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寺遗址，汉，西安，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乡新合村，古遗址，第三批

新寺遗址 : 新寺遗址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乡新寺村, 是一处汉代建筑遗址。
新寺村位于灞河下游东岸、渭河南岸的冲 积平原上。这里两面临水,平坦开阔,土壤肥沃, 林木葱郁,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但是如果仔细观 察一下,你会发现在新寺村西有 一处地块微微隆 起的高地。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在这一 马平川的原野上怎么会“天造地设”地出现一个 突兀的高台呢?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难解之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些对此感 兴趣的学者到新寺村进行考察,也有一些外国人 专程来到这里,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88年, 西安市进行全市文物普查,对这块高地进行了详 细的调查。通过多次的实地调查,神秘的面纱逐 步揭开。这块高地原来并非“自然造化”,而是由 人工夯筑而成。人们在这里发现了3万多平方米 的夯土层,总厚度约1米,夯层厚约6厘米。还 采集到大量的古建筑构件,有表面饰以绳纹、内 饰布纹或菱形方格纹的筒瓦和板瓦、菱形方格纹 铺地砖、五角形陶管道、二层台式方形石柱础、云 纹瓦当、“长乐未央”瓦当等。其中“长乐未央” 瓦当直径达22厘米,是比较少见的。这些都是典 型的汉代遗物,可以初步肯定,这块夯土台基是 一处汉代建筑基址,被称为“新寺遗址”。那么, 当时建在这里的是什么建筑呢?
让我们翻开历史典籍,查找一下有关这一 带的记载。《水经注》里有这样一段话: “自新丰 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西十里则灞水,又西二十 里则长安城。” 汉新丰古城的位置已经明确了, 在今临潼区北十五里新丰镇西四里的长穹村附 近; 汉长安城的位置也是确定的。根据上述记 载,按当时的长度单位换算过来,霸城的位置大 约就在今新寺村附近。也就是说,新寺村遗址有 可能是霸城县县治的所在。霸城县在汉代叫霸陵 县,与汉文帝霸陵有密切关系。汉文帝前元九年 (前171年) 在芷阳县境内筑陵,取名霸陵。芷 阳县初为秦昭襄王所设,以芷阳宫得名,县治在 今临潼区韩峪乡油王村附近,辖区包括今西安市 东郊及临潼区西南部。到了汉代芷阳县辖区依 旧。汉文帝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修霸陵时并未耗 巨资专设陵邑,而是改陵园所在的芷阳县为霸陵 县,辖区不变,兼作陵邑。学术界有一种看法, 汉文帝改芷阳为霸陵县后,将县治迁往陵北灞水 东,即今新寺村一带。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其一,州、县治所位置的选择,要考虑许多相关 因素。秦设芷阳县于今油王村一带,是由当时的 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决定的。当时的芷阳 恰好位于通往尧关等要害地区的大道附近。到了 汉代,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汉代东出长安通往函 谷关及东部地区有一条新的交通干道——枳道。 这是长安东部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新寺遗址恰 恰就在汉灞桥的东口,既扼守住长安东面的天然 屏障灞河,又紧临东西大动脉——枳道,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汉文帝将霸陵县从秦芷阳县治原址 迁于此,既能起到维护霸陵的“陵邑”作用,又 能起到镇守关口、护卫长安、防范东来之敌的作 用,一举两得。因此,将县治迁于此,是值得的, 也是完全可能的。其二,《关中记》 中有这样的 记载:“秦为金人十二,董卓坏以为钱,余二枚, 魏帝欲徙诣洛阳,到霸城,重不可致,在今霸城 大道南。”霸陵县于三国魏正始五年改名为霸城 县,因此引文中所称霸城与汉霸陵县同为一地。 魏时东出长安至洛阳的大道与汉的枳道基本上是 一条道,因此将金人“徙诣洛阳”途径霸城,说 明霸城就在大道附近,恰与新寺遗址的位置相符 合。其三,新寺遗址的夯土层并非整片相连,而 是分布于数处,说明这里不是单体的殿阁建筑, 而是有多处建筑,而且范围较大,与县治的特点 能够相符。总之,新寺遗址作为霸陵县治的所在 地是很有可能的。
也有一些学者对新寺遗址作出了其他推测。 例如有人推测这里是薄太后陵之所在,也有人认 为是恭王庙。这些推测目前还找不出特别充分的 依据。对新寺遗址的考证尚未得出最后的结论, 要作进一步的探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发掘工作。鉴 于新寺遗址的保存状况及其重要性,陕西省人民 政府1992年4月20日将其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 护区为新寺村西民宅外东西200米、南北300米, 一般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同上。

新寺遗址文化层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