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6月4日-6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联合承办的“重庆老鼓楼及钓鱼城遗址宋元建筑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依照会议日程，4日至5日上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为参会专家现场分享和介绍了重庆市老鼓楼衙署遗址及合川钓鱼城遗址近年来所取得的考 ...

　　2021年6月4日-6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联合承办的“重庆老鼓楼及钓鱼城遗址宋元建筑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依照会议日程，4日至5日上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为参会专家现场分享和介绍了重庆市老鼓楼衙署遗址及合川钓鱼城遗址近年来所取得的考古研究成果和新发现。

　　6月5日下午，结束实地考察后，与会专家学者等60余人相聚合川，开始学术研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白九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钱国祥副会长、合川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宏先后致辞，欢迎与会专家、领导及各界学者到会参加。袁东山研究馆员、胡立敏副研究馆员分别作《老鼓楼遗址的考古研究与保护问题》《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汇报》报告，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

林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林源：老鼓楼和钓鱼城两处遗址的信息都非常丰富，具备非常好的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条件。通过多年来建筑考古遗址的复原研究工作，认为遗址复原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真正全面、深入地分析和解读遗址信息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具体的、可视的建筑形象不是遗址复原研究的主要目的。

　　钓鱼城正在紧张的筹备申遗，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对这两处遗址价值的研究和阐释。钓鱼城未来工作指向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应当进一步透彻的对其特征性价值进行深入研究，为后面的遗产展示和阐释提供学术依据与基础。

李路珂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副教授

　　李路珂：通过两处实地参观，并听了几位专家的介绍和发言，我主要有以下两点感想：

　　一、关于这两天看到的“复原研究”。“复原研究”是有待考古学者和建筑史学者深度合作完成的一个重要内容，它需要进行极其谨慎而充分的研究。它绝不等同于“造假古董”的“复建”，也不等同于戏剧场景的“自由想象”，它的重要性主要有三个方面：（1）对于考古学而言，它是检验遗迹现象解释正确与否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科学实验方法；（2）对于建筑史学的建构而言，它是弥补实物年代、区系与类型缺环的重要手段；（3）对于历史学而言，它是探知古代社会生活场景的必要路径。但“复原研究”又是具有极高的专业性的，它要求研究者具备上述三个学科的专业知识。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教师，我主要从建筑史学方面来谈一谈。在我们对遗迹的平面布局、历史背景、使用方式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还需要结合古代建筑制度、同时代的建筑实例来进行分析，这绝不是说我们要把宋朝政府颁布的《营造法式》套用到偏远小城的建筑形象中去，而是说我们要学会从一个营造者的视角来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当时知识和文化背景下，人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建造？从老鼓楼遗址展出的复原成果来看，建议未来能够引入建筑史学研究的专业团队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设计。

　　二、关于遗产保护工程中的色彩设计。在钓鱼城参观的过程中，林源教授已经敏锐地指出遗址展示场地设计中石材颜色选择不当的问题，这提示我们，“色彩设计”是一个亟需引入建筑遗产保护、展示和修缮工程的内容。在国内较高水平的工程中，已经注意了新建部分的材料和工艺要尊重文物的历史做法和地方特色，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的难度是依次升高的：（1）新建部分与文物遗存之间，是否具有可识别性？（2）新建部分是否对文物遗存形成良好的“衬托”关系，而不是喧宾夺主？（3）新建部分与文物遗存所共同形成的空间场景，是否能给人恰当而深刻的美学体验？第三个问题是高度综合性的，这里先不讨论。但从色彩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前两个问题，例如在选择材料的时候，要注意形成恰当的色彩对比；“衬托”的部分，应在冷暖、明度和彩度的选择上，比那些需要凸显的“主体”色彩，在心理倾向上更为“静态”、“后退”。

　　具体到钓鱼城遗址展示项目，有两条建议：（1）红砂岩遗址的支撑体建设，选择彩度更低（更偏灰）的石材而不是色度相近的红色石材，在加工方式上更为平滑，以与质感粗糙的遗址本体形成恰当的对比，“可识别性”也因此产生。（2）钓鱼城遗址展示场地所选择的石材，应将明度降低至遗址本体以下，以更好地衬托遗址。

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刘瑞：老鼓楼衙署的文物价值很高。结合文献研究，可以看出老鼓楼衙署至朝天门的历史轴线，对重庆历史文脉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建议将整个衙署遗迹的分布区整体划入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予以整体性、预见性保护。

　　结合广州南越王宫署等历史叠压关系极复杂遗址的考古发掘经验，建议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应当协调好保护研究和未来展示的目标需求。考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遗址承载价值最高的时代遗迹进行整体、全面的揭露，即区域内南宋重庆府城的考古工作应居于一切工作的核心，要增强遗址展示和阐释的可辨识性，同时在做好其他时期历史遗迹的记录工作后进行向下清理，未来对其进行其他方式的展示。

　　钓鱼城的考古研究工作是研究宋元战争的山城体系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古战场的功能需求，建议对遗址周围的制高点和路网遗迹，尽可能多的做一些调查工作，分析周边是否还存在其他控高或瞭望设施等设施的遗迹。建议建立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分析周边区域的可视性和视域分析。从该遗址石构居多的特性看，可参考考古所对大遗址的“复原式发掘”方法，并参考如玛雅古城等石构遗存发掘的“复原式发掘”方法，增加遗址的可视性。从申遗视角分析，建议去除多年来在遗址区内为旅游目的建设的仿古“城墙”，避免出现“鱼目混珠”，甚至直接影响到对古代真实城墙遗存的准确认知。此外建议尽快清理在古代城墙等遗存遗址周边的各种灌木、杂木，保护钓鱼城遗址的而真实性，增强遗址展示的可识别性。

周学鹰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周学鹰：首先，提一点建议，就是把老鼓楼遗址相关说明文字改一下。说明中的高台建筑，应为高台基建筑，类同后世的故宫三大殿。高台建筑与高台基建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刚刚评审了一篇论及汉代柏梁台建筑的论文，也没有注意到此问题。

　　目前，我国国内现存宋代建筑实例较多，宋《营造法式》记载也比较明确，对老鼓楼和钓鱼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复原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元代及之前的城楼建筑实例，如辽上京门楼遗迹，主要承重柱础以外均对应有小柱础，应为支撑城楼建筑的平坐之用。再联系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敦煌壁画等历史图像中的“平坐”，它们均与后世城楼建筑（例如平遥城楼）中的城楼建筑没有平坐是不同的。且从老鼓楼衙署现已揭露出的高台基（城台）情况对照民国历史照片资料原有的木构城楼建筑确实满铺于城台之上。据此，或许可以推断南宋初建时城楼建筑也存在满铺于城楼之上的可能性。

　　其次，袁院长刚刚提到，城楼建筑是否有可能是重檐建筑的问题。从《营造法式·大木作》记载及相关图例来看，涉及“殿身”与“副阶周匝”，本身就说明重檐建筑的确切存在。与此同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马晓教授的研究成果《重檐建筑考》表明，我国重檐建筑宋代开始出现。两相结合，可以推论城楼为重檐建筑也是有可能的。因此，老鼓楼历史建筑的复原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多方案比较。

　　目前，我国相关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排叉柱式城门遗迹。例如，河南偃师商城、汉长安城青龙门遗址等。现存实例如泰安岱庙及安徽歙县谯楼建筑，都使用了规矩的排叉柱样式。至于相关图像资料，可谓比比皆是。由此，如果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确实为排叉柱城门，则会丰富我国历史时期排叉柱式城门的实物案例。

　　钓鱼城的考古工作细致丰富、工作扎实，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对钓鱼城历史建筑的复原研究中，需要重视古代都城与地方城市、一般城市与特殊城池的差别。相关建筑复原，也要注意《营造法式》记载与地域建筑做法的差别，四川地域远离文化中心，现存地域传统建筑特色鲜明。

　　与此同时，要切实注重宋代风水文化迅速走入民间时代的背景下，对相关建筑营建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有些话我们可能会说，但是不知道其来源，譬如，“搞什么名堂”，实际上就是搞这个“明堂”。现在出土的钓鱼城所谓“衙署建筑”遗址就位于椅子山的“明堂”之位。并且，出土的宋代纪年墓额上铭刻“吉堂”，实际上就是古人企盼的“吉利明堂”。2017年，我带领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鹤壁辛村快速路边出土的明代墓葬建筑，其石质门额上仍然铭刻“吉堂”二字等。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展开了。综合上述，钓鱼城遗址的相关展示工作不应匆忙，而应当建立在对遗址充分、深入、详细的考古研究之上。

石自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石自社：老鼓楼遗址的整体为古今叠压遗址，在考古研究中面临着对各个时期遗迹的揭露和保护的抉择。结合杭州、绍兴宋代遗址考古发掘的经验，建议在老鼓楼衙署的考古过程中可以考虑避免过细碎的晚期遗迹的打破交错效果，可以通过细致全面的记录晚期遗迹，整体揭露遗址价值最突出的时代格局面貌，便于未来对遗址的价值阐释和展示工作。

　　钓鱼城遗址内城中有可能存在各个不同管理系统的衙署建筑，不必拘泥于范家堰一处，未来可以持续进行调查勘探，推进对南宋钓鱼城城址的深度认识。

　　未来申遗过程中，对钓鱼城核心价值的阐释应当弱化晚期历史过程中城址功能延续的晚期历史相关遗迹，突出钓鱼城在宋元战争期间的遗产价值要素，助力钓鱼城申遗成功。

黄信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黄信：老鼓楼和钓鱼城两处考古工地，遗迹清理到位，工地管理有序，文物保护兼顾，各项成果非常精彩。

　　老鼓楼展示设施色彩方面，结合太子城遗址西院落保护棚设计经验，设计中一度纠结于保护棚外观色彩应当选用现代设计选色，还是采用考古研究中发现的历史墙皮色彩。最终选择了现代设计红色，施工完成后融入现代环境中，取得了较好的景观效果。另外在对老鼓楼遗址城楼建筑的展示方式方面，建议可以采用数字化展示方式，既可以不扰动文物本体，又易于随复原研究进展进行调整和修改。

　　钓鱼城遗址的整体布局已大致清晰，但仍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全面调查和钻探工作，丰富对钓鱼城城址更全面和丰富的认识。在对钓鱼城宋代建筑复原研究中，建议与建筑考古和历史研究专家进行深度合作，使建筑史研究贯穿于考古发掘过程中，从而取得更细致和准确的研究成果。

李晖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李晖达：老鼓楼遗址的整体为古今叠压遗址，在考古研究中面临着对各个时期遗迹的揭露和保护的抉择。结合杭州南宋德寿宫考古发掘经验，建议在老鼓楼衙署的考古过程中可以考虑避免过细碎的晚期遗迹的打破交错效果，可以通过细致全面的记录晚期遗迹，整体揭露遗址价值最突出的时代格局面貌，便于未来对遗址的价值阐释和展示工作。

　　钓鱼城遗址内城中有可能存在其他守城将领的衙署建筑，未来可以持续进行调查勘探，推进对南宋钓鱼城城址的深度认识。

　　未来申遗过程中，对钓鱼城核心价值的阐释应当弱化晚期历史过程中城址功能延续的晚期历史相关遗迹，突出钓鱼城抗元守城的遗产价值要素，助力钓鱼城申遗成功。

俞莉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助理教授

　　俞莉娜：老鼓楼遗址是认识重庆这座古今重叠型城市的标志性场所，因此在老鼓楼的展示中应当首先强化老鼓楼遗址在重庆城中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在展示方法上，是否可以在关键节点上设置展示牌，以标记展示老鼓楼现存高台基和南宋衙署其他建筑单体空间上的关系，从而使普通游客易于感知到南宋时期府衙的轴线和范围。

　　老鼓楼遗址展示设计所采用的设保护棚对城台以上的建筑进行复原性展示的方式类似于洛阳定鼎门遗址的保护展示方式，基本可行。但是在对遗址上历史建筑的复原研究不足的情况下，或可采用更轻量化的概念性展示方式，如大明宫遗址公园内的局部采用的非木质结构的梁架切片展示方法。

　　保护展示设施选用色彩方面，未来若能实现自长江而上至老鼓楼再至解放碑整体轴线展示，则可以尝试展示轴线整体色彩统一或形成递进，以突出轴线的线路性展示主题，也可以展示出府衙历史轴线与现代展示轴线的变化和连通性。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作为南宋时期城址，在价值研究方面除了补正《营造法式》中的做法规程的一致性外，更应突出其独特的军事城防功能特征，进一步提升价值阐释的深度。

　　老鼓楼和钓鱼城的展示都面临着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要求，川渝地区建筑有较强的地方特色，与北方官式建筑特征差别较大，因此建筑遗址复原研究工作不能将《营造法式》作为复原研究的唯一依据，而忽略地方建筑的营建特点。除了大木作的地方性特征外，是否可以尝试对瓦作、石作、装饰等方面探索地方性特征，进行多方案比较，带动建筑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王书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馆员

　　王书林：老鼓楼遗址研究工作中，城楼建筑的复原研究是与未来高台基之上的展示方式和效果息息相关的。依据已取得的考古发现数据，从城楼遗址开间和进深的比例看，推测原有建筑为面阔五间，进深六椽的可能性更大。从建筑尺度看，明间尺度达到20尺，反映出老鼓楼建筑或许存在“逾制”现象。从出土的建筑材料上看，城砖尺寸基本符合《营造法式》规制，也与城楼建筑尺度相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出土瓦当尺寸推算的营造尺长与建筑开间和用砖所推算的营造尺长不同，推测是否有更早时期建筑材料的沿用等情况，应当深入细致研究，方能对老鼓楼建筑复原研究有所帮助。

　　钓鱼城遗址的考古成果非常丰富，信息量极大。但就目前展示的内容来看，遗址反映出南宋建设者们利用不同地形，修建了不同类型和功能的建筑，如果能对城内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或许对钓鱼城遗址的展示工作更有裨益。

　　结合驻守规模、建设紧迫等历史背景分析，南宋时期钓鱼城一定是需要快速地就地取材，并建成系列大面积建筑，从目前的考古成果上也印证了该遗址上虽为同时期的建筑，却存在平面布局、建筑形态及材料并不相同的面貌，应该可以反映建筑地位和功能的差异。因此，对钓鱼城遗址的建筑复原研究，也要从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分析把握。

王子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

　　王子奇：结合以往对古今重叠型城市中的考古工作经验，对老鼓楼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感同身受，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也令人赞叹。从整个重庆的城市发展和文脉延续上看，老鼓楼衙署遗址无疑是重庆城市历史中一处非常重要的时空坐标。目前已经揭露出的老鼓楼遗址性质为谯楼，但同时它也是南宋时期衙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它的复原研究也应当回到宋代衙署建筑的规制中去考虑。注意进一步探索南宋衙署的整体平面关系，注意城署之间的空间关系。另外，从文献记载看宋代谯楼制度开双门，而目前发掘出的老鼓楼谯楼为单门道，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古工作探索是否有更早时期建筑，向历史纵深探索，提升老鼓楼衙署在城市发展史及古代建筑发展史中的价值。

　　建筑复原可以分为多种层面，有些为复原研究，有些为复原工程，其间存在很大区别。复原研究可以做多方面的比较，可以做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讨论，而复原工程就必须将以某一具体形态施工和展示出来，这也会成为文物保护和展示工作中难以决策的焦点。建议老鼓楼遗址展示工程多参考国内类似遗址经验，进一步研讨决策。

　　钓鱼城是著名的“蜀中八柱”南宋抗蒙历史遗迹之一，是一处宋元名城。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持续十余年，取得的成果也令人非常震撼。已经揭露的遗迹要素类型丰富，建议将遗迹的展示和价值阐释放入整体城址、山水形势、抗蒙山城体系等更大的空间维度中予以考虑。

刘涤宇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刘涤宇：论及重庆的历史，首先想到的是国民政府迁渝事件，当时重庆作为一处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枢纽而为人所知。另外合川钓鱼城作为与历史上宋元(蒙)战争有关的名城，也是因为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而被世人熟识。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实物证据印证了重庆历史上作为军政要地的突出价值。结合史料及文献来看，作为地标性建筑的老鼓楼衙署，自余玠建成后，经过历代修葺改建，一直沿用至1936年。钓鱼城能发挥强大的军事作用，创造惊人的防御效果，是依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整体运作的，而时为川东重镇的重庆是山城体系的军政指挥中心，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宋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将其与同时代的钓鱼城遗址连接了起来，同时也与700年后作为抗战枢纽的重庆遥相呼应。

　　钓鱼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极为丰富，非常令人震撼，极大的丰富了研究南宋时期建筑技术和营建方式的实例证据。对比北宋时期的开封城，重庆的宋元（蒙）山城防御体系依托山水、互为犄角、相互驰援的纵深性是实现良好的军事防御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未来申遗工作中应当将这种特点引入到价值阐释之中。

　　范家堰历史建筑复原研究方面，《平江图》《景定建康志》体现的衙署布局代表长江下游城市的情况，最好能参考西南地区的宋元方志材料，包括《永乐大典》中辑佚出的内容，强调南宋时代西南地区建筑的地方性特点。另外，在没有足够多的信息可复原建筑形制的情况下，适当留白仍是可考虑的方式，可将展示重点放在南宋排水系统等既真实可靠，又可体现和反映建筑规模的局部内容上。

宋国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宋国栋：从钓鱼城遗址原址展示的成果上看，整个钓鱼城结合山行水势，顺势而为，与北方城址的规模和样式存在较大的差别。未来对于城址中各类建筑的功能、布局等点、线、面层级关系还可以继续做更多更深的研究。

　　在价值阐释方面，钓鱼城遗址南宋时期确为宋元（蒙）战争的历史战场，印证了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中华民族形成多元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史实。因此，遗产价值的阐释应当注意立足中华民族大家庭定位之中。

郭晓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郭晓涛：老鼓楼和钓鱼城两处遗址的考古研究定位准确，揭示了宋元战争时期历史战场遗址的基本面貌，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未来工作中还用当注意到山城除战争功能设施之外，还要更多关注揭示能够反映城内戍军和居民等同时期其他人群生产、生活方式的遗迹现象，深度研究南宋时期钓鱼城建城材料的来源，注重探寻古代工匠工艺做法，从而更全面、立体的揭示和恢复宋元山城的整体面貌。

　　遗址展示方面，建议提升展示材料和古代遗址原有材料的可识别性，避免展示过程中造成历史信息的混淆。在建筑复原研究过程中，可以参考宋画中建筑描绘的尺度比例和样式构成，为复原研究提供更多历史线索。

刘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副教授

　　刘未：钓鱼城的考古研究工作从一字城、水军码头等攻防设施，到衙署遗址等重要建筑的发掘研究，可以看出考古工作时逐级加深的过程。在目前的考古教学中，城市考古单元的内容以各时期都城为主，目前看来，的确应当将川渝地区宋元山城体系纳入教学内容。

　　从考古发现来看，范家堰遗址旁边发现的院落遗迹、薄刀岭下方较平坦开阔的区域是否可能会存在更多的重要遗存，仍然需要进行更多深入的考古研究工作。考古工作初期，工作定位于军事城址的研究和发现，伴随考古工作的深入和丰富的建筑遗迹揭露，城址内各种建筑存在何种联系，是否具有其他城市功能，建筑是否存在各种历史时期的沿用或拆建，未来研究工作有必要深入研究钓鱼城36年内的时间发展序列，从空间和时间两条轴线上全面揭示遗址的面貌和发展时序。

　　结合《平江图碑》、《景定建康志》衙署图推测，范家堰遗址的性质作为衙署应当可信，但是对比平原城市衙署建筑的确存在元素上的缺失，是否存在建设者们特殊时期下对建筑布局和功能的调整，可以做更多的分析，避免将模式化的宋式衙署形制作为复原蓝本，而忽略掉了钓鱼城建筑的自身特点。

　　钓鱼城的考古发现建筑遗迹丰富，建议与建筑考古研究者合作进行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希望钓鱼城考古报告可以成为建筑考古报告的典范之作。

钱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钱国祥：老鼓楼衙署建筑基址叠压时代很多，谯楼单门形制也与同时期府城级别的建筑规制存在差异，如一般的府城多为2个门洞，而老鼓楼只有1个。此外，北宋时期城门多为排叉柱形式，发展至南宋时期很多城市都改为拱券门洞，而老鼓楼衙署城门仍保留排叉柱样式，是否与其作为府衙建筑的礼仪性需求相关。未来考古工作可以结合文献对遗址门洞再做深入探索，是否存在过2个门道，或晚期对门道有改造现象。观察到台基单侧墩台夯土中至少发现有两个地钉，其与目前推测谯楼开间7间的形式存在怎样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复原展示方面，洛阳隋唐东都宫城应天门、西安唐长安城明德门等遗址都有尝试，不同的城市采用了不同的展示面貌和形制，以追求最佳的展示效果。老鼓楼衙署的复原展示，也应当能够展现出其历史面貌，最好是保留人们对城市历史最真实记忆的样子，如现存有照片的清代晚期城门的形象也是一种选择，这样还可避免复原和推测成分过多造成的诸多非议。

　　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成果较多，也已经配合申遗工作开展了一定的展示复原工作。从目前揭示的城址遗迹和整体环境面貌角度考虑，该城址除了具有较多的防卫设施外，是否具有府学的建筑设施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附属建筑的性质也值得在未来工作中进一步分析研究。

徐怡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教授

　　徐怡涛：建筑考古复原研究的证据是有层级的，其中直接来源于考古研究发现的直接证据应该作为复原研究中的第一层级证据，之后再结合《营造法式》等证据依据。考古证据作为第一手的资料来源，当与《营造法式》出现差异时，也应当以考古证据为主要研究依据。绘画、同地域同时期的地面建筑遗存、仿木构建筑遗存等，也是复原研究的依据来源。复原研究过程中应当按照时间和空间的逻辑顺序和可信度，将各种依据来源信息进行排列，甄别选择。

　　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研究北宋建筑完全依据《营造法式》并不可行，《营造法式》编修时代为北宋后期，且北宋时期建筑也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别。东南大学张十庆老师的著名观点“北构南相”，认为《营造法式》刊行之前，北宋都城及南方地区建筑与《营造法式》规制很像，《营造法式》刊行后其他地区建筑样式才逐渐向法式靠拢。我们在对山西古建的研究，发现了山西在宋金之间，存在总体上由南向北逐步落实《营造法式》的现象。

　　古代建筑复原研究与考古发掘工作深度融合，会印证或修正建筑史学研究中的经验和观点。例如太子城工作中取得经验显示，建筑历史研究深度参与到考古研究工作中，即会提升考古发掘过程中对建筑基址的考古判断，也能使建筑复原研究的依据更加真实可靠接近历史原有面貌，达到学科双赢的效果。具体说到范家堰遗址，自2018年以来，范家堰的考古工作不断深化，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来说衙署往往会设置于内城较为安全的位置，而已揭露的范家堰遗址位于钓鱼城的外城位置，从考古证据上看，衙署建成前其位置更早为居民墓地，那么衙署是否会有迁建，性质是否为军事机构功能，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建筑复原及展示方面，遗址类的保护展示设施应当深入结合建筑遗址的时代特征和具体特点进行创新性研究。老鼓楼遗址现有的展示方案，对历史切片式的展示方法，在宋代谯楼建筑样式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总存在依据不足的问题，或许可以考虑结合清代历史照片，至少做到清代的历史切片是真实有据的，以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覆罩保护方式上承载体量过重的展示设施，还应当充分论证遗址承载力，论证承重设计，避免对遗址本体以及道路交通造成伤害。

（图文转自：“重庆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