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100周年；成就【摘 要】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 ...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100周年；成就

【摘 要】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中起着主导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

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起着主导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两周历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批都城与地方城市及10余万座陵墓的发掘，大量简牍、帛书、墓志及其他文物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秦汉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从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研究工作最为充分，在全国各个省区开展的直立人、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及其文化遗存的探索，填补了地域与时代空白。在北方与南方都发现了接近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将人类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大大提前。认识到，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已形成南北两个技术传统，即南方的砾石石器传统和北方的小石片石器传统。形成的综合性论著有《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及《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以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两部书的旧石器时代部分，还有由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的《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等。这些成果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发挥着引领或是重要的作用。

1.距今百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和人类起源的探索

发现的距今100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主要有陕西蓝田公王岭，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东谷坨、半山、岑家湾、马圈沟等遗址，它们的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其中，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直立人，年代为距今 110 万—115 万年；1992—2018年对马圈沟遗址群的多次发掘，已确认15个文化层，年代自距今176万年至120万年之间。发现的距今近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主要有1965年在云南元谋上那蚌一带发现的元谋人的两颗牙齿化石，经古地磁测定牙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后。1998年以来，在安徽繁昌癞痢山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 万—240万年的石制品等人类文化遗存，与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这些材料对在亚洲地区探索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 距今约 70 万年以来的直立人及其文化研究

发现的距今约 70 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文化遗存，除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外，约有150多处。其中，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年代约距今65万年，河南洛阳栾川孙家洞发现动物化石、石制品、人牙化石等近 2 万件，湖北郧县学堂梁子发现两具直立人头骨化石，陕西洛南东河村龙牙洞发现的距今约 50 万年的文化遗存以及南郑县龙岗寺等秦巴山地的重大发现，表明这些区域是研究中国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1980年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出土的一具距今约 30 万年的直立人头盖骨和2015年在东至县华龙洞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以及 1990、1993 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距今约35万年的直立人化石等资料，集中表明了长江下游地区也是直立人活动的重要地区。1993年以来在广西百色盆地发现一批旧石器地点，年代在距今约80万—19万年，2014年在广东郁南磨刀山发现的旧石器，显示着岭南地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又一重要区域。2014 年以来在云南江川甘棠箐发现了一处年代最早的木柴向心堆积的用火遗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的包括北京猿人头盖骨在内的 40 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及其用火、打制石器等文化遗存仍然是直立人及其文化遗存的最重要的发现。1949 年以来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1978年后进行了包括九个课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裴文中和张森水则系统研究了北京猿人遗址的石制品（《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研究表明，北京猿人洞穴中厚达40多米的文化堆积，大致形成于距今70万—20万年。

3.早期智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研究

1950年以来开始对早期智人进行了重点探索。至今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有30多处。其中，1954年发现的丁村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1976—1979年发现的许家窑人化石有20件，代表10多个不同的个体，年龄从7岁到50岁，平均寿命为30岁。1978年发现的大荔人头骨，保存相当完整，年龄约30岁。1984年发现的距今约23万年的金牛山人除有较完整的头骨外，还有许多体骨。1992年在贵州盘县大洞发掘出古人类牙齿化石和石制品。这时期的文化更具多样性。其中，在秦岭以北，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续，两湖、安徽、江西地区则继承其祖先的砾石石器文化传统，云贵高原自成特色。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石球均较为常见，这可能反映了狩猎经济有所提高，经济生活较前一个时期有一定的改观。

4. 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 8000 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发掘报告。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 年第 3 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 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 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2. 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华南及辽河流域发现的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文化遗存达300多处，分属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其中，有分布于河南和河北南部的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及冀中地区的北福地文化，分布于渭水流域及汉水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前段，分布于两湖平原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皂市下层文化，分布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分布于岭南的顶蛳山文化和桂林甑皮岩遗存等。在钱塘江流域发现年代早至公元前7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以及后续者跨湖桥文化。2019年在浙江余姚井头山地下沙层下发现的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贝丘文化遗存，开辟了在沿海地区海相沉积环境下探索早期文化遗存的视野与新途径。另外，2005年确认了分布于湘西山地、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的高庙文化，2010年以来在淮河下游新发现了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顺山集文化，近年在内蒙古中南部东端的化德及河北西北角的康保发现了裕民文化，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再次发现并明确了距今8000年以前的玉文化遗存。

这一时期的遗址，面积大的在3万~5万余平方米之间，最大的达到数十万平方米。有的聚落址已初具规模，似经过规划设计，表明当时处于基本固定的居住状态。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址呈不规则圆形，由环壕圈围，直径约166~183米，聚落址内有半地穴房址近百座。河南新郑唐户遗址揭露面积近10000 平方米，聚落址由房址、灰坑（窖穴）、沟、排水设施、壕沟等遗迹共同组成，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单间式房址62座，双间式房址3 座，灰坑208 个，墓葬 2 座。居住基址分为5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独立布局，又与其它区域相关联，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聚落。房址外围分布有较密集的灰坑和窖藏遗迹。房屋布局具有向心式和环壕布局的特征，是迄今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聚落之一。这时期的房屋主要是半地穴式，南方地区还出现了地面建筑。发现墓葬千余座。墓地通常位于聚落址的一侧，或散布在居住址附近。其中对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遗址的墓地进行了全面揭露，发现墓葬数量分别达百余座至300余座，表明当时的聚落及其人口数量已发展到一定规模。

这时期的农业经济，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如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已发现了大量的农作物遗存。如1978 年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一批储存小米等食物的地窖式粮仓，1996年在湖南澧县八十当遗址发现上万粒稻谷。1993年以来，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发现了炭化稻米等遗存，表明当时淮河流域已是水稻的播种区域。2004 年以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为探索稻作农业向杭州湾地区及太湖地区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2003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聚落遗址发现大量人工栽培的炭化黍粒等植物遗存，证实了早先提出的兴隆洼文化存在农业的认识，并显示早在公元前 6000 年前继华北地区之后粟（黍）作农业开始在辽西地区得到发展。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类型基本形成。

这时期的家畜残骸发现有猪、狗，当时可能还饲养了牛和羊。其中猪除了作为当时肉食来源之一，还作为财富的象征。发现的重要的手工业遗存，主要有烧制陶器的横式陶窑，以及彩陶、白陶、玉器、竹木器等精心制作品。引人注意的是，贾湖墓葬中出土的利用骨管制作的骨笛和契刻有符号的龟甲，以及7件象牙雕板和1200余粒绿松石及其串饰，表明中原地区在公元前6500年以前就具有较高的手工制作水平和丰富而有特色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兴隆洼文化精美玉玦等玉饰品显示了辽西地区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玉文化特征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而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出土的玉器则显示公元前6000年以前的玉器可能存在多中心起源。发现于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房址灶坑旁的石雕女性人像，河南郏县水泉遗址出土的两件陶祖，以及磁山遗址众多的器物组合坑等，表明这一时期存在着祖先崇拜、男性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

3. 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文化及社会形态的研究

公元前5000—前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及氏族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这时期原始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黄河上游、辽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区、长江中游、太湖地区、珠江流域等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各地区在文化面貌方面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征，五彩缤纷，构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对仰韶文化研究最为充分，又被分为半坡、庙底沟、西王村、下王岗、大河村、后岗、大司空等几个类型，或是作为几种考古学文化来认识。这一时期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很不平衡，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较快。

对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的研究，以黄河流域的较为充分。主要是通过全面揭露当时的聚落址或墓地，展示当时的聚落形态和生活情景。经大规模揭露的聚落址主要有：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邓州八里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全面揭露的墓地主要有：陕西华阴横阵村、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山东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江苏邳州大墩子和刘林等。对这些遗址和墓地的研究表明，公元前5000—前3000年社会形态的发展，大致以公元前4000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公元前5000—前4000年，大体处于平等、稳定的氏族社会发展时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存。其中，1972—1979 年对姜寨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公元前 4000 年前年代跨度在数百年范围内的聚落布局。通过对横阵村、元君庙、龙岗寺、姜寨聚落广场等保存完整的墓地的揭露和研究，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基层组织大概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若干个小型家族组成的氏族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即两级制组织，其人口约在五六十人至近百人；另一种可能是以包括数个小型家族的若干个氏族组成的胞族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即三级制组织，人口在200人左右。

公元前 4000年之后，中原地区原先那种平等、稳定的氏族制度开始出现裂痕，逐渐走向解体，表现在聚落形态方面，像姜寨聚落址的形式已不复见到，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室内设施丰富的超大型房址和地面起建的排房建筑，或是布局不十分规范的房屋群体。其中最为典型的排房是河南淅川下王岗发现的约公元前 3500年的长屋。大型房址，如：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由主室和前廊构成的大型房址，面积达165平方米；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数座大型房址中有一座面约 250 平方米，为公元前 3500 年前体量最大的特大型房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类似宫殿式的大房址，面积约240 平方米；甘肃庆阳南佐疙瘩渠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房址，面积约630平方米，墙体为平地夹板夯筑，并经烧烤。这些代表当时最高建筑水平的大型房子的出现，表明氏族社会已经出现不平等和裂痕，作为当时某一地区或若干聚落址的政治中心，以大房子所在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开始形成并发挥着社会作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数座大型墓葬，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聚落址及其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体现了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社会的发展程度；陕西高陵杨官寨偏洞室墓的发现，则显示这种新型的墓葬形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就已经出现。而2010年至2012年揭露的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聚落址，发现了一批保存有屋顶木构结构的房址，以及房屋内被焚烧过的数十具甚至多达98具的人骨遗存，揭示了史前聚落废弃的另一种特殊形式。

反映社会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得到充分发展的文化遗存还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等动物图案，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型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与墓地及其大型玉石墓，山东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中期大型墓葬，辽西地区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朝阳半拉山等地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颇具规模的石砌祭坛、“女神庙”与大型积石冢，以及仰韶文化晚期的快轮制陶产品，河姆渡文化的木胎漆碗和原始腰机，甘肃武山傅家门马家窑文化的祭祀坑和卜骨，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各种玉器，等等。其中凌家滩的玉人、玉虎、玉鹰和用于占卜的玉龟壳、长方形刻纹玉版及玉签等，反映了当时存在着的十分复杂的精神文化活动。

4. 新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 3000—前2000年）的文化发展格局和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探索

公元前3000—前2000 年间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最大收获，主要集中在对龙山时代的认识方面。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二三千年间，从宏观上看，以中原为中心，北起长城、南逾长江、西抵六盘山、东达于海的广袤的范围内，考古学文化面貌日渐趋同，而且还影响着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这种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趋同现象实际上表明，当时社会在这一大的历史地理范围内，在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等方面大致经历着相同的发展阶段。文化融合力度加大，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

体现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证据有三个方面。一是发现的农作物遗存表明，在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已经种植了粟、黍、水稻、大豆、小麦等五种不同的农作物；动物考古研究表明，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外，新出现了黄牛与绵羊。二是存储粮食的大型粮仓的发现，如山西侯马乔山底遗址两座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大型粮仓，容积分别为25立方米和40立方米以上，粮食的剩余为酿酒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三是手工业制品的丰富，如：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4座陶窑和水井的陶窑区，龙山文化的薄如蛋壳的陶杯，屈家岭文化的薄如蛋壳的彩陶碗和杯；河南临汝煤山、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以及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熔铜坩锅残片、铜渣、铜矿石、青铜容器残片与小件铜器等；良渚文化玉琮与玉璧等各种雕刻精美的礼仪用玉器，石家河文化的各种浮雕与透雕玉器，山东临朐西朱封大墓的嵌绿松石透雕冠状玉笄等，河南南阳独山玉矿附近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黄山玉器制作作坊聚落址和随葬大型玉钺的大墓，甘肃敦煌旱峡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开采玉矿的遗址。多种经济形态并存，支持着社会快速发展。

除社会经济发展外，体现这一时期时代特征的还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如大批量城垣的营建，大型宗教建筑的出现，原始文字的发明，初级礼制的逐步形成，社会等级的分化，较大范围内的政治实体形成等。

目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成都平原至太湖地区的长江流域发现的土筑城墙的城址有60多座，在陕北、晋西北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石块垒砌城墙的城址与聚落址有近40座。与城址出现相适应，这一时期的聚落分布密度增加，出现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其中以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发现最为引人瞩目。良渚城址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城内有大莫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和瑶山、汇观山等祭坛墓地围绕城址分布，城址外围由11条堤坝组成大型水利系统，保护利用范围约100平方公里，显示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充分发展而又独特的良渚文明的社会发展状态，是公元前3000—前2400年间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代表，并影响至黄河下游、中游、上游地区以及岭南地区。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面积约13万平方米的城址、大型窖藏区和6座大墓，陶寺文化中期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规整的较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内的手工业区、一座随葬品丰富的王墓（2002M22），以及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部分墓葬，临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反映了陶寺文明的社会发展状态，是公元前2400—前2000年间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代表。

这些发现与研究表明，当时人口密度在增加，财富、权力正在向聚落群中心遗址或城址集中，具有地域分割特征的社会实体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存在。

原始文字在这一时期发明。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一种祭祀用具大口尊上发现刻划符号；良渚文化已发现有8件陶器刻有符号，有的四五个符号成组出现；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残陶扁壶上朱书“文”等字，形体与甲骨文中的同类字相同。

初级礼制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这主要表现为一些大墓的埋葬制度和随葬品的组合发生了变化。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现了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大墓，至龙山文化时期，临朐西朱封和兖州尹家城发现的8座大墓，不仅随葬品丰富精致，而且都有棺椁，有的墓随葬彩绘木器和鼍鼓。陶寺遗址几座使用木棺的大墓，出土了成套的礼仪用具，如特磬、土鼓、鼍鼓、V形大石刀、成套彩绘漆木器、彩绘“蟠龙”陶盘等等。这些墓葬的规模及其体现的初级礼制表明它们可能是王室墓葬。伴随着社会等级的分化，玉器的制作与使用空前兴盛，玉器逐步演变为玉礼器，尤其是在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玉器成为区别墓葬等级的重要物证。

发现的重要遗存还有：2011年以来连续调查发掘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2016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遗址发现随葬包括玉虎、玉鹰等大量玉器的瓮棺；2016年以来在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发现3座分布在较高地点的独立的客省庄文化晚期夯土小城，以及在城址内用玉钺与猪下颌骨奠基、有筒瓦与板瓦的带檐廊排房；2018年在湖北沙洋城河屈家岭文化城址内的王家塝发现面积22平方米的大型墓葬，出土漆器、象牙器和大量磨光黑陶，以及带漆柄玉钺。还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史前地震、洪水灾难遗迹，新疆巴里坤东黑沟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游牧文化聚落址，等等。

龙山时代的这些重要发现，不断地修正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1983年，夏鼐系统阐述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提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探索中国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1986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探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社会形态与特征的内容，依据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掀起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探索浪潮，并将探索中国传统古史中的“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结合起来进行，1994年出版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指出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距今约5000年到4000年的古国、夏商周时期的方国、秦汉及其以后的帝国等三个发展阶段，存在着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等三种国家发展模式，这三种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至1999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前3500年间，伴随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中原地区特色的文化因素向四方的辐射增强，其四至，东达泰山脚下，向南越过长江中游，西抵青海东部，北至河套之北及辽西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形成了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太湖地区等四个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区域，构成了这一时期四个内部具有金字塔结构的主要社会集团。其中，中原地区以初级礼制体现的王权意识发展较快，文化上对四周辐射影响较大，并且逐步形成为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历史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格局，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端倪，而形成于龙山时代。龙山时代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并在它的末期诞生了夏王朝。2000年以来，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大致在公元前3800年开始，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地区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公元前3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而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先有各个区域的小区域文明，而后才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明。目前能够列举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中，最早的小区域文明主要是红山文明与良渚文明，而以中原为中心的最早的中国文明主要是陶寺文明。红山文明是还未形成“王权”的“古国文明”，而文化面貌显示其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密切的联系，说明在公元前3500年以来辽西地区的文化发展汇入了中原地区的进程，在大中原地区文化交融的激荡下辽西地区产生了文明。良渚文明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其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促进了中原地区王国文明的产生。陶寺文明是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其所代表的可能是尧舜时期，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是最初的“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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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刊于《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作者：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