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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峡口遗址
摘要: 1 遗址概况石峡口遗址行政区划隶属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川王乡峡口村，地理坐标为北纬35°08′01.5″，东经106°10′34.7″，海拔约 1790米。遗址由两个地点组成（第1、2 地点），分布于峡口村进村道路的两侧（图一），2009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联合调查队发现。第2地点埋藏于清水河二级阶地中，文 ...
石峡口遗址行政区划隶属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川王乡峡口村，地理坐标为北纬35°08′01.5″，东经106°10′34.7″，海拔约 1790米。遗址由两个地点组成（第1、2 地点），分布于峡口村进村道路的两侧（图一），2009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联合调查队发现。第2地点埋藏于清水河二级阶地中，文化层上覆的堆积相对较薄，考虑其发掘难度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先对其发掘，发掘面积约50平方米；第1地点埋藏于清水河一级阶地的前缘，文化层顶面距现今河面约8米，发掘难度较大。上述单位于2015年对其进行了试掘，文化堆积试掘面积约3平方米。
1. 石峡口第1地点
第1地点地层堆积分为7层，文化遗物主要出土自第 5 〜 6 层，分别命名为第一文化层（CL1，第 5 层）和第二文化层（CL2，第 6 层），碳 -14 年代测定遗址文化层年代为距今约1.9 万〜 1.6 万年（图二）。遗址发现用火迹象2处，皆分布于CL1中。H1为一处灰堆，残存长约19厘米、厚约8厘米，灰堆中出土少量石制品，还有一些动物碎骨、 烧骨、炭屑及1件串珠装饰品残段。H2残存长约90厘米、厚约20厘米，灰烬层分布集中，并出土数量较多的石制品、动物碎骨、烧骨、炭屑等，其间分布有10件尺寸较大的烧石，指示H2应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图三）。由于发掘面积小，H2未完整揭露，但集中分布的灰烬层、丰富的包含物及烧石的分布特点显示其为一处有控制的用火遗迹，属于高投入的火塘。第1地点发现遗物丰富，包含石制品406件、动物化石201件、古人类牙齿化石1件、串珠装饰品2件以及烧骨、大量的石质碎屑和碎骨等。经初步观察，人类化石残段为右侧下颌第3前臼齿，属晚期智人，出自第一文化层。两个文化层的石制品组合面貌基本一致，类型主要有石锤、普通石核、细石核、石片、细石叶、石器、断块、碎屑以及较 多经人工搬运的砾石。石制品原料多选自河滩砾石，石制品原料总体以石英为主，燧石次之，另有少量的石英岩、凝灰岩、砂岩、页岩、玛瑙、白云岩及粗面岩；简单石核剥片主要采用硬锤锤击法，存在少量修理台面石核（图四）；细石核类型主要有楔形、锥形、柱形及不规则细石核（图四）；多数细石叶形态规范，部分细石叶台面背缘存在琢磨痕迹（图五）。加工石器主要采用硬锤锤击修理，石器类型以边刮器、端刮器为主，尤以小型两面尖状器具有特色（图六）。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主要有普氏羚羊、马科等种类，发现少量鸵鸟蛋片。2. 石峡口第2地点
第2地点的发掘采用目前通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方法，以1 米×1米探方为单位，采用自然层与水平层相结合的方法自上而下逐层发掘，据遗物密集程度以 5 〜10厘米为一个水平层对文化层进行发掘。遗物出露后，工作人员进行编号、照相，并使用全站仪记录出土遗物的三维坐标；同时以探方及水平层为单位对文化遗物密集层位出土的堆积进行水筛，便于发现尺寸较小的石制品、动物化石等遗物（图七）。地层堆积分为6层，第3层出土少量汉代遗存，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主要出自第5层。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的碳 -14 年代为距今约3.3万年。文化层内发现集中用火迹象4处，多处用火遗迹底部为高温烘烤形成的红烧土层，内部分布有密集的炭粒、石制品、动物化石和一定数量的自然砾石。然而自然砾石的分布未发现规律性，与石峡口第1地点的火塘有一定的区别（图八）。该地点共出土野外编号标本5000余件，其中石制品4500余件，动物化石500余件，以及大量的碎骨和石质碎屑等（图九、一○）。初步观察显示，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石英岩也占有一定比例。石制品类型主要有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屑以及经人工搬运的砾石。初步研究显示，简单石核剥片主要采用硬锤锤击法，多用砾石的砾面和打击面为台面进行剥片，也有少量修理台面者；存在一定数量的预制剥片石核（图 一一）；石器类型主要有边刮器、锯齿刃器、端刮器等（图一二）。初步鉴定显示遗址动物种类以鹿科为主，发现少量犀牛化石。石峡口遗址两个地点相距不到 100 米，但年代相差约 1.5 万年，为讨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 4 万〜 1 万年）黄土高原西部古人类的演化、交流和适应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意义重大。学术界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现代人（晚期智人）所创造的文化，并常常将中国发现的具有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点（如石叶技术）的遗址解释为扩散的结果，但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如何表现的、它们何时出现是困扰学界的重大科学问题。石峡口第 2地点的年代大体处于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开始的时段（距今 4 万〜 3 万年），遗址发现了具有预制特征的石核、加工精制的端刮器、频繁且稳定的用火行为，这些特征显著不同于其之前旧石器遗址的物质文化特点。这些新的文化因素是预示着来自西方的影响还是本土文化的创新，这一问题亟待回答。对石峡口第2地点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开始的时间及行为标志、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北方的扩散和演化等重要学术问题。石峡口第1地点的年代落在了末次冰盛期（LGM）的末期。中国北方 LGM 内发现的遗址较少，且经过系统发掘者更少。学者们通常认为LGM 极端寒冷环境下人类在北方的生存区域急剧向南退缩，石峡口第1地点发掘的新材料对讨论极端环境下古人类的生存范围、适应生存方式等重要学术问题具有关键意义。石峡口遗址两个地点发现的材料也为我们讨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提供了材料。石料对石器工业的影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 长时间以来中国缺乏复杂的石器技术被认为是缺乏优质原料的结果。石峡口遗址两个地点邻近，面临相似的区域石器原料，而不同时代古人类所使用的石器技术有所差别，对此问题形成原因的细致研究可为我们讨论旧石器时代石器原料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提供理 论方面的借鉴。
来源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李锋 陈福友 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