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刘庆柱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本应1967年毕业，拖到1968年他们才离开了北大。当时有“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等“四个面向”的号召，他就和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毓芳分到陕西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这一待就是整整两年。

每当刘庆柱谈起这段经历时，都会显得很兴奋：“白天都干活，晚上睡大通铺，统一熄灯，虽然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了，但也没有时间看书。”不久之后，他被调到炊事班做了副班长，这下有了可支配的时间，别人下地的时候，他就对着英文词典看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两年时间里，他一共读完了《毛泽东选集》(1-4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以及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那段经历，不但磨炼了他的学习意志，也扩充了他的“知识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探讨国家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就是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演变来的，因为考古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锻炼完以后，我和李毓芳在旬邑县当了两年中学教员。”刘庆柱说，下乡这段经历中最大收获就是娶了李毓芳，“当时我们班上可只有两个女生。”

1972年，北大恢复了考古专业，北大老师李伯谦先生告诉西北大学的相关人员，说陕西旬邑有两个学考古的北大毕业生在那里工作。当时西北大学正准备恢复考古专业，就派人到咸阳地区组织部门商调刘庆柱和李毓芳去西北大学教书。

但是，当时咸阳地区政工组知道西北大学要他们之后，马上就捷足先登，把他们从县里调到咸阳地区去了。刘庆柱被安排到咸阳地区文教局工作，主要是管文化、文物;李毓芳则是被安排到咸阳博物馆工作。刘庆柱对秦汉历史、考古的爱好跟他最初工作所在地——咸阳有关。从1972年起，他就开始了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

“贬儒扬法的时候，秦始皇是法家代表人物，因此，我1973年到1975年发掘秦始皇的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此，他对考古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对工作要求严格，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必须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随时都要给自己定好目标，比如开展什么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要写什么内容的论文，要完成什么样的专著，这几天写什么，过几天又要做什么科研、完成什么样的科研任务等等。“不过，每次定得老高，几乎都实现不了。”说这话时，他又像小孩一样乐起来。

对刘庆柱来说，考古发掘是自己的选择;而在李毓芳看来，做这行却是“阴差阳错”。“开始我想考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然后当个老师，后来因为身体不错这一原因，到北大历史系。我们班上3个女生，一个因为觉得苦回了家，另一个身体不好，全班最后就剩我一个女生。”

“一次，周总理专程到学校里演讲，他对我们说：‘你们这批大学生要珍惜学习机会啊，99%的工农兵都在为你们服务!”’那时，李毓芳暗下决心：“即使考古工作再艰难，男同志能干的，我也能干，还要比他们干得更好!”

她第一次参加挖掘是1964年实习时，那时看到枯骨并不害怕。从现场挖掘出骷髅头骨没地儿保存，她就都拿回住处。当时住的是当地农民的破房子，条件简陋，也没有桌子、柜子等家具，她就把装着头骨的麻袋放在自己床底下。

李毓芳这番胆量和坚强，别说女性，就是男性也算少有。也许职业和人之间也有某种缘分，于是她心甘情愿地走上了考古之路。

考古工作有多苦?我们随着李毓芳记忆中的一幕幕往事探寻。她的“胆大”在业内是出了名的，因为她“一出道”就敢把装着死人骨头的麻袋放在枕头下，但是人们猜不到：她也有害怕的时候——遇见老鼠。

“我们在陕西挖掘时住在窑洞里，大窑洞里阴冷潮湿，里面都是跳蚤;小窑洞里老鼠横行，每天晚上都被吵得睡不着。”一次、，她竟然看到老鼠偷鸡蛋的场景，觉得好笑的同时，对如此嚣张的小动物也感到畏惧。后来有条件住进了民房，两人却发现还是有很多老鼠。“有天早晨起床，我看到老刘的床单上有血，他身上却没有伤。再仔细一看，他身下压死了一只小老鼠!”

同样是在陕西，同样是在一个大型墓地，每当回忆起一件事情时，李毓芳都会泣不成声。

在一片荒山野岭的发掘现场，刘庆柱病得很厉害，整个人昏迷不醒，滴水不进。周围百十人都在等这位考古专家的消息，没有他的指示，就没有办法继续。握着老伴儿的手，李毓芳哭了。但考古工作不能停下来，否则是耗时耗力，她对从外村找来的汽车司机说：“你们赶紧送他去看看吧，我不能去了，这里百十来号人都要有个主心骨啊，离不开人!”当汽车开远，李毓芳早已泪流满面。

对工作尽心尽力，李毓芳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直到现在，我说起对女儿的愧疚，还是忍不住要流泪，我是真的对不起她。”成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对死人的关照永远比活人多，李毓芳深谙这个道理。“结婚后我们夫妻俩连孩子都不敢多要，只生了一个，现在哪对老夫妻不是儿女成群的?可就是只生一个，都没法照顾好。”

两人去挖岳阳墓时，当地水显碱性，喝的是碱水用的也是碱水，时间长了，身体就都熬不住了。炎夏季节，刘庆柱骑自行车去做文物普查，一去就是一天。回来后他觉得背上痒，让老伴儿帮着看看，结果发现背上都是白色的燎泡。

高强度的体力工作还不是苦难的全部内容。因为考古工作包括发掘和科研两大部分，要求考古工作者具备野外发掘和室内研究的双重能力。所以，尽管白天发掘一天耗费了大量体力，但是晚上他们还依然要整理资料，编写考古简报。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庆柱和李毓芳执着坚持白天挖掘，晚上还要编写考古简报，往往一处遗址发掘完毕后不久，其研究简报也编写完成。几十年间，两人在中国古代都城和帝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先后参加并主持了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她一直为汉高祖长陵陪葬墓——杨家湾大汉墓、秦都咸阳遗址、唐代青龙寺、秦都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遗址等重大项目的考古发掘而忙碌，由她领队发掘的汉长安城陶俑官窑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他们为考古工作所作贡献获得了人们的关注与赞美。介绍两人时，大家经常这样说：他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界的著名学者刘庆柱;她是在考古项目中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的李毓芳。

电视鉴宝类栏目产生于何时?可能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消亡于哪年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了。

随着中央电视台二套的《鉴宝》热播，在几年的时间里，北京电视台的《天下收藏》、凤凰卫视的《投资收藏》、天津都市频道的《艺品藏拍》、湖南娱乐频道的《艺术玩家》等十几档与“宝”有关的栏目，均迅速火爆。而由此引发的全民收藏热和对电视鉴宝节目的诟病，也风生水起、争议不断。一边是普通收藏爱好者的普遍叫好，一边是业内行家的一片骂声。争论在2009年的两会上到了顶点。

2009年两会上，刘庆柱在全国政协社科界别联组讨论时明确表示：“眼下电视台流行的收藏鉴宝节目，不注重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只关注它值多少银子。这类节目对收藏文物是一种赌博性投资的拜金主义宣传，应该引起关注。”他认为，目前收藏鉴宝类节目给人一种错觉，淘到宝就可以一夜暴富，而让人忽略了文物的文化价值、历史内涵。

盲目的收藏热导致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刺激了本来就很猖獗的盗墓现象，另一方面就是出现了一大批文物造假集团，一些高仿产品让专家一时都辨别不出真假，严重扰乱了文物市场。

参加会议的中宣部和文物局相关领导都当场表示，将认真研究刘庆柱提出的这个问题。2009年10月，细心的观众发现，中央电视台二套的《鉴宝》节目悄然停播了，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爱家收藏》也已停播。

2005年，一则来自陕西的消息引起了刘庆柱的注意：当地学者极力倡导发掘乾陵，并称地宫中的文物可能多达500吨。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刘庆柱在国家文物局的决策者眼中，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学者。

他对发掘乾陵和秦始皇陵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说，现在各地兴起一股“考古热”，这是多年来很难见到的好现象。但是在热闹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简单地把考古等同于“挖宝”。我们“考古”不是为了“挖宝”，考古发现的价值不能简单用“挖”到的“宝”的价值高低、数量多少来衡量。考古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扩大地方知名度，但这些只是属于考古的“附属品”。

最后，国家文物局表态，关于乾陵发掘的政策，国家文物局一直没有改变，不支持发掘。其中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国目前对文物保护的技术尚不成熟。

“挖了这么多宝贝，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李毓芳思考片刻，回答说是一只玉碟。这只碟子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破旧的，乍一看就像一个石头圆盘。“那上面记载的历史可是一个惊人的新发现!”从此，每次走在通往考古现场的路上，他们都会期待着新的发现，每次有线索时，他们都会特别激动。

春天去考古，是刘庆柱和李毓芳最惬意的事，道路两旁是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水稻田，一波一波绿油油的麦浪。李毓芳说，会和老伴儿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