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残铜人俑的解析胡建　　1995 年发掘的南越国“蕃池”过程中，少量金属器偶然被发现，多数是残缺不全，出土的一件残铜人俑引起了发掘者的注意，随后的报告中进行了描述：男俑，青铜铸造，中空；头部顶残，无发髻留存，两臂高举，右臂的腕部以上、左臂的前臂部分残断；裸身，胸肌隆起，强健有力，腰身以下残缺，通体有被火烧炭化严重（图 ...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残铜人俑的解析

胡建

　　1995 年发掘的南越国“蕃池”过程中，少量金属器偶然被发现，多数是残缺不全，出土的一件残铜人俑引起了发掘者的注意，随后的报告中进行了描述：男俑，青铜铸造，中空；头部顶残，无发髻留存，两臂高举，右臂的腕部以上、左臂的前臂部分残断；裸身，胸肌隆起，强健有力，腰身以下残缺，通体有被火烧炭化严重（图一）[1]。残铜人俑展现了发掘时的原始状态，破损下部分的铜像露出了断缺的碎片，残骸是南越国灭亡时的考古迹象。因为该铜俑出土于遗址区，推测应该属于宫殿内的实用器，有别于墓葬内随葬器，按照特有的时代和地域能得以埋藏。残铜人俑是较为少见的造型，虽然缺失部分较多，但于面部和躯体而言是相对完整的，这些对推测该器的形态和铸造等方面具备了可能性，以下从几个方面进行简要的解析。

图一：残铜人俑（正、背面）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一、人俑面部至躯体

　　商周时期，铜器局部铸造人俑已经开始，人俑形态要以湖南安化、宁乡交界处出土的虎食人卣最为著名，猛虎踞坐张大口似欲噬人，人首侧视双手拊虎肩，露出上部躯体，铸造浑厚，局部体现出粗旷风格[1]。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内，出现众多的写实铜俑，人像均具有地域特征，双眼塑造成立杏仁状，高鼻梁蒜头形，嘴部双唇紧闭，下颌宽圆（图表一）[2]。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像较集中，人像整体造型优美，面部丰腴饱满，表情温和恬静。青铜人像的头部分戴头冠和无冠二种，一号坑内无冠的头像留有榫口，应该是特意为套接冠饰所保留的位置[3]。

　　西周时期，铜俑多于铜器的附足，或立于局部，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和河南一带。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地发现一组男女铜人俑，男俑光头,圆脸,尖颌,颧骨突出,额头较窄,眉目细长,大鼻头隆起, 身着袍服,交领垂于胸,腰身较细,袍服遮及足踝（图表一）。女俑圆脸尖颌，额头较窄，有三叉形铜发饰，面部隆起，颧骨突出，眉目清秀，胸脯丰满，腰身修长。身着对襟袍服，双手做舞蹈动作[1]。

　　春秋战国，各地铸造青铜器中都有人俑表现于礼乐器的附属位置，人俑形态最精致的是曾侯乙墓编钟架支撑的人物立俑。该墓内编钟架上中二层各3 人，是带座的人形铜柱，简称铜人柱，人物立身托举钟架，若站立的武士，面目清晰端庄，目睁口闭，凝视前方，高鼻梁，鼻孔和嘴唇刻画细腻，神态安详（图表一）。每位人俑头戴圆冠，身着右祍长服，细腰束带，左侧配挂铜剑，上肢托举钟架，下肢与半球体底座连城一体，圆雕比例适当[2]。燕国、中山、韩、赵、魏等诸国的人物俑特征显著，造型得当，神韵自然，站立、跪坐形态各异（图表一）[3]。各国的铜人俑面部丰满，修目阔鼻，颜面舒张。例如，燕下都的战国人俑五官端正，前额发纹清晰可辨[4]。

　　秦始皇时代，青铜铸造人物以铜车马的驾驭者为代表，车上的御官俑,面容端庄，鼻高目秀，头戴冠，腰佩剑，面带微笑又有几分谦恭，显得很有身份，从发髻、面部到身躯着装都铸造的非常细微（图表一）[5]。汉代的铜俑无论单身人物，还依附于器物某一部位，面部的五官轮廓，还有四肢的躯体动作，均是简洁有力而入木三分（图表一）[1]。

图表一：商周至汉早铜铸人俑头像一览

　　商周时代还出现铸造青铜人俑的面具，人面的五官清晰。1935 年，河南安阳武官北地1400 号墓葬出土一件青铜人面具，小眼睛、细眉毛，直鼻、阔嘴、大耳朵，似为东亚人面孔，发掘者认为该墓属于商代晚期[4]。略晚的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面具在双眼及五官部位较为突出，表现出地域风格。岭南地区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有人面像器出现，表现在兵器等方面，广东清远县三坑的马头岗出土一件人面女像匕首，俑高6.9 厘米[5]。

　　此外，青铜铸造人俑的服饰时表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身着的纹饰非常细腻，且着衣者略多于裸身像，常见的是男俑身着右衽尖领窄袖长袍，有站立和双膝跪地两种形式。例如，三星堆出土的站立俑是最高大青铜人物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衣纹繁复精丽，龙纹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还有方格纹带饰（图表二）。中原地区常见的俑服饰以素面为主体，衣纹生动自然，足部多袒露赤脚，也有一些个体的长袍下垂至地面，不露出足部（图表二）[1]。秦始皇铜车马驾驭俑服装饰白色衣领，身穿双层长襦，内红外绿，下身白色长裤，足蹬方形口齐头翘尖履（图表二）。南越国出土人俑有南越王墓操蛇俑，深衣短裤。裸身俑者始见于西周铜器的附件，山东省博物馆藏一件裸人铜方匮，是以裸人作为装饰题材的青铜器，两扇可对开的小盖纽分铸男、女裸俑，两个袒露生殖器的小人对面呈跪姿。器体四角及两侧中间分别铸有六个裸体人形器足，屈膝，双手在后，以背承负器身[1]。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件铜人顶盘，铜俑面部清晰，上身袒露双乳，腰系细带敝膝间，下部双腿弯曲呈跽坐状（图表二）[2]。湖北随县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铜架立俑是裸身的人像，上身裸露，跨间紧系腰带未挂铜剑，表现出力士的姿态，造型与曾侯乙墓的铜人柱接近（图表二）。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残铜人俑是一件裸身者，下肢是否着衣不得而知。

图表二：商周至汉早铜铸人俑躯体一览

二、直立托举的人俑

　　青铜人俑的手臂和双手姿势是判断使用功能的重要因素，持物时造型多样，有的铜俑手臂的立于胸前，或者左右手各自持物，还有双手托举、单手托举等姿势，也有手中不握物的，可谓千姿百态。在人俑中以双手置前呈现握物状较多见，例如，年代接近殷墟晚期的三星堆遗址第二号坑的青铜立人像，双手环握，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两臂前伸似拱持圆形筒状物，赤脚戴足镯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还有一件小尺寸的直立人俑，身着对襟长服，腰束带二周，双手张开抚按腹部。下体微侧，右腿蹲屈，左腿单膝跪地，推测这件人像是挂在某种器物之上的附件。西周时期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地的男立俑,双臂弯曲至右肩,两手呈圆环状形拱持有握物,女半身立像也如同男俑，不同处是左手在肩上，右手于下，各持筒状物。战国时期燕下都战国铜俑人身直立，两臂前伸双手拱持筒状物（图表二）。远离中原地区的云南石寨山出土的持伞俑作跪坐姿势，双手上下重叠园握状（图表二）。秦始皇铜车马驾驭俑分站立和坐姿两种，均为双臂向前伸出，作揽辔状，每个手的食指和中指分开一道缝，正好容一条辔绳通过；圆握的双手使虎口保留充足的空间，口心会聚容积了多余的绳索。广州先烈路麻鹰岗曾出土南越国鎏金女铜俑二个，头饰朝天髻，身穿交领右襟长服，跪坐，双手按于腹前[1]。南越王墓的操蛇力士俑制作可谓巧夺天工，张口衔着弯曲的蛇身，双手后托紧紧握住挣扎的躯体，头顶屏风托架，具有舍生忘死的神态（图二）[2]。

图二 操蛇力士铜俑（正、背面）南越文王赵眜墓出土

　　铜俑以顶部托举形象有二种姿态，一种是头部顶物，例如西周山西翼城县大河口的赤裸上身铜人，体态消瘦，两手垂放双膝，头部顶圆形垫圈状方唇盘（图表二）。第二种是双手或者单手托举，例如安徽屯溪土墩墓出土青铜人俑四件，面部五官清晰，头顶圆形柱，形态相同，裸身挺立，双手上举，双膝跪坐（图表三）[3]。战国时期，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三件铜人立俑，人俑两臂高举，两腿分开站立，头顶方形柱，身着武士衣服[4]。最为著名曾侯乙墓编钟架的铜人立柱，他们若顶天立地双手托举，铜人均是力大无穷的武士形象托举起编钟与横梁[5]。下层的三个带座佩剑铜人顶托和手举曲尺木质横梁，铜人柱下各有带四个铜环的铜圆垫圈。中层横梁之上分别置三个站立铜人，肃穆稳健地头顶、手掌心向上托着呈曲尺木质横梁。铜人、编钟与钟架三者结构巧妙，整体的重量达2500 公斤。单手托举状以满城汉墓半跪状铜当卢灯俑为代表，俑首昂首，右腿跪地，左手按左膝，右手上举承托灯盘。铜俑身着胡服，直襟短衣，衣后部束成长尾状，脚穿长靴，俑的右手臂用铜钉铆合成一体（图表三）[1]。

图表三：西周至汉初铜俑托举一览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铜俑，通体有火烧残后炭化的痕迹，整体三处残损现象严重，第一处是腰下体严重残缺，内壁留有破损铜裂口碎片，其次是左前臂、右腕残断，第三处在头顶部有明显的残破[3]。在观察这件铜俑时，已经无法判断腰身以下的部分是站、是跪，而手臂和头部可以依据相近的铜人俑来分析其姿态。铜俑的原形残断双手上举是可以肯定，而是直臂挺举。现存的安徽屯溪土墩墓四件铜俑、山西长治分水岭三件铜人立俑和随县曾国墓地的多件铜人立俑，均是曲臂上举。南越国的残铜人俑头部分析，破损处素面，排除了戴发髻、头盔的可能性。俑头盖部残断痕迹看应该是顶物的，推测应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依照安徽屯溪土墩墓铜俑复原，头顶凸起的长方形立柱；第二种是山西翼城县大河口的赤裸上身俑头部，顶上为圆形垫圈状方唇盘；第三种如同随县擂鼓墩一、二号墓着衣、裸身的铜立人和曾侯乙墓编钟架的铜俑一样，头顶编钟横架（图表三）。从残俑头顶观察，体内为中空，头部两耳以上破损，耳缘与后颅处有明显的范线，破损口痕迹显示出被截断的迹象，以手举的形状结合头部复原应该是托举起一件横梁架，能支撑钟鼓一类有重量的乐器。南越王墓出土的操蛇俑能用头部顶起厚重的铜屏风，足以表明这一模式存在的可能性。

三、铜人俑的铸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以礼器为主流，人物的铸造仅仅是附属部分，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铜人面像为考古发现的青铜人像之最，二号坑青铜立人像高达1.8米。曾侯乙墓主人地位显赫，铜人铸造也高大，编钟架立人俑下层架人俑高0.96-1.16 米，中架人俑高0.79 米。秦始皇铜车马驾驭立俑身高0.92 米，坐俑0.51米。燕下都战国持伞俑高25.8 厘米，云南石寨山铜俑高达.57.4 厘米，满城汉墓的出土的灯座俑高约10-20 厘米之间，说唱俑约7 厘米。岭南地区，广东清远战国人面匕首的俑高6.9 厘米，广州先烈路麻鹰岗曾出土南越国鎏金女铜俑高24.5 厘米，南越王墓铜人操蛇俑为16.2 厘米，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残铜俑高13 厘米，腰身以下部分缺失严重。依照擂鼓墩曾侯乙墓编钟架立人俑比例尺寸复原，腰腿部分约与上身相当，考虑到铜俑的头部略有缺失，身高的推测要增加头顶部和腰腿的数据，估计应为25 厘米以上。

　　考察汉代以来青铜铸造人物的技法，习惯采用腹部空腔铸造，曾侯乙墓人俑经X 光探测得知，所有铜人俑是分铸后再与钟架浇铸，头部榫端与钟架用铸接法连接，使附件的榫头融合于器物构成一个整体。秦始皇铜车马铸造采用的是多合范法，人俑的外范成功地把握了曲面多变的躯干、胳臂以及两者交叉形成的复杂的形体。这些俑头和手是单独铸造的预制件，最后焊接在俑的体腔和袖管内。俑头上戴的冠比较复杂，采用先铸再焊接完成俑头顶的装饰。秦始皇铜车人俑的铸造采取空腔造型，内范是含有小型砂粒的泥质掺杂物，能有效防止范模膨胀爆裂。尤其是众多的马俑采用泥质内范，既能减轻马体重量，又可以节省许多金属[1]。南越国残铜俑的头顶和腰部以下被截断，可清晰地看到铜胎体的较薄，头部和上腹颈部没有似秦铜车马俑的套接痕迹，而是头部和身躯的独立空腔，表明两者单独铸造后再进行铸接，铸成后的人俑经过打磨抛光，右腕顶部则是托举的支撑印痕，在头部的后顶仍然有圆形的补铸后焊接迹象。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残铜俑铜壁不均匀，器物表面留有活芯垫痕迹，显示出春秋战国以来青铜器物铸造中的一个流程。经过对南越王墓等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和铸造分析，认为该阶段青铜器的铸造仍然沿袭商周以来的习惯制法，礼器、兵器和工具等以范铸法为主流，每一件器物根据主体部位和附件又沿用了浑铸、分铸、铸接和补铸等方法。秦汉之际，岭南地区的大、中型铜器使用两分范合铸，器物表面均可见到活芯垫的应用，南越文王墓操蛇铜俑和南越国时期的鎏金铜女俑器表都留有这些痕迹。南越国时期青铜器生产量有限，原料来源不充足，许多青铜器有修补焊接，铜器铸造技术有一些停滞和落后，南越王墓的青铜器和屏风支架使用的装饰附件足以说明当时的制作技术[2]。

　　南越国残铜人俑的头顶部空腔有泥砂内范，手和上部残断痕迹严重，估计与连接横架器物破裂有关。双臂上举的铜人俑托起沉重器物，虽然左臂是残断的，也不影响其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者气概。南越王赵佗是一位勇敢的军人，崇尚武力号称“武王”，拥有一支彪悍的部队。同一时期的楚王项羽是一位大力士，《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更早有秦国的武王嬴荡是一位大力士，“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3]秦武王举鼎时因为用力过猛，导致折断胫骨，可见推崇尚武是古代的一贯精神。秦汉时代，南越国残人俑双臂托举是考古发现的一件力士举重实物，尤其裸身让人感到力拔千钧，有肌腱的动感。早于南越国铜器类的力士托举精品，要首推曾侯乙托举编钟架的铜人武士，每一位举重铜人腰左佩一剑，将佩剑与举重结合起来，再现了长江流域列国的强悍雄风。托举钟架的铜人俑在文献称“钟虡”，于省吾先生引用《释名》云：“虡，举也，在旁举筍（横梁）也”，经考定“虡”字就是后世的“举”字[1]。《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虡金人十二，各重千斤，置廷宫中。”西汉时，钟虡金人移置建安、未央、长乐诸宫中。杨雄《甘泉赋》“金人仡仡，其承锺虡兮。”古代的“金”多数指“铜”，《汉书》所谓“铜人”，即是《史记》的“金人”。颜师古注：“虡，神兽名也。”贾谊《过秦论》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三辅故事》也记载：“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文献明确了古代以金人或铜人代指钟虡，说明铜虡即金人[2]。南越国王赵佗即是武将出生，又是中原的汉人，执行秦汉宫廷制度，仿制礼乐器铸造铜人应该在情理之中。南越国的直立托举铜人俑与曾侯乙墓地的铜人俑风格十分相近，极具楚汉青铜文化特色，裸身的出现折射出岭南地区有别于中原的地域性风格。

　　虽然，严重残缺的人俑给我们全面分析带来一种遗憾，但是铜像呈现的残缺造型和视觉形式，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想像力。残缺遗骸展示被看作一种具有时代的气息，尤其是残铜人俑表现的上举形象构造出极高的文化内涵。南越文王墓操蛇力士铜俑与屏风结合已经表现出从构想、设计、铸造过程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和文化艺术修养，结合“华音宫”文字的出土，宽阔的南越王宫内陈设钟鼎乐器，钟虡铜人双手向上擎举钟架应该不是一种空想。假设铜俑托举起类似曾侯乙墓出土的钟架，作为钟虡铜人置于南越王宫的音乐大殿，美妙的旋宫转调伴随着编钟演奏响起，时而犹如战场对垒的格斗，时而又若涓涓溪水流淌，悦耳的音乐令人陶醉。

　　1995 年发掘的南越国“蕃池”时，出土一件残铜人俑，头部顶、左手前臂和腰身以下残缺。残俑双臂托举，裸身让人感到力拔千钧的动感，与已有的曾侯乙墓地和擂鼓墩二号墓钟架俑的铜人比较，三者有近似的风格，应该是宫殿打击乐器编钟类的托架俑。南越国有自己的铸造青铜技术，南越王墓屏风的青铜力士托架显示出高超艺术水准。南越王宫的“华音宫”是专门演奏音乐的殿堂，成套的编钟需要支撑的托架，铜人俑担当起力士举重的角色。南越国王赵佗即是武将出生，又是中原的汉人，执行秦汉宫廷制度，仿制礼乐器铸造力士铜人应该在情理之中。

　　（作者单位：南越王宫博物馆）

　　原载 《广州文博》 2019年第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