变被认为受英美的过程考古学、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以及年鉴学派的影响有关。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英美的过程考古学对日本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有些过程考古学的方法还是被日本学者所采纳。比如人口研究、聚落形态和生计活动的季节性研究。有些日本考古学家还在日本列岛开展食物采集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此外，大部分日本学者吸收过程考古学的某些思路，作为改善自身研究的方法，将其看作是材料分析的一种“科学途径”。日本考古学中既没有采用系统论和一般法则来解释文化过程的尝试，也没有欧美考古学流行的对阐释客观性的反思。对待过程考古学的这种态度与日本学者长期依赖经验方法有关，即强调收集更多有关过去的“事实”，而非完善一种阐释材料的理论框架。

日本考古学总体来说从事的是一种文化历史学研究，一些学者采用柴尔德和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些理论被认为是有用的一般性理论，并未从全球范围考虑通则性的问题。这可能部分由于日本的岛国性质，形成了日本考古学独特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H. Tsude , “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Japan. ” Theory in Archaeology, London : Routledge, 1995）。

从上面的介绍可见，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是伴随着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变革而兴起，之后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得到响应。随后，后过程考古学在英国兴起。表现出理论阐释从关注生计适应的实证论取向，转向对人类意识形态和文化象征及结构方面的关注。虽然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取向不同，但是它们都努力借鉴人类学或社会学理论来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社会文化是如何运转和变迁的。有些研究领域成为各国学者互动的产物，比如，在后过程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下，美国过程考古学将认知、象征和个人的因素结合到原来以生计聚落为中心的研究之中，出现了认知—过程考古学的范式（[美]肯特·弗兰纳利、[美]乔伊斯·马库斯：《认知考古学》，寻婧元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性别考古学在20世纪70年代是挪威考古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直到1984年美国考古学家玛格丽特·康基（M.Conkey）和珍妮特·斯佩克特（J.Spector）发表了她们的先驱性成果之后，性别考古和女权考古学才成为北美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特色。能动性和个人考古学理论则受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Giddes）的结构化理论、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法国新马克思人类学理论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习性”（habitus）概念的影响。各种理论对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影响程度各异，经历了情况各异的发展，对考古实践的影响和推动也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各国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

本文选自陈淳：《回顾与期望》部分章节，《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全文将分四篇推送，略有改动。首版推送单位为社科院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信息来源：复旦文博FD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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