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有女士的《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一书 2016 年由故宫出版社出版，书中收有一组拍摄于 1931 年春天的老照片。照片共三张，前两张拍摄于安阳袁家花园，主要包括殷墟第四次发掘的河南省政府特派员和发掘团成员，第三张是史语所工作人员及北平学术界部分人士在北海静心斋欢迎蔡元培先生由上海回到北平时的留影。这三张照片中都有一位学生模样打扮的女士（并且是唯一一位，所以显得十分亮眼），照片中的她留着简单的分头，头发将将遮住耳朵，稍显蓬松，应该是刚烫过不久，戴一副圆框眼镜，上身穿一件毛线大衣，腿上是浅色长筒袜，脚穿皮鞋——她就是我国最早的女考古工作者——周英学。

根据李济先生《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编后语的记载，周英学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过1931 年春殷墟的第四次发掘和 1932 年春殷墟的第六次考古工作，这两次发掘是前七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两次，并且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绩（如第四次发掘修正了殷墟“淹没说”，第六次发掘首次发现完整的夯土基址等）。如果从加入殷墟考古工作的时间来看，第四次发掘第一批到达安阳的人员有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刘屿霞和周英学五人，虽然李光宇、石璋如、刘燿（尹达）也是从这次开始参与殷墟的考古工作，但时间上要比周英学晚。因此，与“十兄弟”相比，周英学仅比王湘一人晚，所以在学生辈中算是少数资格很老的几人之一了。

有关周英学在殷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目前可见的资料似乎只有那么几张照片和参与工作人员名单，这便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她参与到殷墟的考古活动之中？为什么她只参加了两次发掘？她在殷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她后来的人生又是如何？……遗憾的是由于找不到充分的资料，这些问题都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经四方打听，东拼西凑，目前也只能最粗略地勾勒一些周英学女士早年的人生轨迹。

周英学出生于 1911 年，老家河南修武县周庄镇，父亲周沛三（1914 年毕业于上海公学，之后在北洋政府内务部供职）是晚清的秀才，倾向维新，思想比较开明。周英学是周沛三的小女儿，上面还有大姐周 勤 学（1901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二姐周静学。周沛三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十分上心，提倡旧学与新学并重，周英学小学毕业后便跟随父亲到北京求学，后来就读于冯玉祥创办的今是学校。

周勤学 1937 年于洛阳中学

周英学之所以会参加早年殷墟的考古工作，除了个人原因之外至少还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安阳距离周庄镇仅100 公里，对于家境比较殷实的周英学来说往来还是很方便的。第二，周英学的大姐周勤学上大学期间经常到图书馆、文物馆抄资料、描图。根据周勤学的女儿刘思谦教授《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一文记载，徐旭生（徐炳昶）先生曾帮助周勤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了一个圈点抄写古籍的差事，每月二十元。因此，周英学是有途径接触到文物考古绘图和考古发掘工作的。另据李永迪先生提供的信息，周英学就是以绘图为专长考入史语所，参加到殷墟的考古工作之中的，一开始是作为绘图员负责绘图（周英学、刘屿霞、潘悫等人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考古绘图人才，早期的发掘报告很多图应该是出自他们之手），之后周英学又参加到发掘工作之中，我想这应该与其大姐周勤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徐旭生先生

在校读书期间是周英学一生最为活跃的一段时间，除了参加殷墟考古工作外，周英学还是一名思想左倾的学生，1931 年她便参加了北平“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领导的“新球剧社”。与其同时参加的还有蓝马、白杨、董世锦、李显京、刘果航、张季纯、凌子风、张仃、李增援、鲁韧等人，蓝马和白杨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电影明星。“九一八”事变后，“新球剧社”不断在北平各大院校演出抗日剧目，宣传爱国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英学曾参演过《战友》《血衣》《乱钟》等剧。据魏照风先生回忆，周英学最擅长扮演老太婆（这与她微胖的身材非常契合），后来她又到上海加入了“大道剧社”。大约是 1933 年，可能是因为要结婚，或者是兴趣转向戏剧表演的原因，周英学离开了史语所，在北平与“剧联”的领导人之一——总务部长陶也先（林成）先生结为夫妇，并育有两子（陶宝中、陶文中）。再后来，周英学的情况我们便几乎一无所知了，据说可能在北平和东北定居了较长时间……

周勤学夫妇及幼年刘思谦，1937 年于北京

1926 年，李济在西阴村灰土岭的发掘是国人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山之作，肇始于1928 年的殷墟发掘则是中国考古人才成长的摇篮，其对我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早在 1931 年便有女性加入其中，更是难能可贵，仅凭这一点，周英学的名字就可以载入我国考古学史之中。然而世事总是充满了遗憾，为了写这篇小文纪念我国这位女性考古工作者的先驱，我从各方打听有关周英学的资料，也得到很多前辈、师友的帮助，并有幸找到她的侄女——已经 83 岁高龄的刘思谦教授（周勤学长女），但当我联系上刘教授的爱人赵明和先生时却得知刘教授已生病卧床，目前很难进行交流，周英学也早已离开人世，子女们现全都定居国外，没有联系方式，作为侄女婿的赵先生对周英学的事迹也知之甚少。此外，保存有大量我国早期考古相关资料的李光谟先生也于2013 年仙逝，不知道有多少逸闻往事也一同随他而去。唏嘘之余我又仔细看了看这几张 80 多年前那个春天的照片，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大的董作宾先生也才 36 岁）怀揣理想聚集在袁家花园高谈阔论，憧憬着这次可能改写中华文明历史的考古发掘，憧憬着各自美好的未来，同时又担心时局的动荡，忧虑着中国的前途……不禁让人深深感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个人在历史面前真的是渺小至极，且微不足道。仅仅时隔 80 余年，这段历史就已变得漫漶不清了。但让人略感欣慰的是，最近了解到台北史语所很快要出一本《殷墟发掘员工传》，其中便包括周英学和一些老技工的信息，也希望能够对这些为我国早期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们了解更多。

感谢赵明和先生、刘思谦教授、李匡悌先生、李永迪先生、唐锦琼先生、陈冲女士、沈红芳老师、庄丽娜博士以及赵家田同学所提供的帮助！（作者何文竞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吴玲为无锡博物院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