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盂克双鼎（左：大克鼎，右：大盂鼎）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展厅近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受到了广泛关注，国之重器盂克双鼎，重聚一堂。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林林总总的文物中，有三件青铜鼎被公认为“旷世收藏”，即后（司）母戊鼎、子龙鼎和大盂鼎，它们并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大青铜器。 鼎 ...

盂克双鼎（左：大克鼎，右：大盂鼎）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展厅

近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受到了广泛关注，国之重器盂克双鼎，重聚一堂。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林林总总的文物中，有三件青铜鼎被公认为“旷世收藏”，即后（司）母戊鼎、子龙鼎和大盂鼎，它们并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大青铜器。

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历史。早在距今8000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便广泛使用陶鼎进行炊煮。至迟到距今3600年前后，人们开始铸造铜鼎，先以礼器事之，逐渐演变为社稷重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青铜鼎，分属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工艺和文化成就。

人们对后（司）母戊鼎、子龙鼎和大盂鼎的名字并不陌生，但对其流传身世未必十分清楚，且网络和其他媒体对三件大鼎的身世说法也有所不同。本文试根据自己的调查，略作考述。

　　后（司）母戊鼎

后母戊鼎也称司母戊鼎，口部为长方形，制作于商王朝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距今已有3200余年历史。

　　后（司）母戊鼎 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商代晚期

　　长110厘米，宽79厘米，高133厘米，重832.84千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厚立耳，折沿宽缘，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该鼎得名于其腹部内壁的三个铭文，释为“后母戊”或“司母戊”。

　　后（司）母戊鼎铭文

该器之所以被视为“国之重器”，原因之一是其体量巨大，是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重的一件。由于体量大，所以铸造起来难度极大，不仅铸造时所需原料多，铜、锡、铅配比难度高，更重要的是铸造时需要解决金属快速冷却所带来的冷隔等技术问题。因此，它代表了距今3200年前中国青铜铸造工匠的一次相对成功的技术尝试。

而后（司）母戊鼎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史学方面。它见证了距今3000年前商王朝发达的祭祀文化，揭示了当时“礼制”对于社会的意义。最令人们感兴趣的是，该鼎的背后有着鲜活的商代人物：器主“母戊”、作器者“母戊”的子女、商王“武丁”，以及与“母戊”侍奉着同一位商王的商代女将军“妇好”。

　　流传经过

后（司）母戊鼎系1939年春由安阳武官村村民掘出。先埋存在村民吴培文家中，当时还残断了一只鼎耳。

1946年7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安阳县长姚法圃等在当地驻军协助下，从吴培文家中将大鼎挖出，又从当年参与挖掘大鼎的同村村民吴希增手中取得鼎耳。随后用马车将大鼎运至位于萧曹庙内的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并开始对外展览。展览期间，观众络绎不绝，当地《民生报》对此有多次报道。

当年正值蒋介石六十大寿，豫北驻军总司令王仲廉派员将后（司）母戊鼎押运至南京，作为献予蒋介石的寿礼。蒋介石对大鼎极感兴趣，亲率蒋经国等在金石学家马衡陪同下，前往参观后（司）母戊鼎，但蒋介石当时看到的鼎是没有鼎耳的。

　　1946年蒋介石在南京参观后（司）母戊鼎

其时的中国，刚刚经历抗日战争的灾难，百废待兴。蒋公挟战胜国领袖之余威，满怀建设中国的雄心壮志，其中文化事业是他复兴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他将大鼎拨给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后（司）母戊鼎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

随着军事上接连失利，至1948年底，国民政府被迫准备退往台湾，已经运至南京的文物，也分三批转运台湾基隆。后（司）母戊鼎当然也在转运之列。但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母戊鼎也没能运走，一直存放于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今南京博物院内。后（司）母戊鼎没有被运往台湾，或许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器物过重，难以搬运；二是当时直接或间接参与搬运的一部分人员对文物运台并不十分积极。

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技师潘承琳，为后（司）母戊鼎补上了断失的鼎耳，并复制了另一只鼎耳安上，首次使后（司）母戊鼎呈现出今天看到的面貌。同年，后（司）母戊鼎在南京博物院举办的“中国历史文物陈列”中正式展出。

　　后（司）母戊鼎 鼎耳

1959年8月3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竣工，巍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同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后（司）母戊鼎被从南京博物院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奴隶社会”，更加广泛地面向观众。自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也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1989年7月19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开始对后（司）母戊鼎进行科学保护。

2005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请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充分展示殷墟的“价值”与“真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建议将后（司）母戊鼎运回安阳展出。该建议得到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凤瀚的大力支持。

同年9月，后（司）母戊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支持下回到阔别六十年的故乡安阳，一年半以后，被再次送回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也隆重开展，后（司）母戊鼎傲然矗立其中。

　　子龙鼎

　　子龙鼎，铸造于商末，距今有3000余年历史。此器口部圆形，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两类六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子龙鼎 传河南辉县出土 商末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通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腹深43厘米，耳高22厘米，足高36.5厘米，重230千克

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沿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子”字较小，下面的“龙”字以双线勾勒，遒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

　　子龙鼎铭文

子龙鼎的文物价值，首先在其端庄雄浑。它是目前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的重器。它没有过于繁缛的装饰，整体端庄、朴素、大气，极富美感。其造型与花纹，代表了商代铜鼎向西周铜鼎过渡的特征。

其次在其铸造工艺，与后（司）母戊鼎不同，子龙鼎铸造精细，没有明显的铸造缺陷，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第三，子龙鼎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第四，该鼎铭文“子龙”二字，表明其器主很可能是距今3000余年前居住在今河南辉县一带的商代子姓贵族，这对研究商代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流传经过

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经由日本专门从事中国文物国际贩卖的山中商会运入日本。之后，虽在日本私人藏家之间有过秘密转让，但从未公开示人。

2002年后，子龙鼎的照片经过多种渠道传至中国，曾有学者见到。2004年6月，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陈佩芬访日期间，在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兵库住所客厅外首次见到子龙鼎，惊叹之余，当即产生将其收购回国之念。

两天之后，千石唯司将其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镜与其他类别的青铜器，在大阪美术俱乐部展出，名曰“中国王朝之粹”，子龙鼎列在其中。而且，在配合此次展览出版的《中国王朝之粹》一书中，子龙鼎作为首器。

2005年，子龙鼎运入香港，国内外一些藏家、炒家闻风而动，与子龙鼎持有人商谈购买事宜，并伺机炒作以牟取暴利。而且当时子龙鼎持有人已经得知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根据联合国有关艺术品贸易公约，停止进口历史超过九十五年的艺术品，所以他急于将子龙鼎运入美国。

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员通过相关渠道与子龙鼎持有人进行了直接沟通。经过说服，子龙鼎持有人最终同意将子龙鼎优先转让中国，并承诺在一定期限之内不再与其他买家接触；同时，双方同意按照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工作程序，对子龙鼎进行严格鉴定。

　　子龙鼎

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了严格的实物鉴定，之后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审查，专家一致认定：子龙鼎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瑰宝、国之重器，并呼吁国家批准动用文物征集专款，尽快将其收购回国。

在履行了严格的鉴定程序之后，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员与子龙鼎持有人进行了艰苦谈判，其持有人最终将子龙鼎转让中国政府，购鼎费用远低于原报价。国家文物局迅速批复此征集方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2006年4月28日，子龙鼎搭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班机降落北京。

2006年6月，子龙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短暂展出。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子龙鼎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览中的重器，再度向观众展示。

　　

　　大盂鼎

大盂鼎，铸造于西周康王时期，距今有近3000年历史。大盂鼎器壁较厚，口部为圆形，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凹弦纹。

　　大盂鼎 陕西郿县礼村出土 西周康王时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图/上海博物馆

该鼎得名于其腹部内壁铭文的主人公“盂”，它被列为“国之重器”，首先是因为其铭文的重要历史价值。大盂鼎铭文共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对“盂”的册命。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前朝商之内外重臣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铭文中常常被学者引用的一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与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尚书·酒诰》中所记述的内容相合。

《尚书·酒诰》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诫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文中有一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

这是很难得的出土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例子。所谓“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描述的是商王朝的社会结构和政府组织机构。这样的信息来源可靠，表述明确，实属极珍贵的史料。

大孟鼎铭文除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之外，还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篇铭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文字笔画粗细不等，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整体构图浓淡相宜，是公认的上古文字艺术佳作。

　　大盂鼎铭文拓片

在目前所见西周鼎中，大盂鼎以153.5千克的体量，列属大器之一。该器铸造精致，端庄大气，造型与工艺都达到了极高水平。

　　流传经过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眉县）礼村。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小盂鼎。与当时出土的众多文物一样，大盂鼎也没能逃脱被贩卖的命运。

最初，此鼎由当地乡绅郭氏保存，后被转卖给岐山首富宋金鉴，随后又被岐山县令周庚盛买去，周庚盛再将其转卖到北京。宋金鉴获得功名后，曾出价三千两白银将鼎购回。宋去世之后，其后人以七百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又将大盂鼎献给左宗棠。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因谗言遭朝廷议罪。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仗义施援，上下疏通，并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公，使之得以幸免。左宗棠为此感恩不已，以大盂鼎相赠。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家收藏在北京。

1890年潘祖荫故世，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大克鼎连同其他珍玩运回苏州，深藏家中，视为珍宝，很少示人。清末大藏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时，曾一度挖空心思，想将大盂鼎占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民国时，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求购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潘家同样回绝。

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沦陷，此时潘祖年也已作古，潘祖荫的侄孙们为保全大鼎，将其与其他文玩一起埋藏于潘家二进院落的堂屋下。整个埋藏过程除潘家人外，只有另外两名佣工和一名看门人知情。日军占领苏州期间，潘家避难上海。看门人趁机盗出部分文玩卖与古董商人谋利，但大鼎得以幸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新政府感召，潘家孙侄潘承镜等决定将大盂鼎捐献给国家。1951年7月，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给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将大盂鼎捐献给国家的意愿，同时捐出的还有潘家的另一重器大克鼎。潘达于还提议在上海博物馆向社会各界展出两件大鼎。华东文化部文物管理委员会收信后，即派人前往苏州接收大盂鼎、大克鼎，并于同年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潘达于女士观看大盂鼎、大克鼎

　　图/上海博物馆

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位于北京天安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大盂鼎从此入藏北京。

中国历史博物馆改名国家博物馆后，大盂鼎与后（司）母戊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大镇馆青铜器。2006年，子龙鼎加入镇馆青铜器的阵容，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大盂鼎又与后（司）母戊鼎、子龙鼎一道，出现在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览中

　　文中未标注图片皆采自《美成在久》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