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1901-1972）诞辰双甲子，无论从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自强与自信角度，还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在20世纪就拥有了国际水准的建筑大家，在学界与社会广度开展学习梁思成的建筑文化思想都具有价值，特别是梳理他有世界遗产眼光的建筑遗产传承与保护理论更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能从新与旧的城市更新大视角去体味如何建构全 ...

2021年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1901-1972）诞辰双甲子，无论从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自强与自信角度，还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在20世纪就拥有了国际水准的建筑大家，在学界与社会广度开展学习梁思成的建筑文化思想都具有价值，特别是梳理他有世界遗产眼光的建筑遗产传承与保护理论更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能从新与旧的城市更新大视角去体味如何建构全面的遗产观。

对于梁思成的影响力，其学生郑孝夑（1906-2017）在梁思成诞辰百年赋辞道：“无字史书寄国魂，春风化雨百年深。体形环境有机论，凝固乐章中而新。”

2001年4月版《梁思成全集》（九卷本），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在“前言”中从五个方面定位了梁公的学术贡献，其中有三个方面专门谈及遗产保护：梁思成是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他是中国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

从梁公留下的遗产思想看，其多方位的宏大成就不仅跟着朱启钤的中国营造学社亦步亦趋，更有丰富的敏思和创意。如他很早就将语言学与建筑学相结合，视《清工部工程作法》和《营造法式》为中国古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在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就将中国建筑构图元素与西方文艺复兴的语汇作比较，使他和林徽因于1932年《平郊建筑杂录》中揭示的“建筑意”概念得到发扬。

梁思成不仅是一位用建筑承载中国使命的巨匠，更乃一代20世纪建筑先贤。对先贤的纪念与再研究并非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而要与当下的城市文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纪念主题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相一致，从此种意义上讲，先贤的纪念必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正如吴良镛院士回忆所说，梁思成以一种少见的赤诚热爱党和人民、具有热爱专业的情怀，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发表己见，这不仅是他的困惑也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面对建筑科技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传统不可丢，这包括研究并学习先贤之遗产贡献。

梁思成的城市与建筑遗产观，不仅因其才华而精辟，更因为置自己于风口浪尖才出现了困惑，这或许是今人恰应以道义与良知向他致敬之处，因为这里有建筑遗产瑰宝，更是重要的智慧。

梁思成的城市遗产保护观

梁思成先生对我国历史名城的高度认知由来已久，有持久的文化传承与历史积淀。

目前在城市更新中用到的“最少干预”原则及微改造的做法，文化大家早有著述。如胡适（1891-1962）百年前即倡导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73年前的1948年梁思成就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和保存》一文中说，要为城市文化复兴而传承国粹经典，因为只有保护才是创造发展的前提。

文章中赞美“北平市之整个建筑部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少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实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1950年前后，梁思成曾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称北京乃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1951年他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更系统地阐述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他说“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最完好，而且继续有传统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梁先生笔下，北平在当时建立帝都的条件下，是非常完美的体形秩序，他还用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Henry S·Churchill的著作《都市就是人民》，用现代理念赞美了北平建设。他举例“清华大学有一个工程委员会，凡是校内建筑与工程方面的大事小事，自一座大楼以至一片玻璃，都由该会负责……文物整理委员会之于北平市，犹如工程委员会于清华大学，是同样负责修缮切实审查工程不可少的机构……我们承袭了祖先留下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维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代人决不能推诿的。”

70年前的1951年2月19日-20日，梁公在《人民日报》载文《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他在赞美中国建筑乃世界上最古老、最长寿、最有新生力的建筑体系的同时，特别分析说，中国自古就有“有计划的城”，他自豪地表示，有计划地营造城市，我们乃历史上最先进的民族。梁公说，隋唐的长安、洛阳的许多古都城市已不复存在，可人民中国之首都北京却是经元、明、清三代，总结了都市计划的经验，成为卓越而典型的中国都市。他充满激情赞美道：“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有外城正南的永定门直穿进城，一线引直，通过整个紫禁城到它背面的钟楼鼓楼，在景山巅上看得最清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更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以巍峨尊贵的纯色黄琉璃瓦顶，朱漆描金的木构建筑物，毫不含糊的连属组合起来的宫殿与宫廷……环绕着它的北京的街形区域的分配也是有条不紊的城市奇异的孤例”。他还认为，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尤要“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为建设“中国的博物馆”的北京城，他还解读了苏联建筑史家N·窝罗宁教授在《苏联沦陷区解放后之重建》书中的话：“计划一个城市的建筑师必须顾及他所设计的地区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的传统。在他的设计中，必须保留合理的、有历史价值的一切和在房屋类型和都市计划中，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特征的一切”。

历史地看，从梁思成、陈占祥合写于1950年2月的“梁陈方案”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取位置的建议”到同年7月发表在《新建设》杂志的“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文章，都体现了他广博的城市遗产保护思维。在他的笔下，北京城有太多的理由要确定新与旧的关系，北京的形体之美不允许伤毁，不允许掺杂不调和的形体予以破坏；他尤其评价环绕北京城墙乃精神壮丽之杰作，“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北京城墙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我们岂可随便将它毁掉！”

梁思成之所以有城市遗产观的执着，也来自他对毛泽东于1940年1月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著《新民主主义论》的应用。毛主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这就是，中国现时的新建筑必来自古建筑，建筑师与文博专家只有认识并掌握旧建筑之规律，才可实施有根基之创作。

梁公说：“今后所有城市改建中，都会面临旧与新的矛盾，清理、剔除、吸收的工作必须慎重。”他列举李四光先生（1889-1971）的话“难道我们要以建造艾菲尔铁塔的方式来研究万里长城吗”，表达出不可用现代尺度去衡量传统建筑价值的观念。

梁思成的建筑风格论与遗产保护观

载于1953年3期《文物参考资料》的“古建序论”一文，由梁思成主讲，林徽因整理，是一篇融建筑遗产保护与建筑风格论为一体的佳作。文章不仅有梁公对中国建筑按历史发展的六大阶段分类说，即商殷周到春秋战国、秦汉到三国、晋魏六朝、隋唐到五代、辽宋到金元、明清两朝，还从六个方面给出了中国建筑的定义属性，其涵义为：一、建筑是人类克服自然斗争的记录；二、建筑是艺术创造；三、建筑反映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制度；四、建筑体现不同民族性格与特征；五、建筑是人类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六、建筑在文化上也有最高度的代表性。

1954年梁思成在全国科协做了“祖国的建筑”讲演，他不仅阐述了新中国建筑师的任务，是必须要随时随地深入遗产进行学习与调查，为创造未来奠定基础，还结合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之理解，倡导它应成为建筑风格与遗产保护的准则。这就是说，建筑师要具有历史文博观，要知晓建筑的“方言”，特别要从建筑的“文法”中汲取养分，如山、水、云、霞、卷草、花朵等纹饰中传承与利用。梁公指出，在研究并应用建筑遗产时，要在创作中灵活运用，如“彩画的斗拱和雕花的白石栏杆，用在大戏院门口可增壮丽，若在一般建筑物上就显繁琐且铺张，即使是美丽的斗拱和白玉栏杆也被连累成‘糟粕’了。”

梁先生在1953年访苏回来后，写有“今天学习祖国建筑遗产的意义”一文，由当时的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颁发，文中体现了重要的建筑遗产观。

70年前，梁思成还在《建筑学报》上载文“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他从遗产观强调并论证了新的建筑风格，他认为，新风格并非一朝一夕可形成，也非某位建筑“大师”一时的灵感而创造，它是经济基础之反映，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这实际上是在讲，无论遗产保护与欣赏，也无论建筑新创作本身，都离不开对建筑美的认知。建筑美不管你是否意识到，都要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形成一定体系的反应，它不仅脱离不了对自然的认识，也脱离不了所受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同时，建筑之美更涉及形式与内容，涉及当时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设方针。对此，梁公辩证地分析：建筑美即美观问题，不在用高价的材料，而在设计上是否取得优美的形状，“住宅建筑或次要的公用建筑是尽可以吸收过去民间建筑的许多简朴优秀的手法而得到艺术效果的，美观完全是意匠的问题。”就此，他举例赞扬了莫伯治的广州北园酒店、张镈的人民大会堂与民族文化宫设计等作品。

重温梁思成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建筑遗产，可以看到他对建筑遗产保护问题的批评态度，如1964年7期的《文物》杂志刊有《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他通过与茅以升（1896-1989）等重返阔别30年的赵州桥与正定，坦言道，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视为十全十美，更不可狂妄自大，共有六方面建言，虽然这是57年前的观点，今日读来仍然有效力，梁公说：一、不可将古建筑修得焕然一新，要整旧如旧；二、文物建筑修缮中要“一切经过试验”；三、古为今用的原则要恰当的利用；四、针对1961年国务院的第一批国保单位公布，梁公认为应将国家修缮经费的“钢”用在刀刃上，要输血打针，不涂脂抹粉；五、不少遗产建筑虽有绿化但没有发挥红花与绿叶的效果；六、对古建修缮最恰当的表现是“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等。

编辑 | 张 怡

复审｜郭晓蓉

终审｜李 政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3月12日第6版

中国文物报《保护专刊》投稿邮箱

wwbbaohu@163.com

　　

转载请在醒目位置注明来源及作者 侵权必究

商务合作 转载文章 请在后台留言

投稿邮箱：wenbozhonggu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