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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国与西域的最初接触
摘要: 作者：林海村 昆山之玉 罽宾的珠玑 蜻蜓眼玻璃珠的东传 隋侯之珠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西方重金而中国重玉。黄金和玉石甚至被视为以欧洲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的分野。因此，古玉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各自时代的代表作，例如，商周青铜器、汉代丝绸 ...
作者：林海村
昆山之玉
罽宾的珠玑
蜻蜓眼玻璃珠的东传
隋侯之珠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西方重金而中国重玉。黄金和玉石甚至被视为以欧洲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的分野。因此，古玉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各自时代的代表作，例如，商周青铜器、汉代丝绸和漆器、唐代金银器和宋元瓷器。有一种艺术品却能亘古不变，这就是玉器。纯正的玉石是两种链状硅酸盐单斜晶系辉闪石矿物集合体，可分两类。一类是角闪石族钙角闪石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变种玉石，通称“软玉”(Nephrite)。另一类是辉石族钠辉石组的硬玉，俗称“翡翠”(Jadeite)。翡翠产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中国不产翡翠。中国古书说的“玉”，多指软玉而言。〔1〕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用玉。玉不琢，不成器，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学会了雕琢玉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断出土精美的玉石雕刻。除了用作装饰品外，这种耗时费工的艺术品往往作为财富的象征。商周王公贵族则把玉器作为燎祭先祖的祭品。
中国美玉以“昆山之玉”最为著名，指新疆昆仑山—阿尔金山一带成因特殊，以微晶—隐晶透闪石为主的玉石，主要产于和田河流域。新疆和田古称“于阗”，宋应星说：“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汉时西国号，后代或名别失八里，或统服赤斤蒙古，定名未详)、葱岭……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国人沿河取玉者，多于秋间明月夜，望河视玉璞堆聚处，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随水流，仍错乱杂石，浅流之中，提出辨认而后知也。白玉河流向东南，绿玉河流向西北……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没水而取者，云阴气相召，则玉留不逝，易于捞取。此或夷人之愚也。”〔2〕
和田玉按颜色分为羊脂玉、白玉、青白玉、青玉、碧玉、黄玉、墨玉，凡七大类。《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说于阗“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白玉河今称“玉龙喀什河”，绿玉河今称“喀拉喀什河”。两河自南向北流，在麻扎塔格山汇流为和田河。乌玉河在和田西部，今称“墨玉河”。白玉河出产的白玉品质优良，又分普通白玉和籽玉两类；籽玉洁白如羊脂，俗称“羊脂玉”，是品质最优的和田玉。
中亚帖木儿帝国开国君主帖木儿的棺材就是用一整块和田出产的墨玉制作而成。〔3〕1941年6月22日，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了帖木儿陵墓。就在发掘帖木儿墓的同一天，德军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
1976年，殷墟发现商王武丁(前13世纪)嫔妃妇好墓，从中发掘出750多件玉石雕刻，雕琢之美，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经鉴定，这批商代古玉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田出产的籽玉，也就是“昆山之玉”。〔4〕1989年发掘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出土150余件各类玉器以及近千件小玉珠、玉管、小玉片等，经初步鉴定，许多采用新疆出产的和田玉。大量和田玉器在商代帝王墓出现，预示了以和田玉为主流的玉器工艺美术新时代的到来。〔5〕另一方面，商代青铜器也在和田与安阳殷墟之间的古遗址中有所发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鹿首刀，就和新疆哈密南湾文化鹿首刀的造型几乎完全相同。塔里木盆地的尼雅北方青铜文化、新塔拉文化以及哈密盆地天山北路文化的空首铜斧，又与中原流行的空首铜斧大同小异，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关于先秦时代昆仑山的方位，《山海经·海内东经》说：“国在流沙中者，墩端、玺唤，在昆仑墟东南。”又说：“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墟东南。”故知先秦时代“昆山”或“昆仑山”指汉代“祁连山”，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追求不死之药的先秦方士认为服食金玉和无机盐可使人长生不死。〔6〕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楚国诗人屈原《九章·涉江》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东晋葛洪援引古代《玉经》说：“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又说：“玉亦仙药，但难得耳……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玉尤善”。〔7〕因此，昆仑山在中国方士心目中变得十分神秘，不仅是不死之药的著名产地，而且成为中国神话传说的两大中心之一。昆仑山是北方草原游牧人——月氏人的原始故乡，他们是西域霸主，控制了和田至中原的东西交通路线。〔8〕
比较明确地讲西域交通路线的先秦文献是《战国策·赵策》。该书有一封纵横家苏秦替齐王写给赵王的书信。信中说：假如秦兵占领了勾注山，切断恒山(今山西北部)一线，则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这样，代马、胡犬和昆山之玉三种西域宝物，就到不了赵国了。赵国北境在雁门关，坐落于山西北部北岳恒山之中，当时是鄂尔多斯草原进入中原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原农业区与草原游牧区的分界线。从妇好墓出土和田玉雕看，这条路恐怕在公元前13世纪就开通了。那么，我们可以复原一条从新疆和田到安阳殷墟，为贩运“昆山之玉”而开辟的东西交通路线。
为了满足王公贵族对和田玉石的贪欲，上千上万的采玉者翻山越岭，穿越戈壁沙漠，到昆仑山采玉。由于路途遥远，充满艰难险阻，这些采玉者十之八九客死他乡。先秦思想家尸子对此慨然叹道：“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玉。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中国覆十万之师，解三千之围。”〔9〕
公元前128年，张骞从西域返回长安，途经塔里木盆地南缘，终于查明和田玉的真实产地。据张骞考察，“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10〕张骞认为黄河源头就在于阗，于是根据《禹本纪》等先秦文献把于阗河发源的深山定名为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和田玉原产地的发现，为汉代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新石器时代以来兴起的中国玉器加工艺术，在汉代进入鼎盛时期。汉元帝渭陵祭祀坑出土的一批和田羊脂玉雕琢的皇家玉器，堪称汉代玉器的代表作。正如夏鼐先生评述的，“汉代在中国玉器史上，是一个结束了殷商以来传统的过渡阶段，而在其后的各朝代，就是玉器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了”。他还写过一本专著讨论汉代玉器，可见汉代玉器在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11〕
东汉末年，两京爆发“董卓之乱”，许多技艺精湛的皇家玉匠死于战乱，因而沉重打击了中国传统玉石加工业。陕西何家村金银器窖藏中有许多唐代羊脂玉雕，但工艺相当粗糙。同样是皇家宝藏，与汉元帝渭陵祭祀坑出土羊脂玉雕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屈志仁甚至认为，汉代玉石加工艺术一直到明永乐年间才得以恢复。〔12〕
注释
〔1〕闻广、荆志淳：《沣西西周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页251—279。
〔2〕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十八·玉》。
〔3〕Susan Witefield(ed.)，The Silk Road：Trade，Travel，War and Faith，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 Inc.，2004，p.45 and fig.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5〕赵朝洪：《先秦玉器和玉文化》，《中华文明之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50—152。
〔6〕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35。
〔7〕《抱朴子内篇·仙药》。
〔8〕林梅村：《昆山之玉》，《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页77—84。
〔9〕《二十二子·尸子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380。
〔10〕《史记·大宛列传》。
〔11〕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与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页137。
〔12〕承蒙屈先生指教，谨致谢忱。
第二节 罽宾的珠玑
作者：林海村
罽宾是汉代文献对北印度犍陀罗地区的称谓，位于印度河西部，以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中心，属于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王治循鲜城(今巴基斯坦北部塔克西拉)，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新疆轮台)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托国(今巴基斯坦的洪扎山谷)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今阿富汗西北)、西南与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境法拉)接。”故知罽宾以阿富汗喀布尔河中下游及其各支流河谷平原为中心，包括迦毕试、犍陀罗、呾叉始罗、乌苌等地。在西方史料中，通称“犍陀罗”地区。关于罽宾的物产，《汉书·西域传》说“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罽宾出产的“珠玑”，是一种经人工加工处理的红色小石髓珠(Carnelian bead)，今称“蚀花肉红石髓珠”。
这种工艺起源于古老的印度河文明，它的矿物成分与玛瑙相近，属于玉髓类。它与玛瑙的主要区别在于花纹经过化学处理着色，而玛瑙花纹完全是天然形成的。据英国学者麦凯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源于印度哈拉帕文化(前2600—前1500)，后来传入美索不达米亚。它们有着同一来源，因为两地的蚀花方法和珠形基本相同，有的甚至连花纹也一样。这种经人工处理的小石髓珠，向西最远分布到罗马时代的埃及，向北最远分布到伊朗西部的泰培希萨。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在印度河附近发掘昌胡达罗遗址时，发现过制作蚀花石髓珠的古作坊，尤其以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发现的蚀花石髓最多，近代巴基斯坦仍有工匠能够制造这种人造宝石珠。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几颗古代石珠，上面有白色花纹。正如夏鼐指出的，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花纹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可称“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人造宝石的早期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云南李家山春秋晚期墓发现的就属于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斯坦因在和田发现的肉红蚀花石髓珠采用后一种纹样。
据伦敦大学艺术史系韦陀(R．Whitefield)教授研究，斯坦因收集品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不同时代的肉红蚀花石髓珠采用不同花纹，可以进行断代研究。中亚锡尔河斯基泰古墓、新疆群巴克8号墓、新疆大龙口5号墓出土蚀花石髓珠采用圆圈纹，年代在公元前7—前6世纪。费尔干纳盆地斯基泰墓、新疆伊犁穷科克古墓的肉红蚀花石髓采用网格和横线纹样，与古波斯蜻蜓眼玻璃珠共出，时代约在公元前5—前3世纪。阿富汗大月氏王陵、新疆和田和阿克苏包孜东西汉晚期墓随葬肉红蚀花石髓珠，年代在公元1世纪；如下表所示。
肉红蚀花石髓珠在云南战国至西汉墓中时有发现。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中发现了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浅绿色透明六棱柱状玻璃珠，这座墓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500±105年，相当于战国早期。在云南石寨山西汉13号墓还发现一条红玛瑙项链，其中几颗是肉红蚀花石髓珠，年代公元前175—前118年。
据史书记载，早在张骞通西域前，云南和四川就与印度有贸易往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
在印度古籍中，“中国”一词始见于《政事论》(Arthasāstra)和《摩奴法典》 (Manusmrti)。《摩奴法典》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而《政事论》成书年代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政事论》是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Candragupta，前321—前297)的侍臣侨胝厘耶(KautilTya)的作品。据印度古史传说，侨胝厘耶帮助月护王结束了希腊人在北印度的统治。这本书不仅把中国称为Cina(支那)，而且提到一种叫做Cinapatta(支那帕特)的中国纺织品。在印度俗语和梵语文献中，该词通常用来表示“丝绸”。〔1〕如果侨胝厘耶真是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侍臣，那么他和秦惠文王(前337—前311)、秦武王(前310—前307)、秦昭王(前306—前250)为同时代人。秦将司马错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灭蜀。所以劳菲尔和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主张，印度古籍的Cina(支那)来自汉语“秦”字。罗马人或称中国为Thin，现代英语作China，皆源于印度人对中国的古称。〔2〕
先秦时代中国丝绸生产中心在中原和楚国，闻名遐迩的蜀锦是汉代以后的产物。张骞在大夏只见到“蜀布”和“邛竹杖”，都是从印度辗转贩运到中亚的。此前，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十分发达，所以张骞见到中亚诸国，“其地无漆、丝”。〔3〕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定民间贸易往来，中国丝绸从中印缅之路贩运到了时称“身毒”的印度，并被印度古籍《政事论》记录在案。云南、四川春秋战国墓出土肉红蚀花石髓珠，则以实物资料证明中国与印度或中亚大夏之间的民间贸易，在印度孔雀王朝时代业已开始。
注释
〔1〕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页76—78；蒋忠新：《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2〕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450—460。
〔3〕《史记·大宛列传》。
第三节 蜻蜓眼玻璃珠的东传
作者：林海村
公元前519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远征锡尔河，讨伐中亚草原游牧人——尖帽斯基泰部落。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贝希斯敦铭文第五栏对此有明确记载。波斯军队大获全胜，斯基泰酋长斯昆哈(Skunxa)为首的九个斯基泰战俘被带到波斯王宫献俘。这九个斯基泰战俘还被雕刻在摩崖上，斯基泰人从此称臣于波斯。
公元前519—前329年，犍陀罗、大夏以及锡尔河畔的斯基泰部落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波斯军队的主要武器是斯基泰的蛇形弓，在波斯对外战争中，斯基泰骑兵发挥了突出作用，并与波斯、米底和大夏士兵并肩作战，构成了古波斯军队的核心。〔1〕同时，波斯人还通过斯基泰商人开始与中国交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中亚各地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西亚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所揭示。
蜻蜒眼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公元前1400—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这项技术后来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掌握，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部的吉兰发现了许多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5—前3世纪。从类型看，中国出土西方蜻蜓眼玻璃珠主要为腓尼基和伊朗吉兰两地的产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西亚考古队，在伊朗北部加勒库提(Ghalekuti)墓地发掘了一批古波斯时代的墓葬，其中5号墓随葬了一条完整的蜻蜓眼玻璃珠项链，时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初。〔2〕
百年之后，西方风格的蜻蜓眼玻璃珠开始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古墓中出现。1978年，曾侯乙墓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墓中随葬了许多西方生产的玻璃珠串，其中一串为典型的蜻蜓眼玻璃珠，呈大小不等扁圆体，以浅蓝色或绿色为基色，表面饰以数个白色、浅蓝色的类同心套环，心部位略高于四周，呈凸起状。这串玻璃珠采用缠丝法制胎，再分别蘸取白料和浅蓝色料，呈环状点于珠胎上，在两者未完全凝结时黏接而成。〔3〕
据统计，西域和中国蜻蜓眼玻璃珠出土地点自西而东为：费尔干纳盆地的斯基泰古墓—新疆轮台穷巴克古墓——山西长子牛家坡——山西太原赵卿墓——山西长治分水岭——河南洛阳中州路——河南郑州二里冈——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每个地点少则一颗，多则17颗(赵卿墓)，而曾侯乙墓竟然发现了173颗。〔4〕根据这些西方玻璃珠的出土地点，完全可以复原一条从古波斯统治中心——波斯波利斯到长江流域楚国的交通路线。
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前405年在位)有一位希腊籍太医，名叫克泰西亚斯(Ctesias of Cnidus)，他在埃兰首府苏萨王宫见过波斯宫廷档案。公元前398—前397年，他回到希腊，并著书立说，写有《旅行记》、《亚洲的贡赋》和《印度记》三部书。在西方史料中，克泰西亚斯最早提到中国。他在《印度记》中说：“赛里斯人(Seres)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云，寿逾三百岁……”〔5〕赛里斯一词源于粟特语sγg，本义为“大厅”或“宫殿”。〔6〕义净《梵语千字文》有个地名作“沙咯哦”，注曰：“一名洛”。据此，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粟特语sγg当即西方人对洛阳的称谓。〔7〕
西方玻璃制作技术经历了琉璃、原始玻璃和玻璃(glass)三个发展阶段：早在公元前5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把玻璃当作釉面涂料，发明了琉璃器(glazed ceramics)，进而制造出原始玻璃(faience)。公元前2000年，西方玻璃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玻璃的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如果加入微量的铁元素可使玻璃产生绿松石一样美丽的颜色。玻璃原料——石英石到处都有，但是制造玻璃还需纯碱作为助熔剂。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具备上述造玻璃的一切条件，所以玻璃制造业起源于腓尼基，公元前2000年传入埃及。腓尼基玻璃制造技术被埃及人发挥得淋漓尽致，代表作是18王朝(前1584—前1343)的玻璃制品，品种有玻璃珠、玻璃管、玻璃支架。埃及人后来又发明了透明玻璃。公元前1000年末，埃及玻璃几乎占领了整个西亚市场，两河流域古遗址到处可见埃及玻璃。〔8〕
中国古玻璃与西方玻璃完全不同。中国玻璃是为模仿玉石，采用不透明的铅钡玻璃；而西方玻璃则是模仿青金石或绿松石，采用透明度较高的钙钠玻璃，直到19世纪后期，西方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9〕中国玻璃经历了原始玻璃和玻璃两个发展阶段：中国最早的玻璃属于含碱钙硅酸盐玻璃，以草木灰中氧化钾为助熔剂，从原始瓷釉演变而来，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前800—前500)。中国第一阶段的古玻璃从原始瓷釉发展而来，与西方费昂斯玻璃外形相似，目前尚不清楚两者是否有文化交流。
西方玻璃早就传入西域，新疆拜城和塔城近年发现一批西方工艺传统的玻璃珠，年代可追溯到西周或春秋时期(前1100—前500)。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用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了这批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它们的成分可分钠钙(Na20-CaO-Si02)和钠钙钡(Na2O-CaO-PbO-SiO2)两个系统，皆属于西方钠钙玻璃。尽管这批古玻璃珠借鉴了中亚或西亚玻璃制造技术，但是可能采用当地原料制作。〔10〕
中国古玻璃进入第二阶段后，制作工艺与青铜冶炼和炼丹术密切有关，采用氧化铅(红丹为原料)和氧化钾(硝石为原料)为主要助熔剂，玻璃成分为中国特有的铅钡硅酸盐玻璃以及钾硅酸盐玻璃。〔11〕
西方玻璃传入黄河和长江流域比西域晚得多，最早在春秋末战国初年。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1号墓随葬蜻蜓眼玻璃珠，〔12〕山西长冶分水岭春秋末270号墓随葬蜻蜓眼玻璃珠与琉璃管，〔13〕河南辉县琉璃阁所出吴王夫差剑格上镶嵌的透明度较高的硅酸盐玻璃块，〔14〕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随葬的越王勾践剑格上镶嵌的玻璃块，〔15〕云南李家山春秋晚期22号墓出土六棱柱形琉璃珠，〔16〕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随葬的战国初蜻蜓眼玻璃珠，〔17〕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1号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这些西方玻璃仅随葬于王公贵族墓，说明西方玻璃在当时仍是稀有珍贵之物。
注释
〔1〕哈尔马特等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中文版)第2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页20—23。
〔2〕松谷敏雄：《ガガレクラィ1号丘5号墓出土の装身具》，奈良：奈良县立美术馆编：《ッルケロードオァッスよ》，奈良：奈良县立美术馆，页224—225，彩版103。
〔3〕谭维四：《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192—198。
〔4〕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页413—447；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页17—22。
〔5〕保罗·佩迪什著，蔡宗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49—51。
〔6〕粟特人起初用这个词称呼长安，东汉迁洛后改指洛阳，并将长安称作xwmt'n，并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例如，叙利亚景教徒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洛阳为Saragh，称长安为Khumdan。
〔7〕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 Ⅻ，1948．
〔8〕S．Frank，Glass And Archaeology，Academic Press，1982，p．17．
〔9〕张福康等：《中国古琉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11卷第1期，1983年，页67—76。
〔1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页14—28；刘学堂、托呼提：《额敏河流域发掘早期游牧民族墓》，《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9日版。
〔11〕干福熹主编：《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页138—143。
〔12〕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页1—8。
〔13〕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等：《山西省长冶分水岭267、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4〕崔墨林：《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崔墨林：《吴王夫差剑的研究》，《文物》1976年第11期。
〔15〕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 1966年第5期，页33—39。
〔1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17〕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页423—425。
第四节 隋侯之珠
作者：林海村
隋侯是西周初年分封在汉水以北及以东地区的诸姬诸侯之一。西周早期建国，一度颇为强盛，史称“汉东之国随为大”，战国中后期灭于楚国。在青铜器铭文中，隋国往往称作“曾国”。1978年湖北随州市郊擂鼓墩发现的曾侯乙墓，就是隋侯之墓。墓主身份和下葬年代十分明确，就在战国初期(前4世纪)，所出文物被作为战国早期墓葬断代标尺。
随着楚国的崛起，隋国在春秋中期以后逐渐沦为楚国的附庸，但是这个弱小的楚国附庸却非常富有。曾侯乙墓出土文物达15000多件，包括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青铜编钟，而单是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5吨。究竟什么原因使隋侯富可敌国?我们以为，显然与“隋侯之珠”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有六种宝物，俗称“六国之宝”，隋侯之珠乃其中之一。先秦诸子常提到“隋侯之珠”。例如，
一、《庄子·让王篇》说：“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
二、《韩非子·解老篇》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
三、《墨子》卷十一：“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
四、《淮南子·览冥训》高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
在中国历史上，隋侯之珠颇负盛名。尽管隋国灭亡多年，秦汉政治家仍引隋侯之珠为例，解释他们的政治观点。例如，《李斯谏逐客书》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曾侯乙墓发现后，有学者把墓中随葬的蜻蜓眼玻璃珠当作“隋侯之珠”。据化学成分检测，这些蜻蜓眼玻璃珠皆为西方钠钙玻璃，根本不是中国本土造的，而隋侯之珠应为中国自产玻璃，所以王充《论衡·率性篇》才会说“隋侯以药作珠”。
中国有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制作玻璃的工艺体系，在战国时期，以氧化铅(红丹为原料)和氧化钾(硝石为原料)作为主要助熔剂，制造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战国方士采用这个技术，模仿西方蜻蜓眼玻璃珠制作了许多玻璃珠，例如湖南湘乡市牛形山战国楚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除了铅钡玻璃珠外，战国晚期中国还出现一种模仿西方蜻蜓眼玻璃珠制作的琉璃珠(釉陶珠)。在河南郑和二里冈战国晚期墓和山西咸阳市塔儿坡战国晚期秦墓皆有发现。〔1〕这类蜻蜓眼琉璃珠饰，可能亦属于先秦诸子所谓“隋侯之珠”。
注释
〔1〕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页160—161和页168—171。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海村编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