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献中的大历史

——朱玉麒《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评介

（刘子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如果说文献是历史的碎片，那么西域文献无疑是其中最为色彩斑斓的一种。在古代中原的视角中，西域是边疆的重要一隅；而从欧亚大陆的视野来看，这里更是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无论是在其高山大川和戈壁大漠中保存着的残碑断简，还是匆匆行客撰写的行纪笔札，都是西域历史的见证，有时甚至是考证周边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虽然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引得一辈辈学人为之殚精竭虑。早在清代，行走新疆的西北史地学者就已经在残断碑铭之中寻找汉唐遗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土文献的大量现世，对西域历史、语言的研究更成为持续百年的国际热点。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也在“流沙坠简”“敦煌碎金”中找寻着中国学术的命脉。近年来，随着新疆地区出土文献的持续发现和新问题的不断涌现，西域文献的研究也一直保持着活力。然而从事西域文献的研究实际上并非易事，相关文献不仅时间跨度非常大，而且包罗了各种不同的学科。虽然相关的专精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但仍有难以通览之憾。朱玉麒先生近来出版的《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则是一部难得的兼通历代西域文献的大制作。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发表的与西域文献相关研究成果，相关文章涉及了汉代的西域碑刻、唐代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游记与地志、晚清民国中外人士对西域文献的收藏与研究等多个领域。透过这些看似零敲碎打的篇帙，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西域汉文文献和西域大历史的整理关照和思考，正可谓是缀“碎片”而成锦绣。

一、文献中西域通史剪影

文献本身就是历史的碎片，但我们要追寻历史的真实，必然也只能借助这些碎片化的文献。诚如本书作者所言，西域文献由于本身同时具有碎片化的物质形态，致使由此生发出的文史研究具有了双重碎片化的特质。然而作者却能够凭借其对西域历史的把握，尝试将这些“碎片”化的文献重新梳理整合。这些看似零散的文章，都体现了作者对于西域文史的考索，也展示出中原王朝西域经营史的各个异彩纷呈的侧面。

汉代中原王朝在与匈奴展开角逐的同时开始控制西域，并在西域留下了很多重要碑刻。作为本书开篇的《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即点出《裴岑碑》等汉代西域的纪功碑并不仅只是对战功的记录，也体现出中原在西域的经营以及民族之间的交融；同时汉代西域纪功碑延续了《燕然山铭》的特点，这种在西域刻石纪功的形式也对唐代和清代的西域纪功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实际上赋予了汉代纪功碑以新的意义，汉代始凿空西域，唐代思追汉代之风，而清代更是欲“远迈汉唐”，纪功碑形式的延续正是体现了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经营的孜孜追求。特别是在哈密南山口的一块巨石上，分别刻有汉代《沙海侯碑》、唐代《姜行本纪功旧碑》以及清代的“焕彩沟”三字，三个朝代的纪功文字叠相铭刻在同一石上，如书中所言，是“鲜明地反映出后来的王朝超越前人的野心”。

唐朝在西域建立起更加坚实的统治，派驻了大量的镇守军并在天山东部地区设州立县，中原的典章制度与文化典籍也得以流传西域。书中第二部分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考索，正是从文学与典籍文献的角度探讨了这一历史过程。此前敦煌文书的现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认识，相关研究也已浩如烟海。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文学资料此前却缺乏详细的梳理。本书收录的几篇关于吐鲁番文书中文学文献的论文，有相关文献资料的叙录，有文学传播史的概观性研究，也有关于典籍传播、古诗习字和玄宗诗的具体个案分析，可以说是完整地展示了吐鲁番文书中所见文学文献的大致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指出吐鲁番文书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意义，更体现出“西域边地移民社会与中原内地文化血脉相通的依存关系”。甚至玄宗诗残片在吐鲁番的发现，还体现出“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政治意味”。

清朝在西域的经营达到了汉、唐时代未曾达到的程度，最终实现了新疆的建省。众多文人或赴新疆任职或关注西北史地，留下了大量的行程记、地方志、考证研究等相关的文献著作。这些文献有很多都还未及详细整理研究。本书中即收录了多篇关于清代新疆文献的文章，既有对新见的《行程日记》的考证、对《疏附乡土志》的辑佚，也有对《绥服纪略》《新疆图志》等常见书的新考。更重要的是，作者透过徐松与魏源的往来书札、《蒙古行程记》的形成过程等，勾勒了清代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与传承的历史过程。对于《新疆图志·学校志》的研究更是反思了清代新疆民族教育政策的成败，反观今日新疆之种种情形，愈发能够体现出这样一种历史经验的宝贵意义。

得益于作者对于西域历史的关照，我们可以从细微的文献研究中窥见汉、唐及至清代西域经营史的大貌。具体研究方面，书中很多重要的观点都使我们对于西域历史产生的认识，例如《所谓“李崇之印”考辩》根据文字学证据清楚地证明了此前被认为是西域都护私印，实际上印文应当是“李忠之印”，相比于西域都护李崇，李忠无疑是个小人物，一字之差虽然抹去了印章与西域都护的直接联系，却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汉代印章作为信物在西域历史中的普遍影响。这种微观研究的不断积累，也在不断推进着西域研究的进步。当然一本著作难以说尽西域史的方方面面，但仍然可以展示其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剪影。

二、由清人之文字上溯汉唐

《瀚海零缣》中涉及了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类似的西域文献，但通读下来却全无零散之感，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以清代、民国文献为线索来关照前代文献，从而精妙地编织起各种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

清代西北史地之学大盛，清人实际上已经开始大量收藏、研究前代文献。及至今日进行西北史地的研究，很多情况下仍然需要追溯清人的著录和研究成果。本书作者精熟清代文献，对汉唐文献的发现、收藏、研究过程了如指掌。最引人瞩目的便是特别留意于汉唐碑刻拓本以及出土文书裱本中的清人题跋。《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一文即是运用《裴岑碑》《刘平国碑》等汉碑拓本以及《北凉写经残卷》上的李晋年题跋。另一组关于王树枬、段永恩等人旧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对王树枬等人的题跋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于《刘平国碑》发现史的研究，也是利用了清人施补华的题跋。这些或不易得见或不甚引人注目的题跋文字，却可以延伸出超越文献主体的历史内涵，也展示出很多西域文献就其物质性上来说本身就具有了跨越时代的特色。此外，作者也留心于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探险队对于西域文献的发现与早期研究。包括日本大谷探险队对《刘平国碑》的探访，以及黄文弼在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发现的汉代“李忠之印”以及元代纸币等等。经过对清代文献信息的梳理，很多重要的前代文献的发现、收藏、研究的过程也就更加清晰起来。

这样一种西域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新疆地区发现的汉、唐文献大多相对残缺，尤其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更是支离破碎，出土之后又辗转流散，分藏于各地。只有理清源流才能尽可能地还原文献的本来面貌。如《“北馆文书”流传及早期研究史》中提到的，王树枬《新疆访古录》、金祖同《流沙遗珍》等早期研究在今日看来虽然已经过时，但这些题跋式的文字却是“探索流传、缀合丛残、考释文字”的重要依据。正是有了这些早期的线索，才能将“北馆文书”更好地缀合复原出来。又如王树枬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入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等地，段永恩的旧藏更是散落在中外各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题跋，才能清楚这些文书早期的发现和流转情况，发现各种文书之间的关联性。当然，借助对学术史的梳理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近代学术史的发展，如作者在《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中提示了西方现代学术理念对于明治以来日本学者的影响。

其次，这些题跋和著录也为清代乃至民国新疆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视角。透过这些履新官员、随军幕僚、文人学者、探险家的点滴文字，可以窥见当日新疆的历史图景。如《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一文描绘了隐藏于深山之中的汉代《刘平国碑》在清光绪五年（1879）被入新作战的左宗棠大军发现的经过，刘平国刻石所在地原本是汉朝设立的一处关隘，在后代却非交通要道，直到左宗棠大军因开辟作战路线需要才被世人所知，此后《刘平国碑》拓本又风靡朝野，成为清人珍视的汉代遗产。这既使我们对清代平定阿古柏叛乱的过程有了新的认识，也展示出清人在西域经营上跟随汉朝步伐的向往与实践。另一方面，对于拓片、文书等的赏玩本身就是文人的一种雅趣，是研究清代文人的最直观的资料。如作者在《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一文中就指出拓片上的题跋“反映了清代新疆文坛书画往来、碑刻鉴赏的风雅面貌，为考察李晋年等履新文士的生平和近代新疆历史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在研究王树枬等人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时，作者更是提出王树枬等履新文人“在一觞一咏之间也承担着‘于西域文雅文献，饶有关系’的使命感”，实际上题跋及相关文献中所反映的王树枬在文书方面的交游，又远不止于新疆文人圈，他与各国探险家的往还也具有敦煌学的重要意义。

在学术领域愈发精细化的当代，进行跨时段的研究殊为不易。本书能够做到兼通古今，也是基于作者对于西域文献的深厚知识储备和研究积累。作者近年来进行了大量的清代西域文献的整理工作，包括对徐松《西域水道记》、王树枬等编纂的《新疆图志》以及新疆乡土志的整理，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是作者进行这些文献整理的研究成果。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清代西北史地学以及近代新疆的历史有着非常深入的认识，对于清代文人关注的文献史料和研究理路也了如指掌，使得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中信手拈来，找到最为关键的文字。同时，作者对于汉、唐时期的碑刻和出土文书也有很深入的认识，尤其是能够用现代的文献学方法对出土文献进行规范的录文、缀合等工作。这又与王树枬、段永恩等晚清文人传统的题跋式的文书研究方法行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百年来中国西域文献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三、书斋内外的文献功夫

文献研究的基础自然是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不过西域文献本身就具有相对零散的特点而不易求全。本书也展示出作者对于文献资料孜孜不倦的网罗搜集。例如，敦煌吐鲁番文书流散于世界各地又由不同机构零散刊布，若非深入的调查研究很难搜集齐备。《“北馆文书”流传及早期研究史》便是关照了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千叶县国立民俗博物馆等处的收藏。对于王树枬旧藏文书题跋的研究，也涉及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书道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书店、中国国家图书馆及私家收集等多处的藏品。《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更是在遍览《吐鲁番出土文书》《大谷文书集成》《高昌残影》等文书图录的基础上，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文学资料编辑了完整的叙录，成为进一步研究唐代西州乃至西域地区汉文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重要基础。

引人瞩目的是，书中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献并非日常习见的资料，从作者的记述中也可以想见当日曲折寻觅的经历。如汉和堂藏李晋年题跋本《裴岑碑》拓片即是作者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经友人介绍才自汉和堂主人陆宗润处得见。而内藤湖南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未刊手稿则是根据目录按图索骥，时隔数年才在关西大学图书馆中一窥原稿。收录有徐松数十封书札的《大兴徐氏同人书札》历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书，作者在撰写关于徐松的博士后工作报告时亦未得见，直到2006年才在许全胜博士帮助下得览上海图书馆藏《大兴徐氏同人书札》，本书的《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一文便是这次访书的成果。作者访书的足迹又不仅只于图书馆，《段永恩生平考略》中便记述其在甘肃省武威市调查时，有幸走访了段永恩的女儿段静容女士并由此得见《武威段氏家族续谱》，段永恩本人的发展历程也才得以补足。口述史作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门径，也成为了作者是搜集文献资料的手段。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图文并茂，书中几乎每个章节都配有大量的图片，总数达到了101张。这些图片包括了重要人物的画像或照片、碑刻的原石与拓本照片、出土文书的复原图与缀合图、古籍书影、实地考察照片、档案文献等等，琳琅满目。大量图片的运用无疑是文意表达的绝佳辅助，使读者能够更快速也更直观地理解文献形态与研究内容。其中不乏一些精妙的设计，例如《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中的图31便是在将两片玄宗诗残片缀合在图片上，复原出了原诗的位置，这样仅借助两小残片，就能窥见千年以前原来的书卷面貌，也将分离在东西洋两个岛国的吐鲁番文书的关系连接在了一起。又如《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中的图17是在刘平国刻石原处的考察照片上加入了框线标识，使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了两处刻石的大致位置和曾被洪水侵蚀的情况。这绝不仅只是挑选图片、插入图片那样简单，背后仍然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搜集整理。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文献图片甚至比文字资料更难以获得。书中有在巴里坤文管所拍摄的《任尚碑》原石（图1），有在图书馆中复制的徐松书札书影（图49），在莫理循旧照中搜得的新疆官员雅集合影（图83），在族谱中得见的段永恩照片（图84）等等，实际上都记录着搜寻文献的艰辛历程。这些珍贵文献的获取自然少不了师友的襄助，又需要一点机缘，但归根结底是靠着作者对于文献资料的锲而不舍的追寻。即便在电子资料和网络信息日趋发达的今日，找资料仍然要“动手动脚”而非枯坐书斋，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收获。

总之，朱玉麒先生在书中为我们呈现了西域汉文文献异彩纷呈的面貌。可以感受到，作者承袭了清代西北史地学者脚踏实地、关注边疆的学术精神，同时也展现了西域文献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成果。正如王炳华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要做好西域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得有对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历史文化深层的爱的感情”。相信朱玉麒先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和责任投身于西域文献的研究，才能凝结今日所见的大著。我们期待未来的西域文献研究“二集”“三集”会汇聚更多的成果以飨学界。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编，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16-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