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化多样共生的大国和文明古国，追求政治文化的统一性和经济文化、生活文化、精神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一直是其重要的文明经验，早在西周时代就形成了“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伟大理念。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华民族这种统一性与多样性有机结合的思想来自何处？考古学揭示了这个谜一样的过程。

毫无疑问，“人类”和“文化”有着同一个来源，然而正如“世界”和“生物”虽有统一的来源，但现实中的世界和生物却出现了不同的物质、物种、人种、民族、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机器时代到信息时代，人类的文化不仅发生代际变化，也发生着空间结构的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得以安全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华民族作为地球上的族群之一，其发展进程与世界上其他族群一样，她生活在东亚大陆，其文化的多样共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方面考古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受传统史学观影响，人们更多地把中华文化看成是“一元的”，形成了所谓的“黄河中心论”，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学实践，人们发现至少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现在的中国土地上就出现了不同的文化系统，此后逐渐形成了“四大文化板块”，即北方的草原高原文化、黄河文化，南方的长江文化、海洋文化。在每一个文化板块系统中，还有若干个亚系统。把中华文化看成是一个样式，就无法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内蕴、多样共生、发展机制、动力体系等等。当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四大文化板块中的“黄河文化”起着主流的作用；不过，在另一些时期，长江文化等其他文化同样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创新发挥过重要引导和支撑作用。

在考古学的视野下，早在1万年前左右，黄河流域就出现了粟作农业或旱作农业文化；长江流域则出现了水稻农业或水作农业文化；而海洋区域出现了与海生动物有关的捕捞文化；北方草原地带也出现了半农业半畜牧业的经济文化形态，其后逐步形成以游牧文化为特征的文化特质。从具体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在史前时期，北方草原高原地区相继出现了细石器文化、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宗日文化、卡若文化等；黄河流域则出现了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等；长江流域出现了马家浜文化、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海洋区域则产生了河姆渡文化、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石峡文化、大岔坑文化、圆山文化等等。在这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中，也有一些统一的因素存在，或出现一些跨文化的要素，如玉器、彩陶、黑陶、石锛、刻划符号、拔牙习俗、石斧、陶鬹、陶鼎等。国家诞生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文化的多样性仍然存在，如北方草原高原的匈奴文化、鲜卑文化、突厥文化、契丹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满文化，西域乌孙文化、车师文化，青藏区吐蕃文化等；黄河板块出现的夏、商、周、秦、汉、唐、宋等核心文化；长江板块的巴文化、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楚文化、吴文化乃至后来的六朝文化、南宋文化、明文化以及具有海洋文化特质的越文化、百越文化等。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每一次文化高峰的出现，基本上都不是单一文化板块的创造，而是来自不同文化板块的碰撞、融汇、整合，如史前时代后期，长江文化中的“水稻文化”、玉文化即进入黄河文化系统并成为文明诞生的重要因素；黄河板块的秦文化和长江板块的楚文化，融汇成就了辉煌的汉文化；中古时代草原板块的鲜卑文化、北朝文化与长江板块的南朝文化融汇成就了灿烂的隋唐文化，五代十国的南北地域文化整合成就了大宋文化，北方草原的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满文化及黄河、长江板块的不同文化在碰撞、交汇中创造了元文化、清文化等。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建筑、都市、器物、宗教、艺术品、墓葬、作坊等遗存，这种不同区系文化的成长、共生、交流之进程栩栩如生，源远流长，发人深省。

中华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板块各有优势，各有特质，各有贡献。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文明的更新和都城的迁移，通过“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内外联通，它们取长补短、跌宕起落、能量互济、交替发力，保证了中华文化的连绵和生机。当然，在这种多文化板块的结构中，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政治文化上的追求一统，主流观念文化上的大体认同。在政治文化上推崇统一，而在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上保持多样，成为中华文明最宝贵的发展经验之一。否则，今天我们就看不到中华大地上保存的各种形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看不到一个生动活泼的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共生共荣的国土家园。尊重和包容异质文化，多文化板块互动共生，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和机理在考古学实证资料的揭示下变得具体而生动。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4年11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