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和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先生以及与会的专家学者在成立大会上给予此举以高度的评价。是的，“公共考古”的发展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使考古科学从“神秘”走向公开，从“官学”走向“公共话语”，从“庙堂”走向公众，从考古知识由少数学者使用而为民众共享，从考古遗产强调“死保”而走向保护与“活用”的双赢……。“公共考古”的倡行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路径与趋势，在历史上，无论是文字、书本、科学原理还是技术发明，最初都是由少数人掌握甚至垄断，然后随着历史的进步，这些可以启迪心智、提升能力、促进自由、创造平等、推进文明的重要因素总是不断向最广大民众中传播、普及、分享、运用……

公共考古在国内国外都已有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早在1888年12月，美国牛仔理查德·韦斯瑞尔和他的亲属查理·麦森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发现了弗德台地遗址，从而激发了公众对考古的兴趣，由此开启了大众对考古学的制度化支持。这大概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考古”的开始吧！此后，发明考古学“探方发掘法”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1890—1976）始终强调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坚持认为考古学家有义务以“简明扼要、生气勃勃、直截了当的散文形式”向社会通报他们的工作和成果，以此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因为正是他们的金钱最终支撑了大多数的考古活动。其实，“公共考古”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作为考古研究对象的古代文化遗产本身即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为此，在欧美国家，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考古学家作为考古科学研究实践的知识分子群体，始终保持着考古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因为科学普及工作是培养大众文化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样，中国考古学家也富有向社会公众阐释考古学知识、传播考古学成就的传统，正如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所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等曾积极倡导考古学要为社会公众服务，他的一篇考古学短论《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被选为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阅读题，使考古学成果第一次与千家万户相接触。苏先生晚年在自己的论文集中作《六十年圆一梦》之序，序中把这个考古家之“梦”的意义放在“公众考古”方面，先生说：“一、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二、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和公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的全国许多专业考古机构都高度重视公众考古工作，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也能及时与社会分享。可以说，苏先生所说的考古人的“梦”正在变成现实。

“公共考古”的发展具备着多方面的社会意义。目前看来，它至少有利于消除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神秘化“，明白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了解考古学对探索人类自身、人类文化和文明起源及发展进程的独特意义，以辅助提升整个社会对人文科学认识的水平；也有利于打破考古学与其他相关科学的界隔，使考古学成果能够为诸多科学如历史学、文物学及文物鉴定学、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科技史、农业史、工业史、美术、宗教、跨文化或跨文明比较、文化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环境学、旅游学等学科服务；还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更有利于通过科学发现，向整个社会揭示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来龙去脉、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成的过程和机理、不同文化传统的意义与成就；用普通人都可以理解的实证材料说明“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会走向哪里去？”

当然，不可讳言，以我们的实践观察，中国考古界在如何实现专业知识、专业概念、专业理论的“大众化”方面还准备不足，具备苏秉琦先生那样理念的著名学者也还不多；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成果掌握还不充分，向公众传播这方面知识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考古研究所、大学及其他系统的专业考古力量合作还不够，使公共考古的力量无法得到更好的整合；国家和社会层面对“公共考古”的制度性支持还没有形成；考古人与公共媒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还不够畅通；已有的公共考古工作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但是，当前，中国考古界对“公共考古”的意义和责任已经有了高度的自觉，公众对“公共考古”也有了巨大的需求，信息化、现代科技表现方式及大众传媒的发达则为公众考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质条件，为此，我们相信，中国的“公共考古”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4年04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