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1年，香港大学钱江教授在《海交史研究》撰文，报道了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重新发现”的一幅明代彩绘本航海图（编号MS.Selden supra 105），纸本设色，纵1.5米，横1米（图8—1）。此图原为英国律师雪尔登（Johan Selden）私人藏品，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万丹商馆人员手中购得此图。　　东亚海上贸易分为东洋和西洋两大航线。 ...

　　2011年，香港大学钱江教授在《海交史研究》撰文，报道了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重新发现”的一幅明代彩绘本航海图（编号MS.Selden supra 105），纸本设色，纵1.5米，横1米（图8—1）。此图原为英国律师雪尔登（Johan Selden）私人藏品，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万丹商馆人员手中购得此图。

　　东亚海上贸易分为东洋和西洋两大航线。东洋航线行至吕宋、苏禄和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而西洋航线则经印度支那沿岸和马来半岛，远达爪哇岛西岸万丹。最有利可图的贸易在泉州和马尼拉之间进行，美洲白银在那里大量易手。在西洋航线方面，万丹港后来居上，逐渐取代咬留吧（今雅加达）；《东西洋考》称为“下港”，《雪尔登中国地图》则称为“顺塔”。万丹不仅大量生产胡椒，而且成为来自印度洋、印尼群岛和南中国海的商品集散地。1567年隆庆开关后，万丹港成了福建海商西洋贸易航线的终点码头。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简称BEIC）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简称VOC）成立前两年组建。为了发展香料贸易，1613年英国人在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建立商馆，1615年不顾荷兰人反对，在苏门答腊的亚齐、占卑建立商馆，于是引发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1618年12月，一艘荷兰船从暹罗北大年抵达爪哇的万丹，不幸被英国人扣留、焚毁。1619年荷兰人占领雅加达，更名“巴达维亚”（Badauia）。1621年荷兰人攻占隆塔尔岛、兰岛，并驱逐那里的英国人。1628年（崇祯元年）巴达维亚商馆的英国人接到命令迁回万丹，直到1682年英国人被迫放弃万丹商馆。牛津大学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告诉我，约翰·雪尔登在议会负责出口事务，并对收藏东方古物有兴趣。这幅航海图是从一位在万丹从事贸易的福建商人手中收购的。当初用作包装纸，连同中国货物一起卖给了万丹商馆的英国人。1654年雪尔登去世。他的东方收集品于1659年捐献给鲍德林图书馆。此外，这批捐赠品中还有一个旱罗盘（非水罗盘）和大批东方语言手稿，而航海图就以收藏家的名字命名，称为Selden Map of China（《雪尔登中国地图》）。

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

　　1679年（康熙十八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当选中国副省代理人，奉命前往罗马，向教皇汇报在中国传教情况，并寻求资助和招募赴华传教士。临行前，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南怀仁决定挑选几名中国教徒随柏应理前往罗马，旨在向教廷证明中国亦有优秀的神父。柏应理的得意门生、南京名医之子沈福宗（教名Michael Alphonsius）入选，随柏应理使团出访罗马。1683年9月，柏应理使团先赴法国，在凡尔赛宫晋见法王路易十四，游说法王派传教士去中国。沈福宗在路易十四面前，展示了孔子像，用毛笔表演书法，在巴黎引起轰动。访法后，柏应理与沈福宗到罗马觐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并呈献400余卷传教士编纂的中国文献，成为梵蒂冈图书馆最早的汉籍藏本之一。中国学人在法国和罗马的访问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便有了柏应理和沈福宗应邀访英之旅。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柏应理和沈福宗在伦敦拜见英王詹姆斯二世。英王颇为欣赏这个知识丰富的中国人，特地让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在温莎堡为沈福宗画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全身油画像（图8—2），并由皇画师克内勒爵士绘家收藏。沈福宗画像就这样入藏温莎堡。访英期间，沈福宗还应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邀请，到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为中文藏书编书目。大英图书馆藏有海德与沈福宗之间书信往来和谈话记录，这批档案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协会秘书、大英博物馆奠基人汉斯·斯隆收集品，或称“斯隆手稿”（Sloane MSS）。沈福宗尊称海德为“德老爷”。其中一件手稿写有沈福宗给这位英国学者起的汉名“奇德”。海德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专家，不懂中文。他从沈福宗那里了解到《雪尔登中国地图》上中文注记的内容，随手在一些汉字旁用拉丁文注音。例如：汉文地名“吕宋王城”旁的拉丁文urbs regius li que（王城和……）。不过，此图右上角太阳图和左上角月亮图中并无汉字，却分别写有拉丁文Sol（太阳）和Luna（月亮）。不知是作者写的，还是沈福宗、海德所为。如果是前者，那么西方学者亦参加了此图的创作。

　　温莎堡藏沈福宗油画像，1687年英国宫廷

　　1935年，沈福宗来访248年后，鲍德林图书馆迎来了另一位中国学者—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向达，此行来牛津大学协助整理中文图书。不知什么原因，向先生与鲍德林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失之交臂，仅抄录了《顺风相送》（编号Laud Or.145）、《指南正法》（编号Backhouse 578）等馆藏明清抄本，1961年以《两种海道针经》为题在北京出版。

　　向达来访73年后，鲍德林图书馆迎来了一位美国汉学家。2008年1月，美国乔治亚南方大学副教授巴契勒（Robert K. Batchelor）访问牛津，他在鲍德林图书馆“重新发现”这幅古航海图。这位美国学者致力于17世纪英国贸易扩张研究，他立即发现此图并非简单勾勒中国海岸线，而是具体标示南中国海当时的贸易航线。它们都从泉州启航，然后分别航行到东亚各地。在2011年9月15日的《雪尔登中国地图》学术讨论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这幅地图和墨卡托投影地图不太一样，可谓葡萄牙和中国两个不同系统地图结合的产物。《雪尔登中国地图》的重要价值由此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

　　我们几乎第一时间就得知这个消息。2009年8月，在银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办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爱尔兰某大学一位女教授在会上展示了《雪尔登中国地图》的高清晰照片，旨在向中国考古学家推销她的天体摄影器材。由于材料没有发表，她不能给我照片，但是答应联系鲍德林图书馆，获取高清晰照片，后来杳无音信。最近，我指导的学生打算做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题目。为他们准备材料时，才发现这幅航海图业已成为当今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钱江认为，此图年代在明代中期，建议取名为《明代中叶福建航海图》。2011年11月第12届深圳读书月上，钱江等学者建议命名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二，陈佳荣对图上105个海外交通地名进行了初步注解，建议取名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并指出编绘时间约在1624年（天启四年）。

　　三，周运中认为，此图年代在明代末年，而非钱江建议的明代中叶。

　　四，郭育生、刘义杰建议取名为《东西洋航海图》。他们根据航海图航线绘制方式的历史演变及台湾岛北港、加里林等地名的汉文注记，认为此图不会早于明嘉靖末的1566年，也不会晚至明万历中叶的1602年。

　　五，龚缨晏建议取名为《明末彩绘东西洋航海图》，认为图注提到的“化人”和“化人番”指西班牙人，并将此图年代系于1607—1624年之间。

　　六，孙光圻、苏作靖从航海学角度对其包含的技术要素进行分析研究。以航海技术方法对其比例尺进行测算，论证其为总图性质的古航海图。

　　七，金国平在2012年第三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化人”即“佛朗”的别称，源于阿拉伯人对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人的称谓。

　　八，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这幅航海图的作者一定是当时定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福建商人。理由是，这幅航海图和向达先生早年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录回国的两本航海针路簿一样，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既然那两本海道针经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从巴达维亚带回阿姆斯特丹，后来辗转流入牛津大学，那么，这幅航海地图也可能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而非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流入鲍德林图书馆。

　　

　　本文摘录自《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林梅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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