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门善于不断向其他学科学习和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现代学科，其中，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景观考古学”就是考古学与人文地理学相互结合的产物。顾名思义，景观考古学首先关注的是“景观”及“文化景观”。“景观”，是指某一区域的综合特征，包括自然、社会、经济、人文、建筑、饮食、服饰、宗教、族群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要素集成；而“文化景观”则是指“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这些概念原先均为人文地理学所使用，景观考古学把这些概念引入史前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从而为人们认识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上不同区域的各类“文化景观”的诞生、不同阶段的运动及其结果以及与今天的关联提供了途径。依据考古学家张海先生的论述，景观与考古学的基础是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的关注与考察；核心问题是人类的空间认识与社会实践活动；具体研究内容则包括景观的历史演变、景观的复原、景观的社会学等；基本研究方法为区域系统调查和GIS支持下的景观特征分析、空间过程分析和视域分析。

当然，在不同学者眼里，景观考古学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选择。综合而言，它的显著特点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着眼于人地关系的跨学科性。景观考古学最大特点就是始终把人地互构作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目的论。事实上，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一种“文化景观”，它的因素、内涵、结构、特征、体系等绝不仅仅是由人所完全决定的，也包含着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参与。然而，在现有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后者的讨论显得十分薄弱，为此，“景观考古学”对考古人而言，首先具备着一种方法论的意义。景观考古学需要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双重视角，当我们进行野外考古时，关注的不再仅仅是遗址、遗迹和遗物，还有土地与土壤、河流、山脉、矿藏、植物、动物、温度、湿度等要素以及它们彼此的演化关系、遗址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等等。无论是遗址群还是单个遗址，无论是建筑物还是某件工具或艺术品，无论是墓葬还是宗教遗存，在景观考古学的视野下，它们既是人的文化性成就，同时也是自然的“创造物”，离开自然的支撑和协同，任何“文化景观”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考古文化角度研究人地关系，还可以为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建构、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及其关系演化结果提供万年尺度的观察，从而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尽学科之力，正如考古学家何驽先生所言：“如果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仍不进入人地关系研究领域，依然隔岸观火，那么它在本世纪现实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二是注重一定的地理单元的区域性。一般意义上的“景观”指的就是一定区域呈现的景象。河谷、平原、山地、草原、盆地、滨海等不同的地理单元对居住其中的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有着不同的影响，这是考古学文化出现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如何驽先生认为，史前时期的江汉平原基本上是“大溪——屈家岭——石家河”这三个一脉相承文化的文化区，被《禹贡》从原始景观生态的角度归结为“荆州”。景观考古学致力于在一定的地理单元内开展区域性考古及相关问题研究。离开特定的区域性思维和资料系统的获取，景观考古学也难以成立。为此，张海先生认为区域系统调查是景观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论。除了地下遗存的发掘之外，它还以观察记录“地表遗迹和遗物的分布状态以及地表景观构成要素的现状和历史演化线索为目标”。人类早期社会，人们一般都是依托于河流而开展活动，因此，景观考古学的“区域”界定也多以不同的河流水系作为工作背景。

三是从人文到自然，从物质到非物质的综合性。景观考古学既然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切入点，它就要打破传统考古学以人文历史为主攻方向的局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文化与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认识。如在田野工作中，调查对象既包括地下遗存，也包括地表遗迹，既包括人工创造，也包括自然景物，既包括产品，也包括资源，既包括可视景物，也包括景物之间的“空白地带”“距离”和“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的物质现象，也包括在背后隐藏的思想、技术、动力、行为模式、变迁、演化规律。调查中除了遗物之外，“对每个网格中的植被种类、覆盖密度、地表可视度、土地利用状况、土壤类型侵蚀情况”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并形成数据库，再通过运用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系统工程综合分析方法等“讨论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演变之间的关系，将人类活动和考古发现的复杂性与景观的空间异质性”相联系。除了常规的考古学方法之外，聚落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社会考古、经济考古、人口考古、性别考古、民族考古、考古埋藏学等都会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学术关注从历史到当代乃至未来的系统性。景观考古学具有古今一体的思维特点和学术追求。它在田野作业中高度关注现存于地表的由空间和文化及自然物质所构成的景物，并把它们纳入到“资料”之中。它所“研究的是一个区域内的地理、生态、资源、社会、经济、文化等的综合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系统的整合，从而形成对特定区域阶段性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这还不够，它也要研究这些人文社会的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关联、互动、耦合及冲突等种种关系；研究文化记忆如何通过景观的形式实现它的历史连续性和古今传承性；研究特定区域的社会认同、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及其发生发展的运动过程和机理。这种人地关系、物我关系、古今关系的系统化认知，不仅完成了考古学承担的科学任务，同时也能够把这种科学成果奉献给社会，让现代人更能领会考古学的魅力，更能体悟今天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去传承先民智慧、选择科学生活方式和创造新的文明，更能培养社会成员对自然界的敬畏与感恩，更能促成人类生态文明观的形成。

回顾地球史与人类史，从数十亿年的原始的纯粹自然世界，到数百万年前诞生人类而形成人与自然的共生，再到数千数百年来人类剧烈地改造自然、破坏环境，甚至狂妄到要“征服自然”，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景观考古学试图从更长的时段、更广的视野、更深的变迁、更细的事件中观察人与自然互构的文化景观及其变化的过程、原理、结局等，对今天人们重新产生的尊重与回归自然、建设一个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的呼唤而言，可谓正当其时。当然，这样的学术目标对考古人的知识结构、工作过程及使用的工具与方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本文主要内容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0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