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5月18日下午，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睿文老师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做了题为《隋废太子杨勇与圆形墓》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47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4讲）。讲座由我院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百余人到场聆听。讲座伴随着掌声在庄重热烈的 ...

2021年5月18日下午，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睿文老师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做了题为《隋废太子杨勇与圆形墓》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47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4讲）。讲座由我院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百余人到场聆听。讲座伴随着掌声在庄重热烈的氛围中开始。

讲座伊始，沈睿文老师提出他对于考古学方法论的反思：考古学分区分期研究的目的何在？在考古学区域类型体系日益成熟的当下，如何从考古资料出发探讨区域类型背后的制度形成与运行。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对十八世纪末以前的西方建筑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建筑的艺术与权力、神性和力量的表达相关。宫殿、教堂以及有权势的人都采用巨大的建筑形式。建筑表现力量、统治和上帝。”相似的特性亦见于中国古代建筑。故通过对不同建筑规模、布局、形制、建材的分类，赋予建筑不同的政治权力等级，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应用于墓葬研究中，所谓“布局”即墓葬所在的区域（地理坐标）与地面上的平面结构；“形制”则指的是墓葬的地下结构；“建材”指的便是墓葬地上、地下建制的建筑材料；再加上对随葬品诸多分类的考察，综合壁画内容等因素，能够使我们判断墓葬所属等级，从而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基本建立了中国考古学不同时段的墓葬制度。沈老师指出，这套业已成熟的制度框架并非无用的知识，而是深入研究相关问题的基础。中国考古学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中，墓葬因素因地区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区域性特点。但在同一地区的墓葬中，同一政治等级的不同墓主人使用的墓葬布局、形制乃至建材有可能不同，使得研究者对既有的墓葬等级制度产生了困惑。沈老师指出，这反映了当下学界对包括墓葬在内的建筑作为政治组织、政治运作的形式的研究，还存在一个新的空间。

沈老师把墓葬的区域性特征与“地方性知识”概念联系起来加以说明其意义。他引用美国现代人类学家吉尔兹对于法律的论述：“（法律）乃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特色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并指出考古学文化区域性特色的形成也是如此。遵循区域性特征而发展起来的墓葬特点经过长时期的传承而成为一种地方传统，反过来，又在该地区沉淀成为一个具有地区指示性的符号，甚而成为该地区民众的一种政治符号和政治态度，进而成为该地区利益集团的首选，最终成为一种涵盖了地方、时间、阶级等多样问题的“地方性知识”。墓葬中的地区性特点往往由生长于此的统治者所偏爱，并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加以推广。沈老师认为，在我们观察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时，“地方性知识”视角让我们将这些问题放入区域性坐标中，明晰它的形成史，进而更好地理解普适的国家知识形成中地方性知识的变化和变化的动因。同时我们就能警醒地注意到某些地区非地方性知识因素的存在，并从这个角度看到这类非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利用这种知识的展示来体现他的地方性，及地方性指代的政治取向。

沈老师认为潼关税村圆形墓的形制与墓主身份是理解“非地方性知识”及其背后动因的绝佳案例。税村墓为圆形单室砖室墓，有长斜坡墓道、6个天井、7个过洞和4个壁龛，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水平全长63.8米。墓顶为双层砖券穹窿顶。地面发现有石柱的方座，可知原有神道石刻。该墓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座隋墓，墓主人的身份不低于太子级别。墓葬发掘者对于墓葬性质的判断经历了谨慎推进的过程，最后以墓内壁画所绘列戟数量结合墓葬规模判断墓主为隋朝第一位太子杨勇，墓葬下葬年代为仁寿末至大业初（604-606），即隋代中期偏晚。在沈老师看来，发掘者对于税村墓墓主的判断没有问题，对年代判断可更精确，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在土洞墓传统深厚的关中地区，这一时期却出现了如此大型的砖室墓？沈老师指出，隋代时唐代“两京模式”的墓葬制度远未建立起来，关中继承了北周的地方性传统，墓葬以土洞墓为主，这一墓葬形制为北周贵族、遗老们所坚持，并以北周高等级双室土洞墓随葬隋代器物。这些体现北周情结的墓葬集中于隋代早期阶段，即开皇元年(581)——仁寿四年(604)。关中地区的隋墓由此完全延续了北周的墓葬形制结构，并延续至初唐时期。沈老师认为土洞墓传统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继承体现了关中政治集团对关陇本位政策延续和奉行。而圆形砖室墓作为一种非地方性知识，几乎不见于同时期及之前的关中地区，潼关税村圆形墓的建制含有大量与关中地区地方性知识不符的非地方性知识。对于这些知识元素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厘清墓主人背景，并对墓葬年代作最后勘定。

潼关税村圆形墓平剖面图

潼关税村圆形墓东壁列戟

沈老师从墓葬形制、随葬品与壁画、石棺图像主题三个方面揭示了税村墓隐含的非地方性知识。隋代土洞墓流行于陕西西安与河南洛阳、安阳等地，而砖室墓则流行于河南安阳、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圆形墓见于临淄北朝崔氏家族，为北朝顶级门阀崔氏等家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创造的新的墓葬形制，并因崔氏的政治、文化号召力，圆形墓成为河北山东地区主要墓葬文化，成为该地区墓葬的政治符号和门阀政治的标志；潼关税村圆形墓的随葬品与壁画具有明显的山东地区北齐风格，与同时期隋墓的随葬品与壁画风格迥异；税村墓画像石棺图像以《洛神赋图》构图为主题，刻绘了一幅太一出行场景。其中连鼓雷公、雷工的表现形式都采用了山东地区和北齐的构图。“洛神赋图”图像还见于敦煌石窟中的249、285窟，两窟建造者均是从山东青齐地区将图像带至敦煌。税村墓还于神道上发现石柱方座，可知原设有神道石刻，这与隋开皇六年（585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的政策背道而驰。沈老师指出，潼关税村墓蕴含的大量非地方性知识使得其展现出北齐风格的高等级墓葬的风貌。而作为墓主人的废太子杨勇的生平经历成为解答这种非地方性知识来源的钥匙。

潼关税村墓出土石棺复原图

税村隋墓石棺右帮板线图

《洛神赋图》（局部）

沈老师认为太子杨勇被废黜的根本原因乃是他的政治主张与隋文帝所奉行的关陇本位政策相悖。隋文帝对关陇本位政策的坚持体现在他在位期间不断降低洛阳的政治地位，从“东京六府”降为“以洛州刺史领总监”，暂缓对于洛阳的经营。在文化上，隋文帝君臣坚持北周以来上拟宗周的政策，认定关中为汉族文化发源地，以关陇文化为汉族文化之正统的文化观笼络人心，鄙夷江南、山东的文化传统，形成一种文化偏见。这种偏见愈演愈烈，使得跟随隋文帝代周自立的许多关东士族如刘昉、郑译等被排斥甚至诛杀。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皇太子杨勇与山东势力关系密切。杨勇出镇东京而后又复镇洛阳，熟知山东民情，并与山东士族高颎等联姻，属下幕僚亦多山东人士。开皇年间后期隋文帝谋废太子杨勇时，山东人士自然站在文帝对立面，遭到文帝的猜忌与打击。通过开皇十二年卢恺朋党案、开皇十九年黜免高颎及开皇十七年（587）刘居士案，杨勇麾下山东势力被翦除殆尽，至杨勇正式被废时，被处死的太子幕僚亲信出身明确的九人有五人来自山东。山东势力受到文帝打击，杨勇对于山东人士的信用，可以明了。沈老师指出：“我们也就自然不难理解为何在潼关税村圆形墓中尽以北齐的艺术风格来表现。这是跟墓主人生前的政治立场相联系的。”与杨勇交往的山东人中，善于建筑的北齐遗臣高龙叉（即高乂）亦因故被黜，联想到他曾参与大兴城与太子勇宫殿的规划设计，沈老师认为杨勇陵墓建筑的精致和一批来自北齐的能工巧匠有关。

既然杨勇是因为政治立场而被废黜，那为何又能以展示其政治立场的墓葬建制下葬，并继续凸显其政治立场呢？沈老师认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杨勇墓只能下葬在隋炀帝杨广继位，治国策略出现转变以后。杨广在继位之前对于文帝马首是瞻，但继位后一改文帝时期的关陇本位政策，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大业”，最关键的转变是对山东、江南地区的渗透和控制。隋炀帝通过兴建东都洛阳城，加强对山东、江南地区的统治，在文化上则全面认同中原文化，南学一时风靡河北关中，隋炀帝借机重塑官方礼制，除去北朝礼制中的胡化因素。因此隋炀帝于隋文帝死后迅速赐死杨勇，而后又追封勇为房陵王，将杨勇之死的责任推给文帝，显示了对于杨勇旧部以及山东士人的安抚，以便推行新政。在这种新的政治背景下，废太子杨勇得以以山东礼制营建自己的陵寝，此举可能得到了隋炀帝的首肯，以显示优恤兄长。

回到潼关税村圆形墓，无论从墓葬等级及上述隋初的政治生态来看，沈老师认为墓主人只能为隋废太子勇。这个结论与杨勇生前对于北齐礼制的向往、与山东人士交流密切的政治立场相一致。此外，北齐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样式还见于杨勇的女儿丰宁公主杨静徽的墓葬，显示了杨勇一族对于北齐一朝礼法的向往。杨勇父女两座墓葬都葬于土洞墓传统的关中地区，幸赖隋炀帝治国方略向山东以及江南的转移而得以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墓葬形式下葬。由此视角，我们便可重新审视那些与地域传统不同的墓葬建制的政治意义。现有的考古资料中，与潼关税村圆形墓情况相似的墓葬还有不少，比较著名的有后蜀孟知祥和陵、宝鸡五代李茂贞墓以及彬县冯晖墓等。孟知祥和陵左中右三室并列的圆形砖室墓建制并非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中古中国帝陵前中后三室的规制的延续，并与孟知祥祖籍河北的圆形墓传统融合。同茔异穴的宝鸡五代李茂贞夫妇墓，李氏为长方形石室墓，其妻刘氏则为一仿木构砖室墓。刘氏的墓葬形制显然为河北山东地区而非长安地区的墓葬特点，这与李茂贞的河北籍贯是相关联的。同样，邺都高唐人（今山东高唐）的冯晖，在显德五年（958）修建于陕西彬县的陵寝中，也采用了非当地传统的仿木构砖室墓。不过相较于潼关税村圆形墓以墓葬建制表现墓主政治主张，较晚的几座墓则通过出生地的墓葬形制来表示自己的地域认同。沈老师指出，无论是政治取向还是地域认同，都显示出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因此，只有在动态中进行研究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而在此过程中，墓葬建制中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墓葬的形成，乃至墓葬与政治可能发生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后蜀孟知祥和陵墓葬平面图

南京大学吴桂兵教授发言

讲座结束后，王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沈老师在传统的考古类型学之外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探究考古学分区分期研究的目的，并将之活用解决问题。在提问环节，曹泽乙、左凯文、王耀文、张新泽等同学就“非地方性知识”方法的应用范围、墓葬研究中关键点的把握及其与政治背景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墓葬形制变迁的政治背景等问题求教于沈老师。沈老师认为地方性知识理论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方法，促使我们跳出固有视野，寻找新的学术空间。他提醒我们在六朝墓葬研究中可以通过墓葬形制及墓葬中的特殊随葬品分析墓主人身份背景，探究诸如南来北人墓葬的分布与特征，而要进行此项工作，娴熟六朝乃至汉代礼仪、丧葬制度是重要的学术训练，把握当时人的观念变迁与丧葬制度核心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关键。出席本次讲座的南京大学吴桂兵教授也即席发言。他认为沈老师在找到重要墓例的基础上，结合墓主身份经历、文化背景与其他地域地方性知识的关联，完成了这一经典案例研究。

在讲座的最后，沈老师强调大量阅读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了解普遍性后，才能明白特殊性的价值。对于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可结合特定时代背景挖掘其背后的个体生命历程。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中不要画地为牢，不要束缚自己，以尽可能多的材料和方法支撑自己的学术观点，将学术研究成果放入尽可能大的网络中去检验，避免片面、无力的认识。交流环节结束后，文博系学生代表向沈睿文老师献花致敬。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左凯文同学提问

张新泽同学提问

文：赵五正

图：沈睿文、朱广金

审核：沈睿文 王志高

　　此文转自“南师文博”微信公众号

>

北朝考古

欢迎关注

责编：粟特人

编辑：吴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