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唐代帝陵为中心，讨论了汉唐宋时期帝陵陵园结构的演变，以及汉唐宋帝陵和西夏陵陵地的布局原则。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帝陵有着其内在的承袭和发展的脉络，这不仅表现在陵园结构及其名称的继承上，而且还表现在汉、唐、宋时期对帝陵陵地中诸陵相对位置关系对五音昭穆制度的采用。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考辨，以唐陵布局为切入点对唐陵制度进行探索，并成功地将唐陵布局的空间与帝国的统治秩序相联系。认为其核心精神是“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唐陵布局及其变化蕴含着帝国的政治及礼制；而汉魏至赵宋帝陵制度延续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则体现着共同的政治伦理，是传统社会共同的历史文化精神影响的产物。本书别开生面地以政治史、制度史为背景，在动态的过程中展开考古学研究，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历史时期考古学也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本书成于10年前，写作前后历时14年。此次增订，首先要感谢文物出版社慨然应允出版，使我得以借此机会订正前谬。希望本书不会辜负给予的学术信任和支持。

有话要说，而且要说的确实是没说过的话，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我着手研究唐陵时，唐陵考古资料尚少，且相关研究长年近乎停滞。面对考古新工作阙如，如何从已有资料和研究中有所发覆，从而使得写作真正具有学术意义？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

历史真相原本存在。如何寻觅？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要工作，就要用与从前不一样的方式去思维。”（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38 页。）当然，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应立足于更为科学合理的知识，而非求异执偏。这样，我便从制度和政治入手，重新检讨帝陵制度的基本常识。在此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研究者对该基本常识颇多误解，由此而致多年来歧路亡羊同样成为帝陵考古研究的瞩目现象。

昭穆制度，是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一个基本常识。研究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学者，自然而然会思考该问题。但是，究竟何为昭穆制度？昭穆制度在宗庙与陵地有何异同？宗庙中的太祖与陵地中的祖陵如何定义，二者之间有何关系？却都是未能厘清的问题，考古研究者尤为含糊不清。基本常识尚未得正解，相关研究自歧义纷呈。具体学说存在异见原本正常，亦可商量。但若对基本常识尚存在误判，即率尔讨论其考古学表现，这种学术勇气和自信便令人生畏，其说也多随之变得难以商榷。他们往往也遗忘了从考古材料反观、重新检讨其文献所得。

帝陵，除了王朝即位皇帝陵之外，尚有其他称为“陵”的陵寝，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追尊陵。几乎每一王朝都会追尊祖上若干世为“帝”，并追尊、改建其墓为陵，以示帝系血脉之隆崇。毫无疑问，这些追尊陵与即位皇帝陵同为王朝帝陵制度的整体，亦应纳入帝陵系统统一观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考察王朝帝陵制度的形成与嬗变。唐陵也不例外。初唐四座追尊陵，其建制相同，只因在王朝宗庙礼所处位置不同而陵址有异，它们跟即位陵之间存在明显的层级，昭示出它们为同一系统中的规划。正是这种层级关系的发现，我们理解唐代即位皇帝陵建制的形成有了清晰的脉络。

除此之外，帝陵制度的特性，使得不仅需要考察其在王朝内部不同阶段的差异，而且还要突破王朝的界限进行长时段的审查。即，必须注意制度谱系学以及问题史的系统梳理。具体言之，虽然在分别讨论汉、唐、宋朝等诸帝陵制度时，研究者都会讨论一些共同话题，但是，同一研究者却大多没能系统考察这些话题在不同王朝的表现，从而未能揭示其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所致，而且正是后者的特性才使得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具有恒久的基调。由此亦知，该基调可成为检验研究结论是否准确的重要参照系。

考古学是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它应当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当时的社会，置于社会的政治、文化之下进行。近年来，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材料。但是，如何正确运用、深入理解考古材料？这是任何研究者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古学者也不例外。无须多言，宏观整体把握相关考古材料是所有研究的基础，进而以此聚焦观照研究对象方是筌蹄，否则便极易于陷入一叶障目之臆境。在此基础上，考古材料如何跟个人命运乃至王朝的政治文化相联系？除了已有的等级、区域研究范式之外，还可从何维度切入？不同器物、墓葬以及技术的类型跟某地域、某阶层的人群有多大必然关联？如何看待这种物质类型的地域性？能否通过这种地域性而机械地区分出相应拥有不同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的人群？换言之，考古学如何借助物质文化因素辨析主体的精神文化？如何从文化传统、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来处理材料，并重新发掘材料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如何研究在集体心态、集体意识、集体记忆、集体表象下人类行为的多个方面，如何联系着时代、传统、当时社会思潮来处理诠释学意义上的原典或文本的文本性，如何把握和认识从阅读原典或文本所得到的史实而理解其指涉，（张广达：《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此据所撰《张广达文集·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41 页。）扭转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脱节的现象，避免以简单、单一的处理方式对待古代社会？这也是当代考古学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可以说，在所有考古材料中，帝陵跟王朝政治、礼制文化关系最为相契，桴鼓相应。这使得以王朝政治、礼制的维度观察帝陵制度成为必须。而这离不开对历史文献的准确理解与运用。但是，如何借助文献记载来准确获取相关信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使我们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模式，在阅读史料、认知史实、表达理解或进行叙述时形成了值得重新思考的治学习惯。如，常见的在“正文”甚而仅在“结论”部分贴上片言只语，至多只能视作历史文献的简单处理与机械使用。这种处理方式恰是忽视乃至误解历史文献内容的重要根源，在帝陵研究中尤是。若要避免一味地生搬硬套文字，还需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分析文献记载的形成及文献所载的时效性和实效性。而这又要求研究者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能切实做到一视同仁，毫无偏袒。整体的分析、社会的整合，必须动用我们的历史感和历史想象力。进言之，说到底，这是要求研究者还原问题于原本完整的知识结构中进行探讨，诸端并举，尽力缩小甚至弥合现有学科分野所致之知识割裂与遮蔽，尽可能多层面、多立面地阐释、呈现研究对象，从而使得论证与立论益加细密、整体。

唯如此，学术研究才有切实合乎逻辑序列、触摸历史真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