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数据库

大唐天竺使出铭

摘要: 《大唐天竺使出铭》拓片日本人撰写的王玄策事迹的小说发现唐碑的山崖  提起文学名著《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可以说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然而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位人物,他的事迹与玄奘法师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由于命运不济,如同一个弃儿,被扔出史书典籍之外,只留下只言片语,多少年来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不为人知。 

《大唐天竺使出铭》拓片

日本人撰写的王玄策事迹的小说

发现唐碑的山崖

  提起文学名著《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可以说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然而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位人物,他的事迹与玄奘法师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由于命运不济,如同一个弃儿,被扔出史书典籍之外,只留下只言片语,多少年来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不为人知。

  他数次出使印度,将制糖方法和佛教文物带到中国,然而更让人敬畏的是,此人借用别国的军队打败中天竺摩伽陀国,将篡位的国王俘虏到中国。这个人就是大唐王朝出访印度的使者。

  A

  代表大唐数次出使天竺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鼎盛时期,对外交往十分频繁,尤其以同印度的交往引人瞩目。在宗教方面,跋山涉水、不辞艰辛西天取经的玄奘等人,经过文学作品的渲染、传播,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历史却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的人——,相比之下,玄奘法师去印度游学是未经官方批准的私人活动,而王玄策是奉旨访问的使者,他数次出使印度的经历,毫不逊色于玄奘法师,他的事迹比《西游记》中描写的故事更精彩。

  王玄策是唐朝洛阳人,对于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次数,尽管有3次和4次两种不同的说法,但作为大唐使者多次出使天竺国,他非同一般的功绩为史学界所公认。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是去印度摩伽陀国。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印度摩伽陀国国王尸罗逸多遣使朝贡于大唐帝国,同年3月,唐太宗敕旨,命人送客使回印度,王玄策以前融州黄水县令的官衔,作为出行正使李义表的副使前往印度摩伽陀国。第二次王玄策是作为正使出访印度摩伽陀国,当时是一个由30多人组成的出使团,蒋师仁为副使,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到达摩伽陀国。第三次带团出使是唐显庆二年(657年),唐龙朔五年(660年)回国。有关第四次出行,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在龙朔三年至麟德二年(663-665年)之间,出使印度的目的是为唐朝皇帝寻找长生药。

  在中国历史书上,对王玄策的记载极少,目前能看到的仅仅是些只言片语。王玄策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了不少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他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目前仅存一些片断文字,散见于《法苑珠林》、《诸经要集》、《释迦方志》等书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研究王玄策的史学专家认为,这是他的官运不佳引起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被封为五品官朝散大夫,其后在唐高宗时10余年内,官名虽然多次变更,始终都是五品官职。按照中国官修史书惯例,五品官是不能在正史中立传的,因而两《唐书》中都没有他的传记,他的著作《中天竺国行记》和官府以此书作为资料编撰的百卷巨著《西国志》也在宋代以后遗失。自此以后,王玄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赫赫业绩,便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为世人所不知。直到上个世纪,国内外学者才对王玄策开始研究,检索出50余条资料,一个长期被遗忘的非凡历史人物,才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B

  孤胆使者借兵打败叛乱者

  近年来,王玄策之名被史学界之外的人知道,并不是从历史典籍上,而是从玄幻小说上得知的。日本玄幻文学宗师田中芳树的小说《天竺热风录》,就是以盛唐时期王玄策出使印度的真实故事为线索,再现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波澜壮阔的历史。30多年前,田中芳树刚刚进入大学,他在大学图书馆翻阅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亚洲历史百科词典》,读到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唐代使节的条目时,不禁惊呆了。田中芳树说,当时自己还没有成为作家的打算,只是单纯地出于好奇心,想对此做一番深入的探究。又过了10多年,他决心将这段历史写成小说。这样,《天竺热风录》从构思到最终完稿,用了整整20年。田中芳树不无幽默地表示,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夺目光彩湮没了与之同时代的王玄策,一个人出名是要靠宣传的,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位英雄最终为世人所遗忘。

  “即使是把他当成如好莱坞电影般具华丽风格之冒险电影主角也不是不行的。”这是了解王玄策传奇故事后田中芳树的感叹。

  这段传奇就发生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期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王玄策带着使团到达摩伽陀国,正好遇到国王尸罗逸多去世,国王没有儿子继承王位,大臣阿罗那顺乘机攫取了王位,阿罗那顺改变了尸罗逸多对唐的友好政策,派军队伏击大唐的使团,王玄策、蒋师仁率领随员应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矢尽被俘,使团所带的财物被剽掠一尽。后来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逃脱,跑到尼婆罗国(今尼泊尔)境内,借来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精锐甲兵1200名,尼婆罗国王派出7千骑兵相助,准备攻打阿罗那顺,章求拨国也派来军兵参战。5月,王玄策率领借来的诸国军队前往中天竺摩伽陀国,经过三天的激战,攻陷茶博和罗城,斩首3千余级,敌兵逃跑时被水淹死近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逸,收拾余部军兵与王玄策对抗,再次失败后被俘。阿罗顺那的妻子还拥兵数万,据险坚守朝乾陀卫,被蒋师仁击破后俘获,这场交战王玄策俘虏1万2千多人,共收得土地五百八十余所。因东天竺援兵帮助过阿罗顺那,王玄策欲顺势再攻打东天竺国,东天竺国王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三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将阿罗顺那及其他降臣俘到长安后,太宗皇帝大喜过望,下诏封赏王玄策,被封为朝散大夫一职。唐太宗去世后在其陵墓——昭陵前,雕刻有贞观年间14个蕃王石像,其中就有阿罗那顺像。

  C

  出色的外交家取来制糖法

  王玄策不仅是位外交家,还是一名文化交流使者,他从印度学来了制糖法,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土法红糖”的东西。 

  印度红糖制造术究竟何时传入中国?有文献记载:印度的“石糖”在汉代传入中国,汉代文献中的“石蜜”、“西极石蜜”、“西国石蜜”,指由西域入口的“石糖”。但中国真正派人前往印度学习制糖技术是在唐代。唐朝时,为提高制糖工艺,唐太宗专派王玄策等去西域学习,并下令扬州地区大面积种植甘蔗,进贡朝廷用于试制蔗糖,所产蔗糖的品味超过西域。此事古籍中有记录,《新会要·杂录》记载,西蕃胡国出石蜜(古时蔗糖的名称),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著名敦煌学专家孙修身先生研究表明,贞观二十二年(647年)前中国已经知道印度有制石蜜(糖)法,唐太宗派王玄策出使印度求取其法,这是他第二次出使印度。王玄策此行遭到叛王阿罗顺那阻拦,但是他借兵击败阿罗顺那后,取得制石蜜(糖)法。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古籍中检索出,当时王玄策从印度摩诃菩提寺请来了制糖的专门人员10人,其中匠师2人,僧8人,这些人到大唐后经过试制和改进,制成了色味超过印度的糖。

  除制糖法外,王玄策还带来了许多佛教圣物,第二次出使时拓来印度佛足石图,陕西省耀县文化馆现存唐、宋、明石刻铭文、文献里记载山西体会五台山的佛足迹铭文,都源于王玄策带来的印度佛足石图,日本奈良市药师寺的佛足石刻铭文,是日本昭智努王于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刻制的,上面明确记载此佛足是从唐长安普光寺拓得,并说最初是由王玄策从印度拓获的。

  D

  稀世古碑揭开谜团

  由于有关王玄策事迹的历史记录不多,他的事迹多年以来鲜为人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通唐碑的发现终于揭开了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实物证据。

  1990年,四川大学教师霍巍、李永宪在西藏吉隆县普查文物,宗喀乡乡长罗桑说有一块“神石”,马拉山口修水渠时正要炸毁,上面还有一些汉字,县委书记证实了此事,说那碑大概是清代曾驻扎过屯垦的赵尔丰所刻,并让他们看一下有没有保存价值。得到这个消息后,霍巍等人立即赶到马拉山口。在巨大的山壁上,一通碑文依山而刻。因为碑上涂满厚厚一层酥油,上千年来经过无数只手的涂抹,很难看出来上面的字。考察人员凑近后隐隐约约看到一些竖书的汉文,每个字约2厘米见方。于是,拿来喷灯烧起热水,溶解了一袋洗衣粉开始洗刷。当上面的字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时,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考察人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是一通唐碑? 

  接下来,奇迹出现了,从清洗干净的石刻额题上,一排每字约5厘米见方的篆书也显露出来,虽然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但却可以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左书大字。直到这时,普查人员方才确信,眼前这通下半部已残的摩崖石刻,既不是一块西藏常见的宗教信拜物,也不是所谓赵尔丰所刻的石碑,而的的确确是一通唐代碑铭,从碑铭的书体、行文格式,也都确凿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面前,他们强压下内心的激动,加紧进行清洗,当时已经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会让世人震惊的考古新发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现存的222个文字全部清楚地显露出来,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已泐陨,但其大意仍可以断断续续地得以了解。碑文记载:大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致,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杨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联想到东汉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举,而此行动倍于往,更应当在此建碑刻铭,以记功德。这通碑铭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所发现的汉文石刻碑铭中年代最早的一通,比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早165年,对于研究当时的唐蕃关系、西藏历史地理等问题也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这是首次发现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实物史料,给研究唐蕃关系、西藏历史地理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唐碑的发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藏史专家山口瑞凤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历史地理学上重大问题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中原与西藏、印度、尼泊尔的历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记者 彭维国 彭维国

分类: 中文 相关遗产点 遗产数据库
关键词:

最新评论


im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68号小雁塔历史文化公园
邮件:secretariat#iicc.org.cn
电话:(+86)029-8524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