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沙衮城(布拉纳遗址)

关于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 中的几个问题

摘要:   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参考穆斯林文献等相关史料,借助现代地图及卫星影像这一新的科学手段,对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一方面,对将裴罗将军城比定为八喇沙衮这一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提出质疑,并给出了看法;另一方面,对涉及到的裴罗将军城距热海之距离、西辽都于撒马 ...

  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参考穆斯林文献等相关史料,借助现代地图及卫星影像这一新的科学手段,对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一方面,对将裴罗将军城比定为八喇沙衮这一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提出质疑,并给出了看法;另一方面,对涉及到的裴罗将军城距热海之距离、西辽都于撒马尔罕的说法、经世大典图中“八里茫”之地望等问题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裴罗将军城 八喇沙衮 虎思斡耳朵 碎叶

  作者刘振玉,1980年生,自由历史学者。

  《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是王国维于1925年完成的研究辽金元史及西北史地的一篇考据性文章,原收入《观堂集林》卷14,在新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中,编入第14卷。该文最重要的结论是指出了“裴罗将军城”、“虎思斡耳朵”、“八喇沙衮”三个在中外历史、地理文献中出现的重要地理名词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根据对音和地域关系,提出了唐代文献中出现的“裴罗将军城”即是后来穆斯林文献中的“八喇沙衮”,亦即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这一看法。由于王国维“国学祭酒”的地位,加上作者旁征博引,使得文章的结论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但文中也存在不少错误,早在1929年伯希和就指出:“(《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引文甚佳,惜所知西方资料太不充足,致结论讹误,须重再考证。”后世学者就其中的部分内容间或有所讨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在吸收前人对有关问题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参考穆斯林文献等相关史料,借助现代地图和卫星影像这一新的科学手段,针对部分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将裴罗将军城比定为八喇沙衮值得商榷

  将裴罗将军城比定为八喇沙衮是本文最为重要的结论,后世学者多有引用。关于此问题,学界基本赞成其说,如冯承钧、岑仲勉、向达、张星烺、刘迎胜、华涛等均采其说。王叔凯具体指出:“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四《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中证明八喇沙衮城即裴罗将军城,已为人所共认。”张广达也指出:“关于裴罗将军城,王国维考证其为八喇沙衮,学者迄无异议。”最近出版的《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的译者也将八喇沙衮之名与裴罗将军城进行堪同。以上充分说明这种看法已成为学界主流。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就对音问题提出质疑,如伯希和、周连宽等。作者在文中提出裴罗将军城即为八喇沙衮的最主要论据,一是地望相近,二是对音相似。地望相近不能证明二者即是同一座城市,只能说明其在同一个区域,特别是在楚河流域城镇密集分布的情况下,连作者自己也说:“虽此种证明亦得适用于碎叶城,然‘八喇沙衮’之名与‘裴罗将军’四字对音最密,自不得不舍彼取此矣。”

  关于八喇沙衮与裴罗将军城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二者并不能堪同,就此提出三方面的证据。

  (一)对音上不合

  关于对音问题,1930年伯希和就已指出八喇沙衮与裴罗将军城在对音上存在困难。周连宽先生详述了二者在对音上的问题,指出“八喇沙衮”与“裴罗将军”四个音节中仅第二个音节相同,其他三个音节皆有不合,并得出“仅凭对音,不能决定回教作家和波斯作家所称的八喇沙衮即唐裴罗将军城的同名异译”。

  (二)时间上不合

  1.考古发掘结果证明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裴罗将军城”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而《地理志》关于这一条记载的文献来源是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贾耽卒于805年,因此至晚不超过805年,更可能的是八世纪时,裴罗将军城就已然存在。

  近代以来苏联考古研究机构对八喇沙衮遗址(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的布拉纳废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结果表明布拉纳废墟文化层较薄,属于楚河流域最晚阶段的定居城镇,遗址和历年出土文物都属于10—12世纪。既然八喇沙衮遗址出土文物均属于10世纪及以后,自然不可能是早在8世纪就已存在的裴罗将军城。

  2.文献上的旁证

  关于八喇沙衮和裴罗将军城在存在时间上的不同还有文献上的旁证。“八喇沙衮”一名不见于汉文文献,仅出现于穆斯林文献中。根据巴托尔德,记录此名最早的文献是成书于985年的木喀达西《诸地知识的最好分类》,翻检木喀达西书,共三次提到此名,其中两次写为Balāsakun(بلاسكون),一次写为Walāsakun(ولاسكون),木喀达西书的校订者德·古耶认为上述两种写法通常均应写作Balāsaghun(بلاساغون)。木喀达西说到“瓦喇沙衮(八喇沙衮)是一个人口众多、繁荣的大城镇,而这个区域其他的城镇在人口数量和规模方面均相差不多”,由此可以看出,在木喀达西时代的10世纪下半叶,八喇沙衮已逐渐成为楚河流域的中心城镇。

  另外,在其他穆斯林文献中,志费尼在谈到亦都护和维吾尔地的起源时,说不可汗(Buqu Khan)兴建了八喇沙衮城,伯希和已指出这种带传说性质的第一个维吾尔汗在整个突厥世界均很甚行,甚至志费尼本人也说,只能作为逸闻传说,不作为真实信史。抛开志费尼书,关于八喇沙衮最早的记录可能要数塞尔柱朝著名宰相尼扎姆·莫尔克的《治国策》,巴托尔德就说到,尼扎姆·莫尔克提到,八喇沙衮在940年就已经是一个伊斯兰城市了。然而在10世纪的其他穆斯林地理著作,甚至11世纪的部分著作中,却看不到“八喇沙衮”的记录,这其中不仅包括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等人的地理著作,还包括成书时间基本与木喀达西同时的《世界境域志》(成书于982年),以及加尔迪齐的著作(成书于1050年),甚至马尔瓦兹书关于突厥人的篇章中也没有提及八喇沙衮。上述著作多提到了楚河流域的其他主要城镇,如对碎叶城的记载。对于此问题,有必要简要讨论一下穆斯林地理学的传承。

  关于诸阿拉伯地理学的传承关系,西方学者巴托尔德和德·古耶有重要论述,也可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的“地理(Djughrāfiyā)”条。简而言之,流传至今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中,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与诸国志》为最早,这部著作初稿成于846—847年,修订增补的第二稿成于885—887年,该著作描述了楚河流域的城镇和里程,并提到了碎叶,但没有涉及八喇沙衮。10世纪初,萨曼朝宰相杰伊哈尼对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地理著作进行了修订,这部修订的地理著作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为后续诸多地理学家所摘引。根据巴托尔德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世界境域志》的佚名作者在关于突厥人的部分即采用了杰伊哈尼的著作。加尔迪齐在编写关于突厥人的篇章时,标明他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之中有杰伊哈尼的著作,米诺尔斯基也指出,加尔迪齐直接参考了杰伊哈尼的著作。因此,从《世界境域志》、加尔迪齐的著作在介绍楚河流域的主要城镇时独缺八喇沙衮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推断,杰伊哈尼的著作中很有可能就没有提到八喇沙衮。杰伊哈尼为萨曼朝宰相,其主要关注的对象为各地、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军政信息。木喀达西就说到:“杰伊哈尼聚集了许多外国人,采访各国情况,询问如何入境,道路凡几,以及各地星辰的高度和日影的长度,以便于对各地用兵时熟悉它们的道路。”“他记录了通向东西南北的路径”。如果八喇沙衮当时存在,并且像后来发展的那样,是突厥人的中心城镇之一,对于在萨曼朝边境上如此重要一个城镇,杰伊哈尼不可能不在其著作中加以描述。因此,大概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杰伊哈尼时代的10世纪初期,八喇沙衮可能还不存在,这一点与考古发掘结果也基本吻合。

  在此,笔者还想提到塔巴里(卒于923年)的重要编年史《诸先知与诸王的历史》(又译作《年代记》),众所周知,塔巴里的著作在穆斯林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记述穆斯林东部世界的历史方面尤其如此,基本上是后续诸史家依据的主要史源。塔巴里书中两次提到碎叶(سوياب),但无一语道及八喇沙衮,我们知道塔巴里的著作叙事至915年为止。由此可以看出,在“八喇沙衮”问题上,从时间上来说塔巴里的历史记述可以与诸地理学家的记录相呼应。

  由是观之,从考古发掘结果和文献资料记录来看,我们可以为八喇沙衮的历史进行简单的梳理,八喇沙衮出现应在10世纪中期,其兴起和发展与喀拉汗朝的崛起从时间上来说相一致。到了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随着喀拉汗朝的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其军政中心之一,巴拉沙衮逐渐成为楚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以至11世纪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著名圆形地图将八喇沙衮标注在几乎中心位置(如图1所示),足以证明其在突厥人中间的重要地位。西辽统治时期,八喇沙衮是其直辖领地,13世纪初,蒙古人占领该城,并改名虎八里(Ghuz-Baligh,义为“好城”)。1219年耶律楚材随从成吉思汗西征过此处,称其为虎司窝鲁朵;1221年丘处机经过此处,称其为大石林牙;1259年常德到此,所看到的已是“故垒坏垣”,说明这个城市已经荒废,最后完全淡出历史。因此,从时间上来说,八喇沙衮兴起于10世纪中期,在11世纪和12世纪,亦即喀喇汗朝和西辽时期,它是楚河流域的中心城市,13世纪初蒙古人占领后开始衰落,最后湮没无闻。

  图1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圆形地图

  (三)距离和方位不符

  贾耽说裴罗将军城西20里至碎叶城,根据张广达先生和近年来的考古结果,碎叶城即阿克·贝希姆废墟,而八喇沙衮为布拉纳废墟,二者的方位关系为:阿克·贝希姆废墟在布拉纳废墟的北边稍偏西方向,二者方位关系如图2所示。两废墟相距5—6公里。这个距离和方位与贾耽记述的裴罗将军城与碎叶之间的方位关系并不一致。

  图2 阿克·贝希姆与布拉纳方位关系图

  综上所述,从对音、存在时间,以及与碎叶的方位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下此结论,八喇沙衮不可能是裴罗将军城,二者在历史上的存续时间完全不同。

  关于裴罗将军城,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其建立经过、存续时间等具体信息已无从知晓,但就其所处地理位置和时期来说,我们可以作一探讨。笔者认为,裴罗将军城应是当时游牧民族所建的一个屯营点,具有临时性、移动性的特点,还谈不上通常意义上有城垣环绕的“城”的概念。可兹佐证者有三:一是裴罗将军城的名字可以说明其为游牧的突厥族人所建。王国维说,裴罗者,突厥种族中之人名也,并列举了史料中称“裴罗”的数人,其中不仅有回鹘人,也有葛逻禄人、突骑施人,其说甚是,以“裴罗将军”为城名,说明为当时游牧民族所建应无异议;二是考碎叶川一带,土地平坦,灌溉充足,可牧可农,定居和游牧两种形态在此长期并存,除碎叶、八喇沙衮、新城、萨里克、朱勒等定居城镇外,还有游牧民的营帐存在,7世纪玄奘经过此处时,即能看到碎叶城这样的定居社会形态,也能看到西突厥统叶护的牙帐,12世纪西辽时期,即有八喇沙衮这样的城市,也有契丹人所居的屯营。这些均能证明楚河流域长期以来有游牧民族的营帐存在,而且往往是其政治中心;三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决定了其以营帐为居的特点,但以“城”称其所居之营帐也不在少数,如《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贞观十六年(642),安西都护郭孝恪“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再如,梁园东在所译注《西辽史》中考订耶律大石西奔所过之“可敦城”时指出:“唐代回鹘历尚唐公主为可敦,公主亦自建牙,故可敦建牙处亦甚著名。然所谓牙实只帐幕,唐书回纥传,所谓‘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帐中’者是。”刘迎胜在《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提到“(裴罗将军城)大约是后来突骑施人或乌古斯部落设置的营帐”,虽然其在此处是将裴罗将军城比定为八喇沙衮而言之,但将“城”比定为“营帐”,可备一参考。

  另一方面,裴罗将军城存在的时间可能很短,可兹佐证者主要有二:一者,遍检汉文史料,仅在《新唐书·地理志》(引自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最早提到了此城,记录751年前楚河流域的汉文文献中均没有述及,如亲履其地的玄奘(629)和杜环(751)均只提到碎叶,记载碎叶和楚河流域的主要历史事件中也没有提到其近旁还有一个裴罗将军城。《新唐书·地理志》之后,文献中关于裴罗将军城的记载就湮没无闻,直到清朝《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才又被提及,但已属于研究性质,而非可参考之原始史料;二者,9、10世纪的穆斯林地理著作,论及楚河流域从西徂东的城镇分布时,碎叶之后即八儿思罕(在热海南岸),中间再无大城被提及,考古发掘结果也能证明此点,八喇沙衮遗址以东已无大城废墟。综合汉籍和穆斯林文献可以看出,裴罗将军城可能只是短时期存在过,从时间上说,至迟到751年怛罗斯之战爆发时,此城还没有被提及,而9、10世纪的穆斯林地理文献中也看不到它的影子,随着唐朝于8世纪末退出西域,汉籍中也缺乏对楚河流域的记载,关于其存在的具体时间段已不能作准确的判断。从考古学角度看,甚至没有留下可供考古发掘的任何遗迹,也可说明其临时性的特点。

  二、裴罗将军城距热海之距离出现错误

  在原文中,作者引《新唐书·地理志》中“至热海后百八十里, 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从而推定“裴罗将军城距吹河东入特穆尔图泊处八十里”。作者在此处存在两个错误,一是吹河(楚河)的流向为从东往西,而非“东入特穆尔图泊”,作者疑受所引用常德《西使记》的误导,《西使记》中有“近有河曰亦,运流洶洶东注”语。二是关于“裴罗将军城距吹河东入特穆尔图泊处”之距离与实际不符,作者此处应是指裴罗将军城与热海西端(大概在今巴雷克奇)之距离。从地图上测量,热海西端到托克马克的公路距离为110公里(沿今A365号公路的里程),A365号公路从热海西端到托克马克这一段路程一直傍楚河而行,与古代的交通路线基本相吻合。碎叶故址(阿克·贝希姆)就在托克马克旁边,因此,从热海西端到碎叶的里程应该在110公里以上(考虑山路弯曲,比现代的高速公路里程应略长)。裴罗将军城在碎叶以东40里,所以裴罗将军城距离热海西端应在90公里以上,与作者所说的80里差距很大。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作者致误的原因是对贾耽提到的“出谷至碎叶川口”中“谷”和“口”的理解出现偏差。结合现代楚河流域的卫星影像图,可以很轻松的解决此问题。根据卫星图像,此处的“出谷至碎叶川口”应是指楚河流出两山(吉尔吉斯山和昆格山)夹持的山谷、进入开阔地带的出口,大概位置在今吉尔吉斯斯坦Kemin以东15—20公里处。(见图3)

  图3 楚河流域卫星影像图

  三、西辽都于撒马尔罕的说法于史无证

  作者指“及大石林牙既平西域,思复契丹故地,乃东徙于此(虎思斡耳朵)”,后又指“其未东徙时,则都于寻斯干”、“东徙之后,仍建(寻斯干)为陪都”。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耶律大石平西域(寻斯干,即撒马尔罕)与定都于虎思斡耳朵孰先孰后?二是西辽是否曾“都于寻斯干”或将其“建为陪都”。

  第一个问题涉及西辽纪年,经过钱大盺、马迦特(Marquart)等众多中外学者的努力,西辽纪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根据《辽史》卷30,耶律大石于延庆三年建都于虎思斡耳朵,并改元康国元年,但建都、改元的“延庆三年”具体相当于中原王朝那一年,也就是说公元那一年,《辽史》并没有说明。对此,钱大昕说:“若建都、改元康国,则必在延庆十一年,《西游记》所谓‘移徙十余年方至此地’者也。”需要注意的是,钱大昕将延庆元年定为了“甲辰年”的1124年,因此“延庆十一年”为1134年。德国学者马迦特指出,耶律大石死于康国十年,而康国元年与建都虎思斡耳朵一致,因此这一年(康国元年)应该是1134年。由此可知,在建都虎思斡耳朵的年份问题上,中外两位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即1134年。根据穆斯林史家伊本·阿西尔的记述,喀喇契丹人第一次出现在河中是在回历531年拉马丹月(公元1137年5—6月),他们在苦盏一举击败了河中统治者马哈默德汗的军队。直到1141年,著名的卡特宛战役发生,耶律大石才完全击败塞尔柱朝苏勒坦桑贾尔率领的联军,并乘胜进击,占领河中,两年后大石即死去。由此可见,建都虎思斡耳朵在平西域之前应无疑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巴托尔德,西辽政权直辖领土仅包括固尔扎地区、七河南部和锡尔河东北部,而喀拉汗朝继续统治着河中地区和东突厥斯坦,葛儿罕(西辽统治者)只是向这些地方派遣特使收税。

  作者得出错误结论明显是受《辽史》卷30有关记载所误导,《辽史》中先记述了耶律大石平撒马尔罕的经过,接着说“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改元延庆”,后又说“延庆三年,耶律大石(从河中)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很明显,《辽史》是将平河中放在了建都八喇沙衮之前。对于《辽史》记载失实问题,钱大盺认为是传闻互异所致。作者还受《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影响,得出西辽曾“都于寻斯干”的结论,《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到:“西南至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国最佳处,契丹都焉。”虽然这里明确说了西辽都于寻斯干,但检原文可以发现此段话出自长春真人一行经过土拉河畔契丹故城(今蒙古共和国巴彦诺尔附近)时听说的传言,在离发生地(撒马尔罕)如此之远、时间间隔如此之长来看,传闻不准是极有可能的,从文中“或云”、“盖”等字眼也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四、其问题

  作者说:“余谓虎思斡耳朵者,契丹之新名,其名行于东方。八喇沙衮者,突厥之旧名,早行于东西二土。”对此,早已有学者指出,虎思斡耳朵并非契丹之新名,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已明确提到虎思斡耳朵。而“八喇沙衮”一名仅出现在穆斯林文献中,不见于汉文文献。

  作者从屠寄《蒙兀儿史记》之说,将《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和经世大典图中的“八里茫”当成“八里沙”之讹,并比定为“八喇沙衮”。此说明显错误,其证有二:一是方位不符,经世大典图中八里茫被标定在倭赤(今乌什)和苦叉(今库车)之间,阿忒八失(今吉尔吉斯斯坦At-Bashi)之东偏南,而八喇沙衮在乌什之西北,几乎在阿忒八失的正北,显然与经世大典图所标注的方位不符;二是“八里茫”另有其地,现学者通常将其比定为《突厥语大词典》中的Barman,并将其地考订为今阿克苏或温宿附近某地,在《西域通史》书末所附察合台汗国(1330年)地图中,也将八里茫标注在倭赤(今乌什)和苦叉(今库车)之间,今阿克苏附近之地。

  五、结语

  西域地理之考证,受地域、民族、语言、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除少数朝代外,汉籍记载本就缺乏,尤其楚河流域,处汉之边陲,其地理之考证尤其困难。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点:一是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西域地理考证来说,以今观之,还应补注一条,即现代地图之比定。作者限于当时之条件,虽遍检汉文典籍,然于域外史料使用有限,而考古结果、现代地图更是不得之条件,仅从文字上推理,难免出现纰漏,特别是所引用的原始史料又不尽可靠的情况下。如西辽纪年问题,即受《辽史》卷30所附《西辽始末》记载的影响,得出错误的结论。再如裴罗将军城距热海的距离,利用现代地图查勘,可以一目了然,而用文字史料去推理,不仅困难,且容易出错。虽然如此,作者遍检所涉及的汉文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史料,对于相关问题的最终解决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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