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要上溯至辽南京析津府。五代后晋的皇帝石敬瑭认契丹首领为父，将幽云十六州拱手让出，直接便宜了北方草原民族踏过太行山，一举占领了居高临下、坐看华北的京畿一带。

宋朝初兴，曾先后统一南方、降服北汉，气势如虹，本欲顺势而上夺回幽云十六州，未料在今日北京西直门外高梁河惨败给辽军，自此士气大挫，以致后来只能与之签订澶渊之盟，苟且偏安。

而辽人则将幽州升为“五京”中的陪都之一“南京”，以镇中原，其城池位置大抵就在现在的北京广安门四周。

大约千年的时光过后，辽代已然成为北京城一抹面目模糊的回忆，除了依然高耸入云的辽天宁寺塔，人们已经罕能注意到北京的辽迹。不过，一次于 2011-2014年展开的考古发掘，再次将契丹民族雄霸南京析津府的历史呈上。

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延庆区文委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北京市延庆区大庄科乡的燕山群峰中，发现了迄今国内所见保存冶铁炉最多、炉体保存最为完好的辽代冶铁场所遗址——有人贴切地喻之为“辽代首钢”。

来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刘乃涛，是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回忆起大庄科乡，他记忆犹新。有别于城区的都市景象，这里山路蜿蜒、长城匍匐。

2005年，大庄科乡水泉沟村村支书谢久所在自家盖房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窑”，自然而然将其联想为为长城烧砖的砖窑，并上报了文物部门。

最初搞不懂这些“石头疙瘩”有什么挖头的当地村民，大概不会想到，这处发现，最终在2015年4月摘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专家盛赞其为“宋辽时期中国冶铁遗址的典范”。

冶铁，是国家的命脉所在，也曾是改变中华文明进程的划时代发明。中国人从西周晚期即开始掌握冶炼和使用生铁的技术，并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形成了以生铁冶炼为基础的一整套钢铁冶金体系，直接促使中国历史走入铁器时代的新纪元：

铁质农具将荒地开垦，铁质兵器助战将杀敌，仪礼治国的分封制最终因此被效率至上的郡县制取代......冶铁的重要性，即便在千年后的草原民族心中，同样不言而喻。实际上，高质量的铁器，就是辽人引以为豪的致胜秘诀，辽帝还曾将铁刀作为礼物馈赠于宋帝。

然而遗憾的是，契丹的铁器究竟如何冶出，因为缺乏相对完好的冶铁炉发现作为实物证据支撑，所以在此之前一直令考古学家不甚明了。

在大庄科乡最重大的发现，当属四座一字排开的生铁冶炉。简单来说，即将铁矿石变成生铁（含碳量超过2%的铁）的过程：高温中，铁的氧化物在木炭的还原作用下脱氧，成为铁。

为了实现这一点，辽人用石块砌出竖式高炉，将破碎、筛分后的矿石和燃料从炉子的后上方装入，同时往炉后的鼓风口中鼓风，并加入白云石做助熔剂以降低铁矿石熔点；而在炉前侧开有炉门，铁水即从这里的沟槽流出——这套冶铁法，本质上与当今异曲同工。

前后几十年的使用，使得现在发现的炉壁内粘结了大量不规则的坚硬炼渣，炼渣断口类似玻璃断面或呈蜂窝状，正是它们蚕食了冶铁炉的使用寿命；但是，大庄科乡发现的多层嵌套的一号炉又表明，契丹人已经探索出了重复利用冶铁炉的“黑科技”。

生铁含碳量较高，质地较脆，需要通过“炒钢”的工序，在高温中将生铁中的碳氧化去除，炼出熟铁（含碳量0.02%以下）或钢（含碳量介乎于生铁与熟铁之间）。大庄科乡的生铁冶炉旁就发现了两座炒钢炉，进一步证实了辽人对于冶铁技术的熟谙：

刚刚由冶铁炉冶炼出的铁水不待冷却，就将被直接引入炒钢炉中炒炼，而得出的炒钢渣，又将被直接投回冶铁炉中，从而生铁冶炼和炒钢工艺实现了联合运行，这种技法正合了而后明崇祯年间初刊的《天工开物》一书对冶铁技术的记载。

一处冶铁遗址除了生产工具，同样重要的应该还有生产者。以大庄科乡的发现估算，一座冶铁炉应该需要十余人操作，再加上负责备料、运输、管理等等事项的人员，整个工场大概同时有上百人工作。而此次在距离冶铁炉大约100米处，考古学家果真发现了约两万平方米的工匠生活区。

这处完整而宏大的“工人宿舍”，仿佛定格了时空：生活区中的房屋坐北朝南，由院门、院墙、正房、东西厢房等组成，房屋内设有火灶；道路直通向冶铁炉，路上还存有车辙痕迹；发现的瓷碗、砚台、围棋、耳坠......

见证了当年工匠忙碌而又不失从容的热闹景象。只是令考古学家有些迷惑的是，冶铁本就是一项高危作业，这么多工匠也必定生老病死，但整个大庄科乡冶铁遗址却为何不见墓地的踪影?

更加无法绕过的问题还有：经由上述工艺制成的铁料（可能被制成了铁锭），又是如何被锻铸为具体的铁器，最终为契丹人所使用呢？此次大庄科乡考古发掘并没能给出答案。

实际上，放眼整个大庄科乡，考古学家此次揭示出的是一大片成系统的铁冶工业遗址群，其中既有开掘磁铁矿、赤铁矿等资源的五处矿山遗址、以水泉沟遗址为核心的四处冶炼遗址，还有如今环绕遗址的怀九河、当年遍布山野的栗子树，相当于辽代在大庄科乡布局了一处大规模的冶铁“总公司”，旗下包括水泉沟等处的“分厂”。

但专司铸造的另一家“公司”究竟位于何处，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了。

这就是考古学，为了解答一个谜题而来，最终往往带回十个谜题而去。大庄科乡冶铁遗址的考古工作只露出尖尖一角，下一步除了采用科技考古、聚落考古等理论与手段，尝试破解上述谜题，遗址还有望被建成遗址公园加以保护与展示。

虽然目前出于保护，遗址得到了回填，但当地村民已经获得了归属感，不仅为自己家住在历史如此悠久的遗址近旁而骄傲，还规划起了开发相关农家乐旅游的计划。

负责发掘的刘乃涛也成就感颇足：“以前我们就是配合基建考古，跟着挖掘机来回跑，发掘的尽是些细枝末节。这次我们在这里发掘了4年，眼看着遗址一点点越挖越大，展现出的体系越来越完备，最后呈现为这么重要的一处为辽南京服务的设施，我们心里那是很高兴的。”

《辽史》有云：“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也就是说，在辽代开国始祖耶律阿保机的父辈时代，契丹人就从中原、渤海国等地习得了相关技术，开始设立官办的“铁冶”了。

由此分析，大庄科乡冶铁遗址是否就是史书所载的“铁冶”？辽代在南京析津府北郊的群山中开设“首钢”，是否意味着这里生产出的钢铁，最终走上宋辽战争的前线 ?

令人意犹未尽的是，考古发掘现场仅发现了铁箭头等零星的铁器，还不能将大庄科乡冶铁遗址切实地与契丹人的钢铁战备形成勾连。但此次发现的这批保存格外完好的冶铁炉，仍然将契丹人以冶铁为立国大业的历史勾勒而出。

金代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曾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因而女真人也将自己的国号取作“金”，以图“金”比“辽”更坚。

重见天日的大庄科乡冶铁遗址看似其貌不扬，实则镇守着一段北京城的悠远往事，它平行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精致宋朝，佐证着一支与宋同时代的草原民族，金戈铁马、雄踞幽云的丰碑残影。

（文中图片来自刘乃涛和《中华遗产》，本文刊载于《中华遗产》杂志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