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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以后唐陵的破坏
唐朝灭亡以后，唐代帝陵的地位一落千丈。陵署解散了，守军逃亡了，原来的陵户也不复存在。在五代、宋元、明清时期，虽然有些帝王采取过保护唐陵的措施，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唐陵都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不断遭受着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破坏。
五代时期，长安失去了全国首都的地位，下降为一般的地方都会。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使关中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也给关中唐陵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在五代战乱的过程中，关中唐陵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部分陵墓都被华原(今陕西耀县)贼帅温韬盗掘。
《资治通鉴》卷267载：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冬十月，“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旧五代史》卷73《温韬传》载：温韬为耀州节度，“唐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三月以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①前往关中进行考察。同光三年(925)六月，后唐庄宗下敕说：“关内诸陵，顷因丧乱，类遭穿发，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例荐享，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户，放杂差役，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户，仍授尚书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诸陵使。”②后唐明宗时，诛杀了温韬。明宗在《诛温韬等诏》中说：“德州流人温韬，生为黔首，起自绿林，依凭中夏干戈，劫盗本朝陵寝。”③后唐末帝李从珂《修奉列圣陵寝诏》也说：“列圣陵寝，多在关西，中兴已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有所阙漏，本处量差人工修奉，仍人给日食，祭告下太常宗正寺参详奏闻。”这些事实都说明：温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干起了盗掘唐陵的勾当，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便将大部分唐陵盗掘。其贪欲之大，手段之高，行为之猖獗，在古今中外的盗墓贼中是罕见的。
后唐的统治者虽然对唐陵比较关注，诛杀了温韬，并颁发了《修奉列圣陵寝诏》，但由于后唐的势力有限，实际上并没有能够真正实施，因而没有起到多少保护唐陵的作用。不过唐陵被盗的事件对当时的统治者有很大的震动。后周太祖郭威曾多次对晋王柴荣说：“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圹中无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汝或违吾，吾不福汝。”④郭威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柴荣讲这件事，主要是怕自己的坟墓将来也被人盗掘。他分析唐陵被盗的原因是“多藏金宝”的缘故，所以要求柴荣对他进行薄葬。
宋元时期，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极目四望，依然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宋史》卷277《张鉴传》、卷320《余靖传》载，宋时西北用兵，关中之民“畜产荡尽”，“十室九空”。方回《长安》诗云：“客从函谷过南州，略说长安旧日愁。仙隐有峰存紫阁，僧居无寺问红楼。兰亭古瘗藏狐貉，椒壁遗基牧马牛。万古不随人事改，独余清渭向东流。”⑤可见宋时关中尚未复苏。及金人占据关中，长安一带再遭兵燹。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道：“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向来百二秦之形，祗今百二秦之名。……河东游子泪如雨，眼花落日迷秦城。长安道，无人行，长安城中若为情。”⑥不过，宋初的统治者对前代帝王陵墓还是比较重视的。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墓的过程中，也对唐代帝陵进行了保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诏先代帝王陵寝，令所属州县遣近户守视，其陵墓有堕毁者亦加修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赵匡胤下诏：给唐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各置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唐玄宗、肃宗、宪宗、宣宗各给守陵二户，三年一祭。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诸陵常禁樵采者著于令⑦。不久又令地方官员对历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察。开宝三年(970)九月六日，河南府、京兆、凤翔府、耀州上言：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一十八陵曾经开发。宋太祖下诏：“每帝制造礼衣一幅，帝服一袭，具棺椁重葬。……当用金宝，以假者代之”。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诏：“先代帝王陵寝曾经开发者已令重葬，所役丁夫恐妨农务，宜以厢军一千人代之。”三月，又诏：先代帝王陵寝修创庙宇，唐高祖置守陵庙七户。唐太宗、肃宗、明皇、宪宗、宣宗五户，岁添植林木。⑧由此可见，宋太祖在保护唐陵方面是很有功绩的。不仅下诏对被盗唐陵进行了重葬，填补了盗洞，为献、昭、泰、建、景、贞等陵设置了陵户，在献、昭、景诸陵修建了庙宇，而且禁止在关中唐陵中樵采，并对关中唐陵进行了绿化。
从宋代所撰写的几通修庙碑文来看，宋太祖的诏书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北宋初年对唐陵的保护是很有成效的，的确曾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唐陵自五代以来的残破局面。如开宝六年(973)七月《大宋新修唐高祖神尧皇帝庙碑铭并序》称：“矧自唐祚将季，秦甸挻祓，一抔曾盗于汉陵，三月几焚于骊岫。我皇恩延历代，泽漏重泉，惜魏帝之铜台空存旧址，嗟茂陵之玉碗□出人间，乃命授以规模，修其圯陊，仍颁宠诏，就建灵祠。”⑨宋开宝六年五月十二日赵孚《新修唐宪宗庙碑铭并序》：“自唐抵宋，绵革五朝，梁则干戈日寻，晋则猃狁孔炽，汉因屠戮而覆，周乃功烈未伸”，“宪宗陵在同州蒲城县，庙貌圯毁，基址芜没”。至宋始修新庙，“其成也，广殿回廊，岳立翼张，瑶阶列侍，宝座当阳。巍巍塑衮冕之容，烈烈绘旌旗之状，于是神有依而人有奉矣。厨库咸敞，牺币毕臻，笾豆有常，笙镛在列，斯则时饷丰而礼文备矣。”⑩
北宋中期，对历代帝陵也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十四日，河南府言盗发汉睿陵。即下诏：京东、京西、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南北中路有历代帝王陵寝之处，依景德元年(1004)敕禁止樵采，不得侵耕发掘，违者收捕严断。⑾但为时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洪迈《容斋四笔》载：“有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剪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言：‘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使其所得不赀，犹为不可，况至为浅鲜哉!愿绌创意之人而一切如故’。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⑿
到北宋末年，关中多故，战乱频繁，唐陵殿宇凋残，石刻也遭到严重破坏。元祐年间(1086—1093)，游师雄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看到关中唐陵石刻残遭破坏，十分痛心，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他在礼泉县主持重建了唐太宗庙，并且树立了《昭陵图碑》和《昭陵六骏碑》。此外，还重绘了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据《长安志图》记载，《昭陵图碑》划出了昭陵的陵园范围和地面建筑，反映了唐代的陵墓制度。昭陵六骏原来立在昭陵北阙，“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门外太宗庙庭，高卑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者。又别为绘图刻石(即《昭陵六骏碑》)于庑下，以广其传焉。”关于重绘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一事，《长安志图》也有记载：乾陵“狄仁杰以下六十人画像姓名今皆不存，其见于奉天县丞赵楷绘像记者才二十九人焉。楷之记文多不尽载，撮其大指，略曰：唐之诸帝功烈如太宗、明皇者可谓盛矣，宜其立垅完固及于无穷。今兵火之余，荒墟坏皿，瓦砾仅存，理亦宜也。独高宗武后之陵，崇丘磅礴，上诣青冥，双阙耸峙，丹青犹在。是岂造物者有以扶护而致然耶?抑亦穷匮国力，深规厚图，使人未易窥也?转运游公一日按部过乾陵，慨然兴叹，乃录高宗天后时朝臣六十人重图于陵所。”⒀
宋辽夏金时期，来唐陵凭吊者不乏其人，有人还在乾陵无字碑上撰刻题记。据无字碑上的题记，金太宗时，“大金皇弟”也曾对乾陵进行过整修。
明朝统一全国后，对历代帝王陵墓比较重视。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专人看守陵墓。《续文献通考》载：明初朱元璋阅读《宋史》，见宋太祖诏修历代帝王陵寝，叹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编修蔡元、侍仪舍人李震亨、陈敏、虞谦等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诣所在审视，若有庙祀，并具图以闻。《历代山陵考》卷上载：“洪武三年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庙，令具图以进。四年，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始罢天下府州县祀三皇。又令历代帝王但在中原安养人民者俱春秋祭祀。虽贤而在偏方与中原而昏愚者俱不祭，亦不禁樵采。九年，遣官行祀历代帝王，凡三十六陵，令百步内禁樵采，设陵户二人看守，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以降旨致祭。”“天顺八年令各处帝王陵寝被人毁发者所在有司即时修理如旧，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护，免其差役。”⒁
明代规定祭祀的唐代帝王有四位：唐高祖，陕西三原县祭；唐太宗，陕西礼泉县祭；唐宪宗，陕西蒲城县祭；唐宣宗，陕西泾阳县祭。除县祭外，对一些重要的陵寝还曾遣使祭祀。如洪武三年(1370)遣使祭太宗昭陵，御制祝文，遣之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其后洪武四年(1371)、二十五年(1392)、洪熙元年(1425)、宣德元年(1426)、正统元年(1436)，皆曾祭祀⒂。
明代中期以后，唐代帝陵进一步遭到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如乾陵在宋代保存尚好，金代又经过修葺，但到明武宗统治时期，就已经相当残破了。正德四年(1509)重阳节，宋廷佐等数人游乾陵，深有感触，在《游乾陵记》中记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他说：“陵正南两峰对峙，上表双阙，曰‘朱雀门’。内列石器：首华表二，次飞龙马二，朱雀二，马十匹，仗剑者二十人。次二碑：东碑无文，间刻前人题名；西碑文曰《述圣记》，后自制也。碑制四方如局，俗曰七节碑，今仆矣。次双阙，陵之内城门也。大狮二，南向。左右列诸蕃酋长像，左之数二十有八，右之数三十，今仆竖相半；背有刻，皆剥落，不可读。论者谓太宗之葬，诸蕃酋长来助者甚众。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其事，刻之以夸耀后世，是也。复北行，抵后山下，并麓而西，曰‘白虎门’，北曰‘元武’，东曰‘青龙’，皆表双阙，树石器。于时复抵朱雀门，将寻临川上仙之迹而吊之，遂憩阙下，削苔读碑。喟然曰：‘……吾想武后之营斯陵也，以为不穷奢极侈，无以耀当时而夸后世，且无以尽身后之富贵。肆兹土木器物之制，皆壮丽坚固，盖欲传之百千万世而无蔽也。抑岂知今日如此哉?”⒃显然，到明代中期，乾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石刻也多有损坏。《述圣记》已仆倒，蕃臣像仅有五十八个，也已“仆竖相半”。
世宗嘉靖年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对唐陵也有一定的破坏。到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就连明王朝列入令典，经常祭祀的昭陵也都是一片残破景象。明刘永《谒昭陵》诗云：“玉寝荒凉无识处，石文断蚀不堪收。”⒄明赵崡《游九嵕山记》说：“既至峰下，观历朝祭碑与翁仲或侧或仆，独六马皆一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明代所修《礼泉县志》载，昭陵“有献殿，有后殿，有下宫，山巅亦有游殿，今俱废，惟陵北存石屋三间(楹)，六骏列于左右，及贞观中擒服诸蕃君长颉利等十四人像，琢石列之北司马门内。今皆不完。其周垣、重门、甬路诸故迹犹存也。陪葬凡一百七十有七。下宫在九嵕山陵之右，后毁于火，贞元十四年欲复置，山高无水泉，苦于供役，廷臣集议，移置瑶台寺侧，去陵一十八里。周一百二十里，今废。”⒅宋代所修诸陵庙至此已毁，就连当时所立的碑铭也多被毁。《蒲城县志》载：“景陵在丰山，陵南下宫有宋重修庙记，桥陵、泰陵、光陵碑俱毁，惟景陵有录其全文者，今犹传。”
明神宗万历年间，曾出现两本记述古代陵墓的专著：一部是王在晋的《历代山陵考》，另一本是祁光宗的《关中陵墓志》。《历代山陵考》记述明代以前历代山陵，涉及范围很广。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是书仅从《一统志》抄撮而成，无所考证。况既名山陵，而赵宣子、孟尝君辈遗冢亦列其间，尤非礼也。”对关中唐陵的记载十分简略，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关中陵墓志》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余懋衡令督学祁光宗撰写的。全书一卷，又有附录一卷。“网罗旧闻，互相参考。有图有说，附录各陵墓道里远近，俱以各州县城定其相若里许，载于说”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乃光宗督学陕西时，于历代陵墓详加考证，各为之图而系之以说，其距诸州县城方隅道里皆备志之。亦《皇览》、《圣贤冢墓记》之流也。”事实上，此书对关中陵墓的记载也很简略，尤其是对帝王陵墓的记载，既未说明陵墓的修建情况，也未详细记载陵墓的变化。所绘诸图只是简单地标明陵墓所在的方位，并没有能够反映陵墓本身的情况。对诸陵的文字描述也较空泛，如写到乾陵时只是说：“高宗荒淫，惑于武后，致牝鸡晨鸣，几移李祚，犹与武氏合葬。乾陵在乾州北十里，古梁山之巅。按唐书，后崩，议合葬，严善思争之不能得。俗呼为武后陵。岂后盗魁柄，千载下遂无高宗乎。陵上刻诸蕃酋长，各肖其形，并刻名姓，今犹有存者。又有于阗国进无字碑。”这段话中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只有两处：一是在明代，乾陵“俗呼为武后陵”；二是诸蕃酋长像“犹有存者”。其他情况不得而知，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从这两部专书记载的情况来看，明代后期，政府似乎没有采取什么保护唐陵的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崇祯五年(1632)礼泉知县范文光曾对昭陵进行过保护。范文光在礼泉两年间，编写了《昭陵志》，修整了昭陵祭坛遗址，重建了“唐太宗祠”，并且镌刻了《唐太宗像碑》。
到了清代，情况稍微有所好转。清代前期，统治者曾多次派人至礼泉祭祀昭陵。康熙七年(1668)、二十一年(1682)、二十七年(1688)、三十五年(1696)、三十六年(1697)、四十一年(1702)、四十二年(1703)、五十二年(1713)、五十八年(1719)、雍正元年(1723)、二年(1724)，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十四年(1749)、十七年(1752)皆有祭祀昭陵之举⒇。当时的地方官也比较注意对唐陵的保护。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当首推陕西巡抚毕沅。
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撰写《关中胜迹图志》和《关中金石志》等书，对陕西境内的名胜古迹都划出保护范围，建立标志，并派专人进行管理，尤其注意保护关中地区的唐代帝王陵墓。文献记载，毕沅到陕后，张开东向他递交了《呈请护礼泉昭陵启》，说昭陵六骏尚在，十四国君长像仅存六枚，且“立仆不等”，陵户名存实亡，无人进行管理。毕沅接到启文后，即令礼泉县官负责，修筑昭陵围墙三十余丈，并在陵区广植松楸，进行绿化。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立了《防护昭陵碑》，要求都来保护昭陵的文物古迹。
除毕沅外，蒲城知县冯方立、泾阳知县方承保等人对唐陵的保护也有一定的成绩。清张心镜《蒲城县志》卷2《陵墓》条载：乾隆四十年(1775)知县冯方立在桥陵、泰陵、景陵、光陵各筑周围墙垣，“通长一百丈，高六尺，厚三尺，前后门二”。每陵各设守陵户十名。周斯亿《泾阳县志》卷2《陵墓》载：德宗崇陵在崇山之内，“丘垄形址莫辨。乾隆间知县唐秉刚勘报陵旁隙地一顷九十四亩七分，募陵户四户，量拨口食地八十亩，其余每亩起租三分解库，已经知县方承保复勘后建碑亭”。“贞陵在崇山之内，惟翁仲石兽东西对峙。乾隆间知县唐秉刚方承保历次奉勘墓户十名，拨外滩隙地二顷以给口食，余地四顷四十八亩，每亩起科三分解库，后建碑亭。”《乾县新志》卷9《古迹·陵墓》载：“清代祭告之陵，凡三十九处，乾陵不在其中。然向有陵租地九顷九十八亩六分，分与陵户耕种。不知何年拨二十亩为狄梁公墓地租。余地九顷七十八亩七分。陵户共二十五家，计每年征银十九两五钱七分二厘，不在正项钱粮内，另文解布政局”。由于清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吏都对关中唐陵比较重视，因之唐陵一度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唐陵又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遭受着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当时修纂的《蒲城县志》记载：“昔唐盛时，寝园秘殿，楼阁峥嵘，今则荒原寥落，无复凤翥鸾翔之巨观，惟陇上闲云往来卷舒于复道御碑间耳。”时人吴玉在《晚过乾陵》诗中写道：“二圣长眠处，萧条余野草。万古悲荒凉，当年徒改造。”关中唐陵之衰败，于此可见一斑。至于远在河南、山东的和、温二陵，残毁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注：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三月。
② 《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二十。
③ 《全唐文》卷一百七《诛温韬等诏》。
④ 《文献通考》卷一二五。《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所载略同。
⑤ 雍正《陕西通志》卷九七。
⑥ 雍正《陕西通志》卷九五。
⑦ 《宋会要辑稿》卷八一九八《礼三八之一·守陵》。
⑧ 《宋会要辑稿》卷八一九八《修陵》。《宋史》卷二《太祖本纪》略同。
⑨ 《金石萃编》卷一二四《大宋新修唐高祖神尧皇帝庙碑铭并序》。 ⑩ (清)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二八《新修唐宪宗庙碑铭并序》。 ⑾ 《宋会要辑稿》卷八一九八《修陵》。
⑿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一《熙宁司农牟利》。
⒀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
⒁ (明)王在晋：《历代山陵考》卷上。
⒂ 曹骥观：《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二。
⒃ 吴廷锡：《陕西通志》卷七一《陵墓二》；《乾县新志》卷一四《文征志》。
⒄ 民国二十四年《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二《艺文》。
⒅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坤舆典》卷一三○。清吴廷锡《陕西通志》卷七十《陵墓》条略同。
⒆ (明)祁光宗：《关中陵墓志》。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
⒇ 《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二。
转载自 昭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