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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

摘要: 作者:林海村  入海求仙  鸡骇之犀  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开辟  海路来华的近东艺术品第一节 入海求仙作者:林海村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都是内陆国家。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或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对海洋的开发,比起其他文明古国要晚得多。最初对海洋产生兴 ...

作者:林海村


  入海求仙
  鸡骇之犀
  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开辟
  海路来华的近东艺术品

第一节 入海求仙

作者:林海村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都是内陆国家。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或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对海洋的开发,比起其他文明古国要晚得多。最初对海洋产生兴趣的中国人竟然是一些巫师。为了占卜的需要,他们到处搜罗龟背壳,尤其是那些稀有的大龟。据美国龟类学家鉴定,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大型龟版中有马来半岛的亚洲大陆龟(Testudo Emys)。〔1〕《尚书·大诰》说“宁王(即周文王)遗我大宝龟”,就指这类来自远方的大型龟版。
  自战国以来,中国方士为寻找“不死之药”到处炼丹求仙。所谓“求仙”,就是派方士人海寻找“不死之药”。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仟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可知中国远洋航海发祥于燕(河北)、齐(山东)等沿海地区,率先造船入海的是战国时代的方士。
  据《山海经》记载,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有两大系统:一为西域昆仑山系统,另一为东海蓬莱系统。后一系统即源于战国以来“入海求仙”运动。江苏连云港的孔望山,有许多与神仙道术相关的摩崖石刻。这个地方毗邻齐地,尽管绝大多数石刻属于汉魏隋唐时代,但是文化传统肇源于齐国方士“入海求仙”。
  在孔望山摩崖造像群之东70米处,有一个巨大的汉代圆雕石象,长4.8米,高2.6米。在石象前腿右边雕刻的象奴左下方内侧竖刻东汉流行的隶书铭文一行。据考证,这行铭文的纪年为“永平四年四月”。〔2〕
  西汉大型石雕一般不雕透,如汉元帝渭陵祭祀坑出土的有翼玉狮子,东汉时开始采用透雕形式,如洛阳白马寺附近的东汉石象。孔望山大型圆雕石象纪年铭文的发现相当重要,它说明了大型地面石雕的透雕艺术风格始于东汉永平四年(61)。
  注释
  〔1〕James F.Berry,“Identifiction of the Inscribed Turtle Shells of Shang,”in:David N.Keightley,Sources of Shang Histor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157-164.
  〔2〕李洪波:《孔望山佛教‘石象’发现东汉纪年铭刻年代早于敦煌三百年》,《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28日第2版。

第二节 鸡骇之犀

作者:林海村













  先秦文献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纵横家张仪替秦国游说楚怀王,怀王终于被说服,便派人给秦王送礼品,“乃遣使车百辆,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1〕。鸡骇是一种印度宝石,学名“金绿宝石”(Chrysoberyl),梵语作Karketana(猫眼石),主要产于斯里兰卡和南印度西海岸。〔2〕
  金绿宝石硬度为8.5,比重3.5—3.8,具有玻璃光泽,颜色有淡绿白、淡绿黄、淡绿褐色及黄色等,透明或半透明,参差状或贝壳状断口。在古代中国,被视为最名贵的宝石之一。印度人还把“猫眼石”称作vairdūya(猫眼石、水晶),汉代文献或称“璧琉璃”。《汉书·地理志》说“罽宾国出璧琉璃”,有学者解释为“罽宾国出产玻璃”,这是不正确的。汉语“玻璃”一词来自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belur/bylwl(水晶)。〔3〕“玻璃”一词在梵文中是silā,在婆罗钵语中是jām。为什么古汉语不直接用这两个词呢?看来,波斯胡商最初用玻璃冒充水晶与中国人进行交易。商人之奸诈,古亦有之。
  顾名思义,“鸡骇之犀”指的是一种镶嵌印度猫眼石或玻璃的青铜犀牛。犀牛品种很多,印度犀牛个体较大,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犀牛个体较小。《尔雅·释兽》说“兕似牛,犀似豕”,将两者加以区别,那么“鸡骇之犀”似指模仿苏门答腊犀牛铸造的青铜犀牛。
  早在殷商时代,犀牛形象就进入中国青铜器艺术。清道光(一说咸丰)年间,在山东梁山发现小臣艅犀尊,属于晚商作品,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三册著录了一件“四祀邲其卣”,实际上是犀牛青铜卣,据说出自安阳殷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战国时代流行铜犀牛。1973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一件错金银青铜独角犀。1954年,四川省昭化县发现一件战国错金银犀牛铜带钩,通体布满花纹,长17.5厘米、高6.5厘米。美国赛克勒博物馆也收藏了这样一件带钩。〔4〕战国时代,犀牛还进入中国玉雕艺术。据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网站调查,目前已发现四件战国玉雕犀牛。一件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一件在洛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一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收藏单位不详。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品,长25厘米、宽7.9厘米,体扁平,镂雕、浮雕和阴线饰纹,背上有横列三孔,可供穿挂使用。洛阳文物考古工作队藏品,长 13.1厘米、宽6.5厘米,体扁平,以镂雕、浅浮雕和线纹法琢制,两面纹饰相同,与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品非常相似。〔5〕
  楚怀王时代,中国流行在青铜器上镶嵌宝石或玻璃珠。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出土镶嵌玻璃珠的鎏金铜带钩就镶嵌有玻璃珠;洛阳西工区战国晚期墓出土的一面山字纹铜镜,也镶嵌有蜻蜓眼玻璃珠,十分精美。〔6〕
  楚怀王送给秦王的“夜光之璧”似乎比镶嵌猫眼石的青铜犀牛更为珍贵,秦朝大臣李斯甚至把它与六国之宝(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骊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相提并论。〔7〕一般认为,“夜光之璧”指夜明珠,而夜明珠是什么却一直是个谜。
  195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首倡夜明珠为荧石之说,认为古代中国人喜爱的叙利亚产品——夜明珠,别名“孔雀暖玉”(Pyrosmaragd),实际上是一种能发磷光的月长石(Feldspar),或称荧石(Calcium Flouride)。1974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汉译本出版,其说在中国学界广为流传。〔8〕但这个说法一直遭到中国宝石专家的质疑。因为中国盛产荧石,根本不必从印度进口。此外,荧石太廉价,一吨才几百元钱。楚怀王不会把这么便宜的东西当作礼物送给秦王,李斯也不会把一种普通宝石列为六国之宝。
  最名贵的宝石是金刚石,印度盛产金刚石,所以章鸿钊早就提出夜光璧或夜明珠指金刚石。〔9〕这个说法得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王春云博士的进一步论证,认为夜明珠可能是印度金刚石。1928年,大军阀孙殿英部下从慈禧太后墓中盗走的夜明珠,就是由印度莫卧儿王朝沙·贾汗 (Shah Jahan)国王命名,并且已遗失将近350年的“莫卧儿大帝金刚石”。据说这颗夜明珠被孙殿英送给了蒋介石,曾经镶嵌在宋美龄的拖鞋上,如今下落不明。不过,可与之毗美的金刚石还有印度名钻——Koh-i-Nur(光明之山)和波斯名钻Koh-i-Dariya(光明之海)。
  印度国宝“光明之山”后来落入英国人手中,原来镶嵌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王冠上,现藏英国伦敦塔。〔10〕如果“夜光之璧”真是金刚石,那么从印度名钻“光明之山”或波斯名钻“光明之海”,仍可一睹“夜光之璧”的风采。
  注释
  〔1〕《战国策·楚策一》。《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罗马帝国)亦产“鸡骇犀”。
  〔2〕荻原云来等编:《梵和大辞典》上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页321。
  〔3〕D.N.MacKenzie,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8.
  〔4〕《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八册称为“错金云纹牛形带钩”,其实应为错金银犀牛带钩。
  〔5〕参见《古玉的断代与辨识——玉犀牛·玉辟邪·玉麒麟》,《收藏家》杂志网络版(http://www.wenbo.net.cn/wbkt27.htm)。
  〔6〕西周晚期工匠已掌握在青铜器上镶嵌宝石或玻璃的技术,河南洛阳西周晚期青铜鼎上就镶嵌有玻璃珠;参见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文物》1985年第12期,页54—65。
  〔7〕关于西域与六国之宝,李斯对秦王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骊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史记·李斯列传》)。
  〔8〕Joseph.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199-200;李约瑟著、袁翰青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1990年第二版)。
  〔9〕章鸿钊:《石雅·宝石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本,页102—103。
  〔10〕王春云:《廉价萤石不可能是夜明珠》网络版,21世纪珠宝网(http://www.21gem.com/news/sc/news.asp);原文刊于《珠宝科技》2004年第5期,本文引自《香港大公报》2004年2月17日版的报道。









  公元前525年,古波斯王冈比斯二世(Cambyse II,前530—前522)征服埃及。红海成了古波斯帝国的内海。
  据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记载,为开辟埃及与印度之间的国际航运,古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前522—前486)开通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尼科运河”,并越过萨巴人,直航波斯湾。然而,埃及对卡特拉盟、也门的乳香和没药的贸易,对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桂皮贸易,则全部操纵在纳巴提(Nabateens)、米内(Mineens)、哥尔赫(Gerrheens)等地的阿拉伯人手中。巴林(Bahrein)的哥尔赫人横穿阿拉伯半岛,与米内人合作,他们将阿拉伯商队带到叙利亚境内的皮特拉城(Petra),而桂皮则由印度船队负责贩运。
  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的石雕立像在埃及的发现,再现了波斯帝国昔日的辉煌,但是大流士下诏修建的尼科运河究竟在什么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1866年,开凿苏伊士运河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在苏伊士以北20英里处发现一块古碑,这块红色花岗岩石碑上刻有波斯文、巴比伦文、埃兰文和埃及象形文字。这四种不同文字的内容完全相同,是大流士一世颁布的一道诏书。这位不可一世的波斯王宣称:“我下令开凿了这条运河,它贯通了埃及境内奔流的尼罗河和通往波斯的大海。”〔1〕尼罗河至红海的古运河的开通,极大地加强了埃及与阿拉伯、波斯、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公元前4—前3世纪,埃及和地中海东岸生产的玻璃制品,经红海—印度洋航线,大批贩运到南印度以及斯里兰卡岛。
  希腊人统治埃及时代,红海贸易变得异常繁忙。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一部分印度国土,在双方交战过程中,甚至动用了象群,威力巨大无比。为了对付美索不达米亚塞琉古王国(Seleucus,前305—前280),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Ptolemy,前308—前246)想用埃塞俄比亚象群充实军队。为运输象群,他下令在红海之滨修建贝勒尼斯港,并且开辟了从沙漠中部通往伊德富(Idfu)的道路。
  希腊帆船已经相当先进,希腊人将无甲板开敞式帆船作了改进。船体最大长度由30米增加到45米。老式帆船在每边船使用一排25桨,而新式帆船改装为突出舷外的桨架,上面有固定桨叉,每一舷有两三层桨架。英国考古学家麦克·卡茨夫(Michael Katzev)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发现一条古希腊沉船,命名为“克里尼亚沉船”(Kyrenia wreck)。这条船用32条龙骨固定船体,沉没于公元前310—前300年。〔2〕
  公元前3世纪末,军事纷争已不占主导地位,红海贸易集中于东方香料。虽然希腊人在索科特拉岛(Socotra)站稳了脚跟,但是无法越过亚丁湾。在那里,阿拉伯人迫使印度人和希腊人向他们交纳关税。
  公元前4世纪中叶,印度军人月护(Chandagupta)在印度西北起兵,首先向中亚进军,结束了希腊人在北印度和中亚南部的统治;然后向南扩张,推翻恒河流域难陀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在公元前324年正式建立。印度人与波斯人或希腊人的统治术不一样,他们向被征服者输出的是宗教思想,而非物质文化。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笃信佛教,为了在国内外推行佛教,派人在印度各地立碑铭、石柱,颁布法敕,弘扬佛法。不仅如此,阿育王还派佛教使团到世界各地传教。
  阿育王第十三碑铭记载:“王惟正法之胜利,即最上之胜利,而王复于其领土相距六百由旬之邻国——希腊(Yona)王安堤阿(Antiochos)之所在,于其北则托勒密(Ptolmy)、安提峨那斯(Antigonos)、马加斯(Magas)及亚历山大(Alexander)四王之所在,于其南,则绰那(Chola)王国、判达雅(Pandya)王国及锡兰,皆遍被正法。”〔3〕
  安堤阿,指以安条克为首都的塞琉古王国,领有叙利亚和小亚,汉代称“条枝”。公元前303—前292年,塞流古一世派使臣麦家斯梯尼(Megasthene)多次出访印度国都华氏城,拜见孔雀王朝月护王。他从巴比伦出发,取道犍陀罗(白沙瓦附近),经过阿姆利,到加尔,沿西瓦利克山麓进入恒河平原,到达了亚历山大用武力未能到达的恒河流域。〔4〕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发现了阿育王佛教使团所立希腊文和阿拉美文双语碑铭,说明阿育王确实向西方派遣过佛教使团。〔5〕
  托勒密,指以亚历山大城为首都的托勒密王国,领有埃及和地中海东岸,汉代称“黎靬”;锡兰指斯里兰卡岛,汉代称“巳程不国”(狮子国)。公元前117年,印度水手向托勒密八世披露了一个秘密,可以借助于初夏季风航行到印度,并利用初冬季风从印度返航。托勒密八世立即派人前往印度,与印度直接贸易由此发展起来。
  在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法国考古团发掘出许多埃及亚历山大生产的玻璃器。一件带有亚历山大灯塔的浮雕,另一件绘有埃及女神埃西斯(Isis)像。在希腊罗马统治时代,埃西斯家喻户晓,备受崇拜。在艺术品中,她身穿一套紧身衣,头戴一顶埃及式皇冠。〔6〕这种彩绘玻璃器流行于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本土亦有发现。〔7〕大夏出土的埃及玻璃器就可能经阿拉伯海,运到印度河口,然后贩运到大夏。
  阿育王从首都华氏城派往到锡兰(斯里兰卡)和地中海东岸的佛教使团,显然是从恒河入海,然后走海路到达斯里兰卡和地中海东岸。无论如何,印度洋至红海航线在阿育王时代已全面开通。
  罗马人进入印度洋以前,印度人主宰了、印度洋乃至南中国海的海权。希腊水手希帕罗斯漂泊到斯里兰卡岛后,在那里逗留了半年,后来随斯里兰卡使臣拉西亚斯(Rachias)一道乘船返回欧洲。据罗马作家老普林尼《自然史》记载,拉西亚斯的父亲曾经从斯里兰卡岛向东航行,经印度恒河河口到金洲 (今马来半岛),最远航行到时称“赛里斯国”的中国。〔8〕
  据《红海航行记》记载,在斯里兰卡岛附近海域航行的船队,是“由单一的横梁装配而成的很大的船只组成的船队,人称这种船为‘桑伽拉’(Sangara),至于那些驶往金洲(今马来半岛)或恒河河口的帆船,十分庞大,人称为‘科兰迪亚’(Kolandia)。”〔9〕桑伽拉”,是斯里兰卡的别称,一般译作“僧伽罗”,那么僧伽罗船指斯里兰卡古帆船,而航行于恒河与中国之间“科兰迪亚”船则为印度古帆船。
  千百年来,印度古帆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从爪哇岛波罗浮屠的公元8—9世纪浮雕上,仍可见到这种印度古帆船。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使者到南印度的“黄支国”采买奇珍异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朝使者到印度,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谓“蛮夷贾船”,当即往来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印度商船——“科兰迪亚”大帆船。
  注释
  〔1〕戴尔·布朗主编:《波斯人——帝国的主人》,北京:华夏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页99—100。
  〔2〕参见康奈尔大学艺术网站(www.arts.cornell.edu/dendro/96adplet.html)。
  〔3〕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重印本,页34。
  〔4〕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77—78。
  〔5〕F.R.Allchin and K.R.Norman,Guide to the Asokan Inscriptions,South Asian Studies,vol.1,1985,pp.43-50.
  〔6〕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7〕关于埃及出土希腊彩绘玻璃器,参见埃及考古网站(http://www.scotthaddow.com/egypt/dakhleharch/pages/glassl_jpg.htm)。
  〔8〕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11—12。
  〔9〕同上书,页17。

第四节 海路来华的近东艺术品

作者:林海村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在蒙古草原崛起,西域霸主大月氏人被迫从敦煌以北草原西迁伊犁河流域。在乌孙和匈奴的打击下,又西迁到阿姆河北岸。公元1—3世纪,大月氏人在中亚和北印度建立贵霜王朝。自古以来,印度人就从中亚阿尔泰山输入黄金,大月氏人入主中亚后,切断了印度与阿尔泰山之间的黄金之路。在印度传说中,马来半岛素有“金洲”之称,印度人转而从东南亚进口黄金,从而推动了印度与东南亚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国际贸易。就在这个时期,近东艺术品在山东半岛出现。
  1978年,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1号随葬坑内发现一件列瓣纹银豆。器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这个银豆是在一个异国情调的银盒上加工改造而成,圈足和豆盖上三个卧兽是后来附加的。据发掘者分析,这座汉墓可能是西汉齐王刘襄之墓,随葬坑年代在公元前179年左右。〔1〕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机最先注意到这件银器可能来自近东,以为源于古波斯或帕提亚艺术。然而,南俄草原斯基泰王陵出土了类似的黄金艺术品,与斯基泰早期文物共存,时代在公元前7—前6世纪。当时波斯尚未立国,这种近东艺术品产生时代无疑早于古波斯艺术。
  关于这个银盒的年代,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注意到银盒上刻有“三十三年”铭文,而汉代皇帝在位年代没有一个超过这个年数,所以他认为这个纪年应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2〕
  无独有偶,山东青州西辛村最近又发现两个近东艺术风格的列瓣纹银盒,出自战国时代齐王墓。这个发现把近东艺术传入山东半岛的年代,从秦代提前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就目前所知,这种列瓣纹金银器最早见于近东埃兰文明,工艺传统后来为波斯人、帕提亚人所传承。伊朗近年发现一件埃兰银器,艺术造型与山东青州战国齐王墓出土银盒以及西汉齐王墓出土秦始皇三十三年银盒如出一辙。据说出自伊朗,器高17.8厘米,口沿刻有埃兰文,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前6世纪。〔3〕那么,山东半岛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的埃兰银盒,显然从海路传入中国。
  除了埃兰银盒外,山东半岛战国古墓不断出土西方玻璃珠。例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中晚期58号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4〕山东临淄郎家庄战国初1号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5〕这些西方玻璃珠有一个共同特点,皆为蜻蜓眼玻璃珠,与希腊化时代埃及或腓尼基生产的同类玻璃珠大同小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就收藏了许多埃及或腓尼基等地中海东岸国家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前3世纪。〔6〕山东半岛战国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无疑也来自海路。
  至秦,入海求仙运动愈演愈烈。秦始皇听信燕国方士卢生“亡秦者胡”之图谶,北击匈奴,南开五岭,“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南海郡治番禺在今天的广州,象郡在越南北方,于是入海求仙运动由此从北方发展到南方。就在这个时期,广东战国时期的古墓出现地中海东岸的蜻蜓眼玻璃珠,例如,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晚期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广州先烈路战国晚期墓出土西方玻璃珠。这两座战国晚期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成为“入海求仙”运动在岭南兴起的证据。
  地中海东岸生产的玻璃珠还从海路传入长江中流地区。湖北省博物馆陈列了一批战国时代的西方玻璃珠,〔7〕这种玻璃珠是埃及希腊化时代的产品,罗马时代(1—2世纪)埃及仍在大量生产。这种类型的玻璃珠在丝绸之路沿线古城或墓葬罕有发现,所以湖北发现的埃及玻璃珠可能从亚历山大城,经海路辗转贩运到长江中游。
  据以上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复原一条从埃及亚历山大港,经印度、东南亚到山东半岛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线。
  注释
  〔1〕孙机:《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39—155;罗森:《中国的统一:一个宇宙的新图像》;齐东方:《唐代以前的外来金银器》,《远望集》下册,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页453—490;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页307—321。
  〔2〕2005年3月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承蒙饶宗颐先生告知此铭文,谨致谢忱。
  〔3〕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77;图6-11所引埃兰银器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巴拉卡特美术馆(Barakat Gallery)展出,参见林梅村:《汉帝国艺术所见近东文化因素》,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第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60—66。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页178。
  〔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临淄郎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6〕M.Spaer,Ancient glass in the Israel Museum:beads and other small objects,Jerusalem: the Israel Museum,2001,P.93,no.105;E.Stern,Marianne and Schlick-Nolte Bir- git,Early Glass of the Ancient World 1600 BC-AD 50 Ernesto Wolf Collection.Ger- many:Gerd Hatje,Ostfildern,1994,p.198,no.41;埃及虚拟博物网站(http:// www.virtual-egyptian-museum.org/Glass/FullVisit/Glass.FullVisit-FR.html).
  〔7〕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页42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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