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而言，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思想，为此，研究人类的各种思想之诞生和创新成为重要的学术任务。一般人都以为，考古学是研究“形而下”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学科，不可能去研究人们的“形而上”的思想，其实，这是对考古学最大的误解之一。

通过考古学材料探讨人类的精神文化问题，最早是伦福儒、福兰纳利等提出“认知考古学”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了贡献。有关知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了宝贵的探索，如李伯谦先生发表过《关于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倡导考古界重视精神文化的考古。当然在精神领域考古方面做出艰苦努力的是何驽先生，他的《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不仅全面梳理了世界范围内精神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而且还就人类特别是中国先民的社会心理考古、自然观考古、社会观考古、宗教观考古、符号系统考古、艺术考古等方面一一进行了研究。

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一处发掘区

我们还要重视的是考古学的另一种思想史意义，它是在考古材料中提炼出的关于人类自身、社会、文化、文明等许多方面涉及到进程、体制、结构、规律、动力、创造等方面的思想史的意义。举例而言：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1848年首版) 今天，只要有一点考古学或历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有问题，因为，人类有阶级和阶段斗争的历史不超过七八千年，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超过300万年，即人类99%以上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同时也知道，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上为这句话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的，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超过6000年。那么恩格斯为什么会纠正1848年的定义呢?那是因为1848年到1888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考古学及人类学已经发现，在阶级社会诞生之前，人类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无阶级的“史前社会”。比如，19世纪40年代，“史前史”一词在法国开始使用；1865年，卢伯克提出了“新石器”说法；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发表；1864年，专门研究史前史的杂志《人类实证和哲学历史资料》创刊，次年，第一届世界“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召开；1869~1872年，莫尔蒂耶首次提出欧洲旧石器时代从距今18万年到1万年之间经历过四个演进期；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其副标题是“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考古学及人类学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发展以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经典的案例还被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引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摩尔根《古代社会》

还有就是关于“私有制”的讨论，有人说它是“永恒”的。如果说“自私”是人性中一个方面的话尚可讨论，但说私有制是永恒的，则得不到考古学的支持。从考古学材料看，私有制与阶级、阶级斗争等一样，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人类的一种制度，它的历史不超过整个人类史的1%，说它是永恒的，难以服人。

再有一点是关于历史发展有无规律性的问题，这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史问题。近年“无规律说”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话语，而考古学对其自有实证性的看法。考古学是从长时段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它会揭示出各种文化事象从起源到发展演变乃至衰亡或转型的种种规律性现象，以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发展规律而言，早在1836年，汤姆森在《北方古物指南》中就揭示了人类经历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时代的演化规律，人类顺此思维，还发现了铁器时代之后又发展到机器时代 (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自动化乃至智能化) ，从而揭示了人类生产工具发展演变规律中所包含的进步律：不断的复杂化、高效化、互动化、智慧化。

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地111号墓出土西汉双鹿饰铜琢

考古学家不仅仅是一个田野发掘者、地下出土资料的整理者、遗存现象的描述者、文化体系的发现者，还始终是一个思想者，他的思想来自对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建构的物质证据的长时段、全面性考察，来自对物质证据背后关系到人的精神层面问题的深层次追索，来自把物质与文献证据及保存至今的人类非遗甚至当代性实践证据做互补参证的方法论之中。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7年07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