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May 2021大冶铜绿山古代矿冶生产者的故事当下人们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古代帝王将相的考古发现上，感叹建筑的雄伟和器物的瑰丽时，却不知道是谁创造了它们。生产者的事迹与归宿很少有史料记载，但他们不应被遗忘，我们要追寻他们背后的故事……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面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精美青铜器时，一边叹为观止，一边反复思考 ：铸造 ...

May 2021

大冶铜绿山

古代矿冶生产者的故事

当下人们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古代帝王将相的考古发现上，感叹建筑的雄伟和器物的瑰丽时，却不知道是谁创造了它们。生产者的事迹与归宿很少有史料记载，但他们不应被遗忘，我们要追寻他们背后的故事……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面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精美青铜器时，一边叹为观止，一边反复思考 ：铸造这些青铜器的铜原料来源于何处？矿石又是怎样被古人开采、冶炼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直到 1973 年 10 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区传来，古代铜矿遗址在现代采矿生产中被发现了！通过此后 12 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因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采掘时间之长、冶炼水平之高、文化内涵之丰富而蜚声海内外，并被选入“20 世纪中国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2011 年，铜绿山遗址群新一轮考古工作启动，两年后在四方塘遗址发现了与古代矿冶生产者密切相关的墓地，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此次发现为我们探讨中国早期矿冶工人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实物例证。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置示意

见物不见人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大冶城区西南约 3 公里处。古矿区分布有 13 个大小相异矿体，是最为少见的矽卡岩型富铜富铁矿，且伴生有金、银、钴等多种元素，储量相当于一座大型铜矿、一座大型钴矿、一座特大型金矿、一个中型铁矿和中型银矿，分布范围南北长 2 公里，东西宽 1 公里。矿体出露地表，上部氧化程度较高，小块氧化铜矿石（孔雀石）在矿区俯首可拾，这为古人寻找和采掘富铜矿创造了条件。

Ⅶ号矿体铜矿产业链遗迹空间分布

铜绿山首轮考古调查和抢救发掘起止于 1974~1985 年，在 5 个矿体上发现古代露天采场 7 个，10 个矿体上发现古代地下开采区 18 个，井巷总长度达8000 米，采矿井巷出产的矿石约 100 万立方米。矿井巷道均采用木框架进行安全支护，推测所用木材达 3000 立方米。矿体地面遗留的铜矿石达 3~4 万吨（铜品位为 12%~20%）、废石土渣等达 70余万立方米。

经考古发掘清理的采矿遗址 6 处，揭露商周至汉唐采矿竖（盲）井 231 个、平（斜）巷 100 多条，出土系列采矿工具如铜斧、铜凿、铁斧、铁锄、木铲、竹筐、木桶、木辘轳及矿冶标本等千余件。这些采矿遗址，见证了古人为追寻地下富铜矿脉而发明井巷支护、排水、通风、照明、提升等一系列复杂而先进的采矿技术。

矿山脚下发现古代冶炼遗址达 50余处，炼铜排放的炉渣漫山遍野，炉渣堆积最厚达 3 米，推测总重量超过 40万吨，估计冶炼出的粗铜达 8 万吨以上！其中，发掘东周时期鼓风冶炼竖炉12 座（春秋时期 10 座、战国时期 2 座）。春秋时期炉渣平均含铜量为 0.7 ﹪，铁含量在 30%~50%，这些数据说明了矿石中的铜在冶炼时得到较好还原，而欧洲的冶铜工艺直到 1825 年才达到这一水平。对于铜绿山的考古成果，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高度评价 ：“这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开辟的一个新领域。”

铜绿山矿冶遗址一组井巷平面图

铜绿山Ⅶ号矿体 1 号点采矿遗址展示

由于铜绿山现代矿企采用机械露天采矿，除考古抢救发掘的铜绿山Ⅶ号矿体（俗称“大岩阴山”）1 号采矿遗址原地建成博物馆对外展示外，其他古代采矿和冶炼遗迹多数在现代生产中遭到破坏。尽管抢救发掘出土了大批采冶遗迹和生产工具，但由于早期遗物发现极少，古代矿冶生产者的墓地和生活区不见踪迹，加之历代文献鲜有记载，故有“见物不见人”之憾。因此，一些研究者对铜绿山始采年代和不同时期矿冶产业链的认识观点迥异，尤其是早期铜绿山的国属、采冶者身份与地位、采冶生产的管理与技术分工等一系列问题谜团重重。

为了破解这些谜团，考古工作者曾在铜绿山遗址区反复调查和钻探，期冀发现墓葬或生活区，还原历史的真实，但均无功而返。

喜铜植物——鸭跖草岩阴山南部遗迹

矿工的足迹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2011 年，为配合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新陈列馆建设用地选址，我们开始了新一轮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我率领团队以过去发掘的铜绿山Ⅶ号矿体商周时期 5 处采矿遗址为新起点，重点对Ⅶ号矿体东北麓一片 230 亩岗坡荒地进行调查，新发现了岩阴山脚遗址和四方塘遗址。

岩阴山脚遗址分布面积 15000 平方米，地面为撂荒的梯田。春夏季节，地表生长着一些吸取土壤中铜元素的“喜铜植物”，如开蓝花的鸭跖草、开紫色花的海洲香薷（俗称铜草花）。史料记载，这些喜铜植物曾为古人寻找铜矿的指示性植物。2012 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岩阴山脚遗址南部布 12 个 5×5 探方进行试掘，先后揭露两周之际洗选“泥巴矿”而遗弃的尾矿堆积 1 处，春秋时期选矿场和冶炼场——包括选弃的铁矿石堆积 1 处、炉基遗迹 1 处、和泥坑 1 个、工棚柱洞 8 个、灰坑 2 个、足迹 27 枚。

足迹勘察现场

在矿冶遗址上发现人类足迹十分罕见！为了获得权威认定，我们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专家张继宗、刘伟平和武汉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首席专家郑道利携带器材赴现场勘察。专家们反复对 27 枚足迹进行观察，并选择三处足迹周边界面的空地，刮除表层，新显示出 8 枚足迹。因此，前后共发现足迹 35枚！然后，随机抽选 12 枚足迹进行勘测分析，形成鉴定结果 ：考古现场发现的足迹数量较多，真实可靠。足迹保存状态各有差异，具有年代久远的特征。由于现场保护和展示需要，未能将足迹取样进行深入勘验。完整的赤足印痕长者 26 厘米、短者 25 厘米，从而推测所抽查的 12 枚赤足印中起码为 2 人所留存。赤足 16 号和 30 号为同一人，其身高为 1.72 米。赤足 29 号的人体身高为1.52~1.54 米。部分赤足印有重压痕迹偏外、横向移位等印迹，确定此类赤足者有负重特征反应。

16 号赤足印

29 号赤足印

有了古人足迹，不仅可以科学推测这些古代矿工的高矮、甚至胖瘦等体质特征，还可以复原他们当时或背或挑等各种劳动姿态……沿着矿工足迹，为我们深入探寻他们长眠之地提供了信息！

四方塘遗址西北区冶炼场

扑朔迷离的古墓

2013~2014 年，我们获准对Ⅶ号矿体北麓新发现的四方塘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面积 15000 多平方米，在遗址西部临水旁约 3000 平方米的低坡地段，先后发现春秋时期两处规模较大的冶炼场，并且揭露出两大片炉渣堆积和两座冶铜残炉。遥想当时冶炼场景，可从唐代诗人李白《秋浦歌》中获得情景：“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在四方塘从事冶炼的生产者终归何处？让人充满了遐想。

在此次发掘期间，我们常常对发掘区及周边环境进行巡查，四方塘遗址东部丘岗地（俗称“对面梁”）及岩阴山脚遗址北边的一座小岗丘（俗称“吊砣”）引起我们关注。

对面梁为一座西南高、东北低的长条形丘岗，南北长约 150 米，岗顶宽20~50 米，面积约 4500 平方米。俯视对面梁，其南靠高耸的岩阴山（Ⅶ号矿体），北临低平的大冶湖汊，西有一长蛇状的山脊环抱，东有一短岗相绕，符合古人选择墓地的风水条件。近看对面梁，人工梯田里草木丛生，山岗浅层风化严重，便于凿挖。

据当地村民介绍，20 世纪 50~60 年代本地曹姓村民在这里平山修田，并将高阔的田头地脚作为祖坟之地。原生地貌基本改变，但山岗依然保存龙脊之势，这里或许尘封着古代矿工的墓葬。

吊砣则稍显突兀，其东北延伸至古大冶湖汊，但周边二层台适宜人类居住。

为了探寻这片地下的奥秘，我们大胆制订了一个新的钻探计划，即对以往钻探过的 230 亩岗坡地（包含对面梁和吊砣）进行全覆盖性的复探，为下一步制定发掘计划和遗址公园景观建设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该工作计划获得领导的重视和批准。

2014 年 3 月，春寒料峭。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钻探，工作中克服地面废石多和草木密的困难，历时 2 个多月，终于获得了重要信息 ：其一，在对面梁中部，发现 3 处土质土色异样点，有的深达1.8米仍未见生土，疑似古墓葬。其二，吊砣周边堆积疑似居住遗迹。

最为重要的是疑似墓葬信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对其性质的认识观点纷纭 ：有的认为是矿井遗迹，有的认为是灰坑，有的认为是晚期墓或曹姓故人墓。是否为古墓葬，仍未有定论。为慎重起见，一方面进行补探，幸运的是探孔打在坑口交界处，除打出土样包含较多的植物根系外，既不见灰坑堆积中常见的生活遗存，又不见古矿井围岩常用的支护木，更不见晚期墓葬棺木和石灰等遗物，否定之否定，古墓信息趋于可靠。

惊人的发现

2014 年 11 月初，铜草花迎风盛开，蜂飞蝶舞。为了弄清 3 座疑似古墓葬之真伪，先对一处疑似墓葬点布置一个5×5 米的探方进行试掘，从而拉开了墓葬发掘的序幕！

当揭去耕土层后，露出了长方形坑口局部，扩方发掘后整体坑口显露，这是一座西北至东南向的岩（土）坑竖穴墓，编号为 M1。椁内有一棺，由于腐蚀严重，已与椁痕融为一体。墓中人骨完全朽蚀难辨，在棺底西侧发现玉玦 2件（1 件残）、玉璜 1 件。墓坑南壁中部掏挖一个壁龛，内置陶鬲 1 件。墓底两端发现两条木槽痕迹，推测应为防潮之用的垫木。从随葬玉饰推断，墓主人头向应朝西北，墓葬年代为春秋早中期之际。另外两座墓的时代经发掘确定为春秋中期。

M1 墓口长约 3.8 米，宽 2.3 米；墓底长 3.38 米，宽 1.86 米；墓坑四壁斜直深 2.42 米。墓室棺椁腐烂，仅见椁痕，长 2.6 米，宽 1.02 米，残高 0.5 米，木椁四角各保存 1 枚青铜抓钉。墓口面积 8.74 平方米，可归入中型墓之列。

M1 出土玉玦和玉璜

M1 出土陶鬲

三座墓葬年代的确定，给发掘者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围绕 M1 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十分顺利，每个探方均露出小型墓葬，是年共发掘墓葬 54 座，36 座为春秋时期。这已初步显现对面梁为一座较大规模的春秋古墓群。

墓地发现的重要价值引起媒体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5年获准继续发掘，新发现越来越多。连续两年的发掘共揭露面积 2275 平方米，发掘墓葬 135 座，其中西周墓葬 3 座、春秋墓葬 120 座，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约 170 余件（套）。

两周墓葬皆为长方形岩（土）坑竖穴墓，所有墓葬排列有序，极少打破关系，多数墓葬有葬具，但葬具皆已腐朽，从痕迹仍可判明一椁一棺的中型墓有 5座、单棺墓和无葬具的小型墓有 118 座。全部墓葬中，有 40 座墓带有壁龛，个别墓葬的棺内发现朱砂。人骨腐朽无存，仅有 3 座墓在棺室西部发现人牙，由此推定墓主人头向应与墓葬方向一致，多数朝西北、西向，少数西南向。

M2 出土陶器组合 ( 陶鬲、带盖陶盂、陶豆 )

M82 出土陶器组合（陶罐、陶刻槽鬲、陶豆）

在 123 座两周墓葬中，有 65 座墓葬出土随葬品，随葬品多数放入壁龛或棺内，少数放置棺上一侧或置于填土中。随葬品基本为日用陶器和铜器，陶器以鬲、盂、豆组合稍多，也有少量的鬲、豆、罐等组合，有的随葬其中2件或1件。有 20 座墓葬随葬青铜器，青铜器多寡不一，多者达 14 件，少者 1 件。生活用器有铜鼎，武器有戈、铍、剑、箭镞，生产工具有斧、凿、削刀、刮刀、锥等，配饰和装饰构件有带钩、环等，另有 4座墓随葬玉器，4 座墓的壁龛中放置铁矿石，1 座墓室放置铜矿石（孔雀石），2 座墓的壁龛中放置石砧。结合每座墓葬位置、规模、葬具和随葬品分析，墓葬大概可分长方形中型墓、宽坑长方形墓和窄坑长方形墓三类。

M96 及出土铜器

出土

器物

M41 出土玉玦

重大价值体系

四方塘墓葬保存之好、出土文物之多、矿冶文化内涵之丰富、时代特征之明确，皆为铜绿山乃至中国矿冶考古第一次，从而显示了墓地所具有的重大价值。

首先，墓葬规格接近、排列有序，墓葬资料揭示了矿冶生产管理者的相关信息，是一处明显有别于两周时期家族墓地的公共墓地。每个墓葬位置、葬具和随葬品的数量、种类、质地等差异性反映了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墓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为中型墓葬，有一椁一棺，出土了青铜器和玉器等，应为矿冶生产的中层管理者。第二等级为单棺墓，普遍出土组合陶器，有的甚至随葬了鼎、铍、剑、戈、斧、削刀、凿等青铜容器、工具和武器，应为中低级技师和矿冶保卫人员。第三等级为窄坑长方形墓葬，多数墓葬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有数座墓葬及壁龛中仅随葬矿石，显然是有意所为，2 座墓葬的壁龛仅仅随葬冶炼工具——石砧，这皆是墓主人与矿冶生产相关的直接证据，这类墓主人生前应为从事矿冶生产的苦工。墓葬资料为研究铜矿冶生产流程中的人力组织管理、技术分工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

M57 及壁龛随葬铁矿石

M54 出土孔雀石

M37 出土石砧

第二， 四方塘墓地与近几年在岩阴山脚揭露的洗选矿的尾砂矿堆积、铁矿石堆积、35 枚矿工赤足印、四方塘冶铜场以及以往发现的铜绿山Ⅶ号矿体采矿遗址等组成了同地段、同时代的一个较为完整的铜矿产业链，为研究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矿冶的技术流程、生产规模等拓宽了新视野。

第三，墓葬出土较多春秋时期楚文化陶器，与具有本地扬越文化的陶刻槽足鬲形成组合，反映了楚文化与扬越文化融合的现象，为研究春秋时期楚国对铜绿山地区的扩张与经营管理提供了新资料。

第四， 四方塘遗址和墓葬区出土炉渣、铜器、铜矿石标本经多学科检测和综合分析，说明冶炼矿料为氧化铜矿石，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铸铜矿料来源于铜绿山 ；炉渣平均含铜量不到 0.7％，低于现在排渣标准。这些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冶炼水平、铜料流向及楚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新的线索。

张忠培先生查看墓地出土文物

墓地发掘期间，湖北省文物局多次组织国内专家教授莅临指导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这提升了墓地发掘研究质量与现场保护水平。一些学校和单位也纷纷组织学生和员工赴发掘现场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增强了古墓地宣传教育作用。2016 年 5 月 16 日，四方塘遗址墓地被评选为“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使矿冶考古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目前，墓地收官发掘正在抓紧进行，相信会有新发现面世。

作者简介

作者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秘书长兼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和矿冶考古，参加和主持过武汉盘龙城遗址、房县七里河遗址、荆门包山大冢 2 号墓、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大冶鄂王城址等考古发掘。合编出版《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主编出版《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等专著 5 部，发表考古简报、论著百余篇。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6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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