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刘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正阳街道蒋刘村（原咸阳市泾阳县蒋刘乡蒋刘村）东，东邻大堡子村，南近高太路，北为河谷断崖，处在泾河下游南岸的黄土台塬（“咸阳塬”东北端）上，西距高陵杨官寨遗址约15公里。遗址所处地域黄土堆积丰厚、水文优势突出，地势北高南低、平缓开阔。

蒋刘遗址于1958年首次调查发现，收录于《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并于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确认。2021年，为配合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秦汉新城训练基地和秦汉新城市政项目汉韵三路建设（两建设工程东西相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项目建设用地内发现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据其相对位置和文化内涵判断，应属蒋刘遗址。发掘前的调查显示，蒋刘遗址地表遗物较少，发现少量绳纹红陶和篮纹灰陶片，塄坎上可见灰坑及疑似窑址。

上述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共清理仰韶文化遗迹200余座，包括灰坑、窑址、墓葬等，以灰坑为大宗。这些遗迹虽多被历史时期墓葬（大堡子墓地）破坏，但仍出土陶、石、骨、玉等各类遗物500余件，其中可修复陶器较多。

灰坑常见袋状坑，上部的直筒状结构多保存良好，整体剖面呈“上筒下袋”的“倒漏洞”状，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应为用于储藏的窖穴类遗迹；窑址发现较多，均为“前后式”结构，前低后高，前为“鞋底形”火塘、后为圆形窑室，窑床平整，多见环形火道，并发现以烧土块局部封堵火道的现象，窑室顶部应为穹窿状。因长时间使用，窑内周壁形成坚实的烧结层。根据结构和体量判断，这些窑址应为烧制陶器的陶窑；墓葬有少量发现，均为瓮棺葬，葬具多见夹砂鼓腹罐，罐内婴孩骨骼保存较差，不见随葬器物。

蒋刘遗址袋状灰坑剖面

蒋刘遗址窑址

蒋刘遗址瓮棺葬

出土遗物种类多样，内涵丰富。陶器除平折沿喇叭口尖底瓶、宽沿盆、敛口钵、夹砂鼓腹罐、圆捉手器盖、斜折沿釜、兽足灶等常见器型外，还出土大量两侧带缺口的打制陶刀，以及彩陶罐、舟形钵等精美陶器；骨角器常见锥、笄、镞等；石器多见斧、刀、锛、凿、镞等，还发现一些玉笄（“T”形）、玉环。此外，已鉴定辨识出粟、黍、稻等植物遗存和鹿、猪、鼠、兔、鳖、龟等动物骨骼。

蒋刘遗址出土尖底瓶（底残）

蒋刘遗址出土鼓腹罐

蒋刘遗址出土陶釜

蒋刘遗址出土彩陶罐

蒋刘遗址出土舟形钵

蒋刘遗址出土陶刀

蒋刘遗址布设平行探沟（右为北）

陶器器型特征和器物组合、陶刀形制及较多“T”形玉笄的发现表明，蒋刘遗址内存在年代集中且数量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与杨官寨遗址“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年代和内涵最为接近，属仰韶文化晚期偏早阶段遗存；考虑到两项工程（消防总队和汉韵三路）均属“全覆盖”式开挖建设，本次发掘采用大面积揭露方式，以廓清蒋刘遗址仰韶聚落功能区划为宏观目标，布设大量平行探沟（长100米）找寻环壕、墓地等大型“标识性”公共设施，虽未发现，但基本明确了蒋刘遗址的东南边缘。另外，发掘区域内共发现陶窑13座及集中分布的袋状窖穴，为确定蒋刘遗址陶器生产区和物品储藏区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掘严格贯彻执行了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推行的“片区制”考古工作理念，避免了因不同工程建设对遗址发掘和研究造成的人为割裂，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蒋刘遗址文物信息和考古资料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未来将持续关注周边基本建设项目，统筹考古发掘，有力推进蒋刘遗址考古工作全面系统地深入开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邵晶 裴学松 朱瑛培）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

　　8月20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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