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在征伐匈奴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以24岁英年不幸病故。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他隆重的葬礼：“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

出西汉都城长安西北行，跨过渭水，便是咸阳塬。这是从渭水河谷向黄土高原攀升的第一个阶梯。九位西汉皇帝的陵墓由东而西，就排列在这高亢而平坦的塬上，每座帝陵附近散布着众多的陪葬墓，并设有陵邑。武帝茂陵位于今兴平市南位乡张里村、策村和道常村之间，陵区内的陪葬墓主要集中在东部司马道南北和陵邑东西两边。

关于霍去病墓，《史记》司马贞《索隐》引姚察言：“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颜师古注曰：“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据此，近代以来，人们将名为“石岭子”的一处封土遗址看作“霍去病墓”，即今茂陵博物馆所在地。经2003年钻探发现，这处封土为覆斗形，底边东西60米，南北95米，顶部南北16米，东西9.5米。其墓道位于封土北面偏东处，长36米，宽6—24米。封土南面偏东有一条陪葬坑，宽6.5米，延伸出封土外面13米。封土西面23米处有一南北向的陪葬坑。

封土顶部、四坡和附近发现14件人物、动物形象的石刻和3件文字刻石，其中既有虎、马、牛、羊、象、猪、鱼、蟾蜍等自然界的动物，也有诸如怪兽食羊、人熊相搏等具有神秘色彩的题材，长度一般超过1.5米，其大者超过2.5米。最为精彩的马踏匈奴(图1)高1.68米，长1.9米，被认为象征着霍去病率领汉兵征服匈奴的功绩。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曾对这些石刻的年代及其与霍去病墓的关系提出疑问。2003年的钻探发现，在霍去病墓以北100米处，即今茂陵博物馆宿舍区内有一座墓葬，墓室东西19米，南北21米，墓道西向，长32米。这座墓葬的封土已夷平，旧说为霍去病的“衣冠冢”。最近贺西林根据这些新的线索，就上述石刻与霍去病墓的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质疑，这对于今后的研究富有积极意义。但是在对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之前，各种解释都只能停留在假说的层面，故本文暂从众论，取旧说作为立论的基本背景，即仍将石岭子遗址看作霍去病墓。

长期以来，霍去病墓石刻被研究者当作早期中国雕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讨论，其图片几乎可以在任何一部中国美术史教材中找到，早已为研究者和公众所熟悉，以至于我们无须再花费过多的笔墨一一详细描述其特征。许多学者都谈到，这些作品体量巨大，多以形取材，因材生形，不同程度地保留有石头的天然形态，动物多为卧姿，马踏匈奴和跃马的四肢间也不予以凿空，以减少镂雕之功，有的甚至保留了石块原有的表皮。

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风格？

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这种风格简单地概括为“时代风格”。问题是，这里所说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年代学术语，而是一种意义宽泛的措辞。在这样的基础上，对风格、形式的描述难以落到实处，所以大量的文章只能套用“深沉雄大”、“气势磅礴”等词汇敷衍。

与这种做法不同，我倾向于把这些石刻看作与特定年代、地域、人物、事件相关的作品，试图将其风格放置在更为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解释，从而将关于作品主题、形式等内部元素的探讨，与社会、宗教等外部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实际上，这批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年代、地域和风格来看，我们还应注意到相关的其他几批材料，包括上林苑昆明池牵牛和织女像、太液池遗址出土的一件石鱼、甘泉宫遗址发现的石熊等。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发谪吏穿昆明池”。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西京赋》：“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浴室乎出入，象扶桑与汜。”《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文献中提到的牵牛和织女像幸运地保留至今。其中牵牛像位于长安县斗门镇常家庄田间，高2.58米，呈坐姿，头部较大，向左侧倾，面部刻画粗率，头发以錾子凿为阴线，右手举于胸前，左手置腹上，腰部以下未经细致雕琢(图2)。织女像今在斗门镇棉绒加工厂附近，高2.28米，项后垂有发髻，亦为坐姿，身躯较为板直，袖手置膝上，其面部经过后人修补(图3)。两像均采用巨大的四方柱体花岗岩雕刻而成，保留了材料外形基本的轮廓。由于刻工较粗，其性别被当地村民颠倒，早年有关报道也有误判，后予以纠正。

除了牵牛、织女二像，文献还提到昆明池有石鲸鱼。《西京杂记》卷一曰：“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三辅故事》记载更详：“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陈直曾提到：“鲸鱼刻石今尚存，原在长安县开瑞庄，现移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在1955年6月至1993年1月名作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后，碑林的许多文物陆续移至该馆。与陈直的说法相近，《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称，有一件石鲸原在长安区斗门乡马营寨村西出土，断为鲸体、鲸尾两截，鲸体长5米，尾长1.1米，鲸体始迁至客省庄(岩案：即开瑞庄)，今存陕西历史博物馆，鲸尾仍在原地。刘庆柱、李毓芳也提到马营寨村出土有汉代石鲸，推定为原昆明池中的石鲸，然其描述与《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的文字有较大差异：“石为火成岩质。鲸体浑圆，长1.6，最大直径0.96米。头部雕出鲸眼，尾部弯曲，鲸体鳞纹仍依稀可辨。”遗憾的是，“昆明池石鲸”的说法找不到更为详细的报道，所有提及该石鲸的论著均未提供图片。

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水池中陈列一石鱼(图4)，承该馆文军女史查检馆内档案可知，这件石鱼为建章宫太液池遗址所出，而不是昆明池中遗物。此物于1973年发现于西安三桥北高堡子村西，为砂石刻成，呈橄榄形，长4.90米，最大直径1米，其头部仅雕出一只眼睛。《汉书·武帝纪》记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在长安城西起建章宫，《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记》：“建章宫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发现者对照这些文献，将该石鱼认定为太液池中石鲸。

斗门乡马营寨村与三桥北高堡子村一在今西安市区西南郊，一在西北郊，相隔较远，上述两说所指是一是二，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还有陕西淳化县城北约30公里的好花疙瘩山(古称甘泉山)南梁武帝村西汉甘泉宫“汉武帝庙”旧址(通天台)的一尊石熊。石熊采用长英岩料，以石拟形，雕为蹲卧状，左前爪举至左耳处，其余三爪收于腹前，高1.25米，直径2.93米。距石熊不远处一尊高1.46米的“石鼓”，其上有北宋政和丙申年(1116)游人的题记(图5)。甘泉宫为西汉祭天之地，林梅村推断此熊属于武帝祭祀太一的紫坛殿前的石神石兽之列。但甘泉宫遗址并未作系统发掘，这组材料也未见正式的考古调查报告发表，其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述石雕人、鱼、熊与霍去病墓石刻的共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其年代皆在武帝时期；其二，均集中在西汉都城长安附近；其三，均与宫廷营造工程有关；其四，皆为形体较大、雕刻粗率的石刻，风格相近。

陕西城固县张骞墓前的一件被认作“虎”的石兽，也被有的研究者看作这一时期的圆雕作品。从后来发表的照片看，石兽已残，只余躯干及颈部。其腹下凿空，外轮廓呈大幅度的S形，颇似东汉的风格。1957年，山西安邑社村老坟地出土一件石虎，仅头部雕刻较为具体，四肢间未加凿空，也是“循石造型”的作品，风格与霍去病石雕相近，高0.71米，长1.34米。有关报道推定为“西汉墓冢或祠庙前之物”。另外，1985年河北石家庄小安舍村出土的一对石人，据信与西汉文帝时期所修赵佗先人墓有关。由于这三件作品或年代不易论定，或性质不甚明确，或地域相距较远，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二

关于霍去病墓石刻风格的成因，一种通行的解释是，在石刻艺术的起步阶段，中国人对于石头的性能还不熟悉，加工技术无法达到精工细致的程度，当时的铁制工具也不够成熟，因此工匠采取了这种比较节省工时的方式。仔细分析，这种看法仍有值得推敲的余地。

大规模地将石头用于建筑和艺术，的确是西汉开始的一种新变化。

将史前石器加工技术考虑进来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在年代更早的历史时期的遗址中有零星的石刻发现，如早年发掘的商代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一组大理石刻，包括一件37.1厘米高的石虎。殷墟妇好墓中也发现一对高40厘米、大理石刻成的鸬鹚。这些石刻的造型和纹饰很像同时期的青铜器，表面的磨光程度很高。因为其体量并不太大，也许可以直接搬用玉器制作的工具和技术。这些材料难以和西汉的大型石雕构成有机的关联。

1998—1999年在陕西临潼郦山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石甲胄展现出对于石头令人费解的一种加工方式，工匠们花费大量工时，将石头加工为与实物大小形制相同的甲片，然后连缀为成套的甲胄。石头在这里被转化成金属制品的外形，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质感；而甲胄原有的金属材料为石头所替换，全然不具备实战的功用。这种处理石头的方式与汉武帝时期大型石雕所采用的手法大相径庭。

总体上看，上述年代较早的材料过于零散，并不能为研究汉代石刻技术的渊源提供充分的信息。因此，从早年调查霍去病墓的欧美学者，到近年来研究这一课题的中国学者，都有人将西汉时期这种新出现的艺术形式解释为北方草原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即使有某些技术或文化的因素传入，也难以证明有外来工匠直接参与了这些石刻的制作，相反，在发现的“左司空”题记却说明其工程是由少府左司空督造的(图6)。而“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的题记(图7)则说明工匠中有的来自今山东北部的平原郡乐陵县。

就目前材料来看，石头加工技术可能在秦到西汉初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人们在这个时期开始掌握制作大型石刻的某些初步的技术手段。冶金学的研究表明，在战国早期，已出现了脱碳铸铁、韧性铸铁和铸铁脱碳钢的生产，到战国中晚期，淬火工艺形成并在西汉早期得到普及，这些发展都大大提高了铁制工具的强度，使得生产工具实现了铁器化。郦山秦始皇陵西北郑家庄曾发现一处秦代石料加工场，出土打石用的铁质工具175件，这些工具可能不是用于石铠甲的制作，而有可能施诸体量巨大的材料。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曾发现较多的生产工具，在封门外的填土中发现了铲、镢、锤等工具，应是开凿墓穴时所遗留的。这些工具虽然并不一定直接用于攻石，但在山间开凿这座容积达3000立方米的墓穴必然要使用大量铁制工具。窦绾墓出土了36件铁范，说明在开凿墓穴时，很可能随时就地铸造新的工具。

从西汉初年开始，类似窦绾墓的这种大型崖洞墓成为诸侯王陵经常采取的形式。崖洞墓开凿在山岩间，内部多个墓室互相连通，结构复杂，工程极为浩大。崖洞墓的流行为汉代工匠熟悉石头的性能和加工技术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江苏铜山龟山西汉楚王及王后墓墓室内壁加工之平整令人惊异，其长达56米的北甬道笔直延伸，毫厘不爽(图8、9)。而这种对石头表面进行磨光的技术，却不见于那些长安附近的石刻人物和动物。

石材加工的技术甚至在民间也已经开始逐步推广。西汉中期到晚期，在以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包括河南东部和安徽东北部，出现了一批石椁墓，其年代最早者，据研究至少可以至武帝时期。这些墓葬中的石材加工较为平整，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图像装饰。

由于武帝时期的石刻工程是由皇室控制的，所以并不存在财力不逮的问题。汉代初年与民休息，但到武帝时期国力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皇室规模宏大的工程绝不在少数，这是区区几件石刻耗费的工时所无法比较的。

据鉴定，霍去病墓石刻的材质有4种岩石学类型：第一种为花岗伟晶岩，其中跃马由一块完整的花岗伟晶岩雕成，伏虎、蛙、怪兽食羊的材料均呈花岗伟晶岩脉侵入黑云斜长片麻岩中；第二种为片麻状花岗岩，包括卧马、卧象、人、人熊相搏等；第三种为中粒二长花岗岩，包括马踏匈奴、两件鱼、卧牛、野猪等；第四种为辉石岩，仅蟾一件。这四类岩石的硬度虽然较高，但在外力的撞击下容易破碎，并不很难加工。

即使像许多研究者那样将这些石雕放置在雕塑史的脉络中来观察，我们也会注意到，它们粗朴简括的作风并不是这个时期所有雕塑作品均遵循的定式。长安附近出土过多件西汉时期的玉质圆雕作品，常常可以看见十分灵巧的作品，如咸阳新庄元帝渭陵西北、王皇后陵东建筑遗址出土的玉雕熊、鹰、辟邪和仙人骑马像(图10)，囊括了圆雕、透雕、浮雕、线刻等多种雕刻技法。西汉时期流行的青铜镇造型巧妙，外表镶嵌的金丝银线，充分显现出这时期人们对于雕塑外表装饰的重视。而茂陵1号无名冢1号陪葬坑出土的一具鎏金铜马长76厘米、高62厘米(图11)，造型准确，比例合度，可以代表这时期雕塑艺术写实风格的水平。这些同时期雕塑作品固然有材质上的差别，但它们对造型的理解和追求的确与那些大型石雕大异其趣。

除了上述形体相对较小的作品，大型的雕塑作品也已有例在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朝曾有十二金人之作，其造型无从得知。有学者建议参照时代更早的曾侯乙墓的钟铜人来想象，估计二者相去不远。但是，这些已有的大型青铜像的造型似乎没有影响到西汉石刻的制作。至于秦始皇陵从葬坑出土的陶俑的写实风格，也让人感到后无来者。

值得注意的还有崖洞墓工程中所见汉代人对于石头的理解，它们实际上是在石头内部拓展出复杂的空间。这样的思路也未出现于西汉的大型石刻中，后者的功夫只是有节制地施加于石头的外表。

以上我分析了工具、技术、材料以及对雕塑形体与空间关系的理解等因素，这并不意味着上述条件一一具备了，就会产生技法娴熟、制作精工的石刻作品，因为这些因素如何结合到一件作品中，对当时的工匠来说，仍然是一个新问题。但是，既然各种条件已经具备，这样的问题就不难以解决。工匠们可以对雕刻的局部做较为精细的处理，就一定能对其做全面的加工，只要时间和财力允许，那些未经加工的石块外表也可以得到处理。说到底，马腿之间不凿透、石蟾大部未施斧凿，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不为”的背后应有某种特殊的观念在产生作用。或者说，工匠们不是被动地接受了看似半成品式的风格，相反，他们是充分考虑到这些雕刻的功能和意义，而做出了主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