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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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丝绸之路青海道是古代丝绸、茶叶外销的重要通道，也是西亚、中亚及青藏地区特产东输的通道。史料与考古发现证明，产自内地的绢丝、蜀锦等经青海道输往中亚、西亚，产自西域及青藏的香料、玉石、药材、马匹、牛羊等借此道东输。青海道沿线的商贸往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些贸易重镇，对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

关键词：丝绸之路；青海道；商贸功能

丝绸之路的商贸功能是其最为主要的功能。历史上，丝绸之路上曾开展过玉石、香料等贸易，但最为主要的贸易商品是丝绸，且起源甚早，张骞出使西域前零星的丝绢贸易已在东西间展开，但确定意义上的丝路贸易发展始于“张骞凿空”之后。因蚕丝是中国最早开发、利用的衣料来源，是棉布产生前最适合人类穿着的衣料，加之丝绸柔软舒适，宜贴身穿着，尤其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因此在西方价值贵比黄金。西域各国多从事丝绸转手贸易，大秦（罗马）“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为显示天朝大国的体面，历代王朝以重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体现天朝大国之威望，用经济手段表达政治威权。西域诸商借朝贡贸易外贡虽薄、从重给赏的不等价交换赚取巨额利润。为此，他们不惜路途遥远艰辛，以使臣朝贡、商团贸易、僧侣传道等形式，用进贡的西域方物换取丝绸，再转运至本国或转手卖至近东、欧洲等地。西汉中期以来，丝绸之路渐趋繁盛，至唐代，“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贡职不绝，商旅相继”。继丝绸之后，茶叶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商品，一部分茶叶在区域内行销，成为西北牧民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一部分远销海外。

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既促进了中国商品外销，中亚、西亚及青藏地区的特产也借丝路行销至中原，丝绸之路上因此也兴起了一些贸易城镇。青海道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也承载过东西商品的交换，沿路上也兴起过一些贸易城镇。本文中，笔者拟以经青海道的丝绸贸易、西北特产销往中原、以及青海道沿线城镇经济三个方面研探青海道的商贸功能。

一、经青海道的丝绸、茶马贸易

两汉时期，湟中道作为河西道的辅路，已承载了丝绸贸易的功能，但相关情况不见记载。魏晋时期，在吐谷浑还未掌握青海道经营主导权之前，前凉曾经从河南道南下与东晋往来，除想在政治上获得东晋支持外，也有通过朝贡贸易从东晋获得蜀锦，运至姑臧（今甘肃武威）与西域商人交易，以获取商业利益的商业考量。

吐谷浑时期，益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丝绸生产、贸易基地，吐谷浑商人经河南道频繁往返于益州与青海牧区，目的就是要把蜀锦运至吐谷浑，除部分行销国内外，大量蜀锦转卖给西域商人，或以出使名义，派官员、军队护送蜀锦至他国交易。据《南齐书》卷五十九《芮芮虏传》记载，柔然也经青海道从益州获取蜀锦，并要求南朝齐为其提供“医工等”，南朝齐以“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远行”为由拒绝了柔然的要求。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五《释道仙传》记载，粟特僧人道仙曾“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值钱数十万贯。既怀宝填委，贪附弥深，唯恨不多，取厌吞海。行贾达于梓州新城郡牛头山，值僧达禅师说法。”唐长孺先生认为，“这位高僧是个胡商，他‘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疑与西域、南海的商货有关。”还有一些西域商人为方便丝绸贸易甚至举家迁至益州居住。《北史》卷八十二《何妥传》记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攻取益州，吐谷浑使萧梁的通道堵塞，转而出使北齐，以获取丝绸。史称“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当时，西魏在河西势力尚未巩固，吐谷浑出使北齐时，横切河西道北上柔然再向东至北齐。在返回的路上，被西魏凉州刺史宁觇堵截，所获“杂彩丝绢以万计”，可见这一商团规模之大。为保证商团安全，吐谷浑派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率兵护送，但最终还是被西魏拦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吐谷浑十分重视与中原的朝贡贸易，由他们主导、西域商人参与的丝绸交易是吐谷浑获得商业利润以维持国家运转的主要手段。

经青海道的丝绸贸易之盛况，还可从青海都兰吐蕃墓的出土文物中窥得一二。1982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都兰一带挖掘唐代吐蕃墓葬20余座，获得大量丝绸文物，其中既有来自中原的绢丝、蜀锦，还有产自中亚、西亚的粟特锦、波斯锦。据统计，都兰吐蕃墓共出土丝绸残片350余件，图案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6%，18种为中亚、西亚织造，占14%，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丝绸品种。其中，都兰吐蕃一号墓中出土鸟纹锦4件，建筑与人物图案锦1件，石榴花纹锦两件，联珠纹锦1件，枝叶纹锦1件，几何纹锦1件，菱格纹锦带2件，丝带若干条，流苏3件，各色织物几十件。3件织锦具有浓厚的波斯萨珊朝艺术风格，带有西方太阳神织锦的出土也说明当时的中原地区也流行这种纹饰，这种图案经过了中国本土艺术观念的洗炼，融合了中国内地文化因素之后，又传播到了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都兰吐蕃墓葬出土的含绶鸟锦系粟特锦和波斯锦，具有厚实、平挺、覆盖严实等特点，说明其织造技术相当高超，而且配色和用色都非常讲究，对比强烈，鲜明，色牢度特佳，均不亚于中国织绵，说明中亚、西亚的织锦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而东、西两地丝织品在同一地区出土的现象说明，青海道在吐蕃国为主导的丝绸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

吐蕃时期，都兰一带气候相对温润，此地的吐蕃贵族多可享用丝绸，但是青海高原腹地气候寒冷，不宜穿着丝织品，尽管丝绸也经唐蕃古道输往拉萨等地，但往往作为上层人士间的馈赠佳品，是一种政治性礼品，也是荣耀、地位的象征。经唐蕃古道运往西藏南部、尼泊尔等地的丝绸或转卖至西亚，或为当地贵族及少量平民用作衣料。

唃厮啰时期，西域诸国经青海道把丝绸运往中亚、西亚进行交易，主导青海道经营权的唃厮啰贵族上层也享用丝绸衣料，北宋屯田员外郎刘涣出使青唐城，“唃厮啰迎导供帐甚厚，介骑士为先驱，引涣至庭，唃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线花袍、黄金带、丝履，平揖不拜，延坐劳问，称‘阿舅天子安否’。”唃厮啰着装虽有本民族特色，但用料多为丝绸，说明青唐吐蕃人也通过朝贡贸易从中原获取丝绸。唃厮啰往往“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毯、马牛以代钱帛”，除自用外，唃厮啰可能像吐谷浑一样，还在青唐城向西域商人售卖丝绸。

汉晋时期，养蚕缫丝法已传入塔里木盆地，至唐时，波斯一带成为世界第二大丝绸生产基地，至14世纪，意大利实现丝绸自产，并垄断了欧洲丝绸贸易，加之棉花种植的推广，这都对中国丝绸外销形成较大的抑制作用。

一般都认为丝绸贸易衰落之后，丝绸之路迎来“茶叶世纪”。事实上，丝绸与茶叶贸易在唐宋时期及明初是相交并的。唐代以来，茶马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拟以明代茶马贸易为重点，分析借青海道输往青藏地区的茶叶贸易。

历史上，汉藏茶马贸易的路线包括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四区，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明朝是汉藏茶马贸易的繁盛时期，茶叶的运输、买卖等由茶马司办理，以杜绝茶叶走私。茶马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明人以为“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明政府通过茶马贸易全面巩固了对藏区的统治。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邓愈统率诸将攻克洮州、岷州、河州、西宁等地，并由东而西设置了数十座关隘，史称“明代二十四关”或“明代边墙”。

明在上述地区设置卫所，使河湟洮岷地区逐步成为西北茶马贸易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是秦陇南道、青海道和西蜀丝道的枢纽，从此区域可东下三陇，南通益州，北控河湟，西蔽河源。黄河盘桓其间，白龙江、洮河、大夏河在叠嶂峰峦间劈开一条条自然通道，为各族人民互通往来、交流贸易创造了便利条件。

明初，先后在秦州、洮州、河州、雅州、甘州、庄浪、西宁等地设立茶马司。此外，岩州（宕昌）、松藩、打箭炉、中卫、民乐也是茶马交易的市口。洪武五年（1372年），明设秦州茶马司。当时西北的茶马交易从陕西紫阳始发，经石泉、西乡到汉中，经汉中“批验所”检验后分两路面向青藏。一路经勉县、略阳、徽县、西河到达临潭，从此处向西进入藏区；另一路经凤县、两当到达秦州，后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河州，从此处进入藏区。川茶则从成都启运，经绵阳、昭化、广元，集中到汉中的南郑，在南郑加工后再经略阳、徽县运至秦州，以此为集散地，再分路运至陇右、青海等地。上述茶马贸易的路线包括了湟中道和河南道的部分路线。

洪武七年（1374年），设河州茶马司，甘、青藏区马匹经丝道至此交易。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政府在雅州（今雅安市）、黎州（今汉源县）设茶马司，康藏茶马古道自此始兴。之后，茶马司迁往汉藏贸易中心的康定，主持入藏茶马交易，令将雅安、天全、名山、射洪、邛崃五县所产茶240万斤（明中叶后增为340万斤，清代为1100万斤），在雅安压制成茶砖，经背夫翻雪山背运至康定，然后分三路入藏。一路由康定越雅砻江至理塘、巴塘到昌都，再行300里至拉萨；一路由康定经道孚、甘孜渡金沙江至昌都，再由昌都趋玉树、结古入青海；另一路为经懋功达藏县趋松藩入甘南藏区。陕甘茶马古道到达临潭、河州后，与康藏茶马古道联在一起，沿线草原流传的歌谣“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藩，上一次松藩过一次冬，下一次灌县过一次春”，形象地记述了这两条茶马古道的联系。

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西宁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的中心，河湟藏族部落、海西蒙古部落贡马皆须至西宁交易，青海道因茶马贸易的繁盛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廷敕谕光禄寺寺丞张如宗等从陕西、四川运茶至西宁时说：“尔等务要公廉详慎……严禁管运茶课官吏差使人等……假公济私，生事剥削。”可见西宁茶马司之重要。

明初开始，一改从河州经循化、化隆、河曲一带进藏的传统，复又经营从西宁至拉萨的大道。西宁又成为进藏的桥头堡。为了方便使者道途往来，永乐五年（1407）三月，明成祖“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答王，卫川藏等族，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令洮州、河州、西宁三卫，以官军马匹给之。”同月，“辛未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历时一年多时间，何铭等完成了修复驿站的使命，永乐七年（1409）二月，“陕西都指挥同知何铭等六十人往乌思藏等处分置驿站，还奏。”永乐十二年（1414年），这条驿道进行了第二次整修，史载“己卯中官杨三保赍勅往谕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必里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管觉灌顶国师护教王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巴藏卜及川卜、川藏、陇答、朵甘、答笼、匝常、剌恰、广迭、上下邛部、陇卜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据学者考证，必里卫在河州以西地区，朵甘卫地辖今四川甘孜、青海玉树、西藏昌都等地区，川卜、川藏在今甘肃境内的河州（临夏）、洮州（临潭）一带。明初经西宁进藏的主要线路为从西宁经日月山、和尔曲（倒淌河）、琐力麻川（玛多）、鄂灵海（鄂陵湖）、查灵海（扎陵湖）、毕力术江（通天河）、当拉岭（唐古拉山脉）、必力工瓦（止贡）、墨竹（墨竹工卡）至拉萨。通过这两次整修，汉藏驿道畅通无阻，使臣往还无虞。

宣德二年（1427年），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遣使入贡，回还途中，“归至西宁，与驿丞子斗争，杀其子……（宣宗）以其远人，特宥之，遣还。仍敕阐化王，谕令改过。”由此可知，当时贡使往还取经行西宁的青藏道。正统五年（1440年），“乌思藏等处番使已遣人护送回还，至西宁札木地方，散于丹的寺等簇寄住。”

明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试图“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实际上，西北地区茶马贸易规模远不及此。中原对马的需求及朝贡贸易中不对等的贸易交换也刺激了茶叶走私，至明中期，一些奸商、豪右及边关将吏相互勾结破坏茶法、马政，致使茶马司“所积渐少”。弘治三年（1490年），明政府允许洮州、河州、西宁三茶马司召令商人从内地运茶，所运之茶十分之四官收，其余十分之六可由茶商与边民自由买卖，在承纳民间贸易的同时，对其作出一些限制，以加强对茶马贸易的控制、管理，尤其对与青海蒙古部落间的茶马互市进行严格限制。嘉靖十五年（1536年），御史刘良卿上言“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软论。……于是茶法稍饬矣。”据统计，“从公元1490—1601年（弘治三年——万历二十九年）的111年中，仅四川、陕西等地行销甘青藏区的茶叶，分别为30万到80万斤。”明代文学家汤显祖曾赋诗：“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贸易的兴盛。经青海道进行的汉藏茶马贸易，促进了汉藏间的文化、商贸交往，加深了两族间的友谊，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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