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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 |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宿 白自本世纪7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恢复石窟寺考古教学以来,考古系汉唐教研室同仁即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对新疆、甘肃、宁夏和中原地区的一些重要石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此同时,又参考了一部份国外学者编著的葱岭以西的石窟考古报告和论著。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观察云冈石窟和阅读有关文献 ...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宿 白

自本世纪7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恢复石窟寺考古教学以来,考古系汉唐教研室同仁即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对新疆、甘肃、宁夏和中原地区的一些重要石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此同时,又参考了一部份国外学者编著的葱岭以西的石窟考古报告和论著。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观察云冈石窟和阅读有关文献之后,对过去论述云冈石窟在东方石窟群中所处的地位这一重要问题,颇有不足之感。现仅就北魏统治者长期强制向国都平城聚集人力、物力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题目,试作一次复习性的研讨,请海内外同好不吝指正。

4世纪西晋覆灭,中原战乱频仍,人口流散严重,各割据政权皆以掳掠人口作为增强自己实力的重要措施。淝水战后,前秦瓦解。公元386年,鲜卑奴隶主拓跋珪恢复代国,此后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北中国的代魏才开始向封建制转变。奴隶主统治阶段,战争更是以获取战俘、财物为目的。因此,拓跋珪复国之初的东征西讨,无不着眼于掳获。现辑有关资料如下表。

上表所列天兴元年春正月徙太行山东六州,即后燕慕容氏地区的吏民、伎巧以充京师的京师,应是指同年“秋七月,迁都平城”(《魏书·太祖纪》)的新都,亦即表中末项所记之代都。此次代魏建都平城,与穆皇帝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和昭成帝什翼犍“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魏书·序记》)不同,而是“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魏书·太祖纪》),建立永久性都城。此后,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南迁洛阳,平城作为北魏国都长达九十六年。在此期间,据文献所记较为明确的掳获强徙到平城及其附近的人口、财富,有下列诸项记录。

以上所列资料告诉我们:从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集中的数字是庞大的。就人口而言,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百万人以上;而被强制徙出的地点如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即龙城)和东方的青齐,都是当时该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迁移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上表所举内容之外,以下几项记录,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登国十年(395)“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丙戌,大破之。……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买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魏书·太祖纪》)(参看《魏书·贾彝传》、《魏书·术艺·晁崇传》)

永兴五年(413)“二月,诏分遣使者巡求㑺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魏书·太宗纪》)。

神䴥四年(431年“九月壬申,诏曰:……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贵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逐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魏书·世祖纪上》)。

“历城降,(慕容)白曜送(刘)休宾及宿有名望者十余人,俱入代都为客。”(《魏书·刘休宾传》)

李彪“表曰……自太和建号,逾于一纪,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臣谓宜于河表七州(《资治通鉴》齐永明六年《胡注》:“河表七州,秦、雍、岐、华、陕、河、凉也。以下文‘怀江、汉归有道之情’证之,则七州当谓荆、兖、豫、洛、青、徐、齐也。河表,直谓火河之外。)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高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魏书·李彪传》)。

再具体些,我们可从《魏书·列传》中看到道武时收罗后燕人才,明元时容纳姚秦人才,太武时除网罗中原人士外,还征用夏、南燕、北燕、北凉人才,还有献文时内徙青齐人才,孝文时擢举河表人才,其数字都是相当巨大的。因此,这座近百年的北魏都城——平城及其附近,自道武帝以来,不仅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且形成了北中国的文化中心。加上这里集聚的大量劳动人手和从北中国征调来的巨大财富(《大唐内典录》卷四《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资赋,并成石窟。故其规度宏远。”),平城内外筑造了一批批规模宏伟的建置,就不是偶然的事了。在许多大规模的建置中,就劳动量之大和工期之长而言,应以幸存于今的云冈石窟,即《魏书》所记的武州山石窟寺为最。

云冈石窟位于今山西大同旧城西十五公里。“太和中为尚书主客郎”(《魏书·酷吏·郦道元传》),正光末(524)又以持节兼黄门侍郎职务到过平城的郦道元(参看《魏书·肃宗纪》、《北史·魏诸宗室·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附孙深传》和《北史·郦苑传附字道元传》),曾简记其盛况: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等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戴本《水经注·漯水》)

除了武州川水和河床后世稍作移动(见《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云:“(天会)九年(1131),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该碑录文,见《<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和窟室、雕像略有崩塌、剥蚀外,今天基本上还保存着原貌。

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和平初(460),为一般所习知。其事见《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道人统)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更名沙门统”之后,《释老志》接着的一段文字是:“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以“初”字开端,就说明了这是插入的另一段。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453),是昙曜自中山被命赴京遇帝于路之年,与下文“开窟五所”无关。过去有些研究者曾以复佛法之明年为昙曜开窟之年,显系误解。)。……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北魏云冈石窟工程的结束,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作《金碑》),据当时窟内所存遗刻的最迟纪年是孝明帝正光五年(524),谓“终乎正光”(参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自和平初迄正光五年,计六十四年。在这六十多年间,北魏朝野在云冈开凿了大小窟室数百座,工程浩大,形制繁缛。本世纪初以来,研究者在调查其历史年代和艺术源流之次,逐渐研讨其排年分期和窟室类型(1902年,日人伊东忠太发表云冈旅行记于《建筑杂志》第189号,并讨论其艺术源流于《北清建筑调査报告》之后,曽掀起云冈雕像来源的研讨。法人沙蜿(é·Chavannes)于其《北中国考古图录》卷2(Mission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Ⅱ)解说(1915)、日人大村西崖于其《支那美术史·雕塑篇》(1915)、松本文三郎于其《佛像の美术史的研究》(刊《哲学研究》1卷1号,1916)、小野玄妙于其《极东三大艺术》(1924)、关野贞、常盘大定于其《支那佛教史跡》第2册解说(1926)中都有论述。稍后,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研究了云冈建筑装饰中的西方因素(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3、4期,1933)。以上诸著也讨论云冈历史,但系统考证云冈史料工作,当推1919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6卷2、3号的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1950-1956年出版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的16卷次《云冈石窟》,应是迄五十年代中期总结云冈研究的巨作。该书第6卷序章《云冈石窟の谱系》(1951)、第10卷序章《云冈样式から龙门样式へ》(1953)、第11卷序章《云冈以前の造像》(1954)、第12卷序章《云冈雕刻の西方样式》(1954)、第15卷序章《中国にわける石窟寺院》(1955)和第16卷总结云冈造窟次第》等论文,对云冈的源流、排年分期和窟室类型的研究,都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高水平)。首先出现某些有代表性特征的类型,可暂称之为模式。云冈模式先后有显著的发展变化,它的出现与发展都应与分期问题联系起来。云冈石窟一般分三期(参看《云冈石窟分期试论》),现按期试述我们对云冈模式的初步考虑。

云冈第一期窟室,我们认为只包括和平初昙曜主持开凿的五座窟,亦即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西侧的第16-20窟(插1)。五窟的共同特征极为显著,现分窟室形制、造像布局、主要造像组合、造像形制和装饰纹带五项表列如下。



插1 昙曜五窟(第16-20窟)平面

最近在大同市北郊小石寺村大沙沟北发现的鹿野苑石窟主窟,在窟室形制、布局和造像形制方面,也具有类似的上述特征(插2、3)(参看刘建军《鹿野苑石窟》)(参看图1)。鹿野苑石窟,据《魏书·显祖纪》记载:“(皇兴)四年(470)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知建于献文帝时期。由此可知,流行这种样式是公元460年至公元470年间平城地区开凿石窟的式样。这种式样的石窟,就已知的资料,自南亚、中亚以迄我国新疆、甘肃地区,都还没有发现相似的先例。因此,我们认为它应是5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公元470年以前的平城,有没有新创石窟模式的条件。




插2 鹿野苑石窟主平面图(第6窟)



插3 鹿野苑石窟平立面

图1 鹿野苑第6窟

第一,如上文所述,从道武帝天兴元年建都起,平城已逐渐集聚了大量的物质力量,特别是集中了北中国的人才、工巧。

第二,根据记录北魏佛教事迹的重要典籍《魏书·释老志》,知道从都平城之始,迄太武帝灭法之前,包括太武在内的北魏最高统治者皆尊奉佛教,太武末年短期废佛(444-451)后,似乎更刺激了佛教的迅速发展。现按年代顺序,摘录《释老志》有关文字,并略附解释如下:

“天兴元年(398),(道武)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另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可见平城建都伊始,道武帝即在新都修建了各种颇具规模的佛教建筑。道武帝又礼赵郡沙门法果,诏“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法果倡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北朝播教与南方有别,在北魏新都传播的初期,即积极投靠政治势力,主张佛即天子,主动致敬人主,因而取得有力的外护。所以明元帝即位“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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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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