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农田、作物和农业工具等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农业要素。农业生产首先是从整治田地开始的，农具作用于农田，作物又是农田上的收获物，农田的形态与作物和生产技术密切相关，因此，农田问题应该是农业历史与农业考古研究中最不容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农业考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物、农具和水利等方面，农业起源、传播和史前作物遗存分析更是当下农业考古的热点，尤其是近年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兴起，对动植物遗存和环境问题的专题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其他农业问题的整体关注。虽然我国学者也较早注意到史前时期古稻田的探查和研究，但对于历史时期农田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现在，考古发现的农田遗迹或与农田相关的材料逐渐增多，跟着当前考古学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的步伐，我们是应该在农田考古上有所作为了。

在田野考古中，农田遗迹的发现是从水田开始的。早在1948年，日本学者在静冈县登吕遗址首次发现弥生时代的水田遗构，此后，弥生时代、绳纹时代和古坟时代的水田遗迹不断被发现。现在在日本，水田考古揭示的水田结构、生产方式等为稻作农业和古代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日本学者采用水稻植物蛋白石（plant opal)分析法进行水田遗构的探查。植物蛋白石是植物硅酸体在土壤中形成的化石（研究者又称植硅体、硅酸体或简称植硅石）。禾本科植物具有从土壤中大量吸收硅酸的特点，进入植物体内的硅酸会在特定细胞的细胞壁上沉积下来形成植物硅酸体（sillica body)。由硅化物形成的植物硅酸体在植物死后具有不被氧化、分解的特性，以其原有的形态半永久性残留在土壤中，成为土壤粒子。不同植物的硅酸体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从而为植物类型的定性、定量分析提供依据。研究表明,每克干土壤样本中含水稻植物蛋白石的数量在5000粒以上时,该土壤来自稻田的可能性则很大。日本学者推广使用网状式布孔探查法，分层取样分析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推定水田遗迹所在的地层，并进而推测其范围，现在已经形成探查古稻田的一套系统方法。在日本，土壤植物蛋白石分析法广泛应用于考古学领域，成为调查古稻田遗迹的一般方法，结合对水田遗构物理特征的分析，已发现古稻田遗迹300余块。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水田探查法开始在我国推广试用。

1989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日本宫崎大学农学部合作，以江苏苏州龙南遗址、吴县（今吴中区唯亭镇）草鞋山遗址周围为试点进行古稻田调查。1992年配合古稻田的联合调查工作，南京博物院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发掘草鞋山遗址，采用日本学者水稻田的判断标准,当年确认了东周、崧泽、马家浜文化三个时期的古稻田。到1995年，四次发掘中在第9层以下至生土面的马家浜文化层（5900-6200BP）共发现古稻田44块,草鞋山遗址上层还发现东周（吴越）时期的水田18块。

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的古稻田分东、西两片，其中东片水田有33个田块，位于低洼地带，由6口水井和3条水沟相互串联，构成一个略呈南北向的水田区。田块皆为平底浅坑，椭圆形、圆角长方形或不规则形，浅坑与浅坑之间相连或以水口相通。每块田的面积0.9-12.5平方米，一般为3-5平方米，深0.2-0.5米。水沟位于水田的边缘或端部。水井口大底小，口径0.5米左右，深1.5-2米，部分水井中部还留有台阶。水井实为蓄水坑，与水沟皆为人工灌溉设施（图一，1）。西片水田遗迹也由田块、水沟和水井组成，有田块11个，之间有进水口相连，田块和水沟都围绕一个大水塘呈辐射状分布，水塘已揭露部分南北长14.5米，东西宽9米，塘边十分整齐，应为人工挖成，与水田灌溉相关。经测定，东片田块内含有丰富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地层中也浮选出较多的炭化米粒。

草鞋山遗址上层东周（吴越）时期的水田位于人工河道西侧，其中甲组水田为三块由水口或水道南北相连的不规则形浅坑，面积分别为3、10和50平方米左右，居中的大坑有可能是两侧水田的蓄水池，但三个浅坑的内部堆积情况都一致。乙组的四块田相对规整，近方形或长方形，保存较好的S14为西南东北走向的长方形，直壁平底，长6-6.5、宽2.5-3米，深30厘米，有水口与相邻的两块田串联（图一，2）。

目前史前稻田的确认依据主要是遗迹形态和水稻植硅物蛋白石的含量。近十年来,土壤植硅石分析技术在我国稻作起源与传播中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植硅石定量分析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国在古稻田的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史前考古实践中，对土壤进行植硅石分析以确认水稻田是否存在也成为常规的做法。以草鞋山马家浜文化古稻田的发现为开端，我国史前古稻田遗迹的探查不断有新的收获。

1992—2018年,田野常规方法与土壤分析技术相结合，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山东等地十多处地点揭示出新石器时代的古稻田。2009年，杭州余杭区茅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晚期有整齐的红烧土田埂的大片古稻田，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史前农田考古发现。除了发掘报告的描述，邹厚本、丁金龙等对马家浜文化的水田进行研究，总结了早期水田以小型和不规则形为主的的特点，分析了水沟和水塘等原始灌溉设施的作用。

水田考古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农田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找到适合的办法就会大大增加发现农田的机会，沿着水田考古的路子，我们还有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做。

第一，我国水田遗迹的发现大多得益于植物蛋白石定量分析技术的合理应用，土壤分析技术也已经为区分农耕土壤和非农耕土壤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植物蛋白石分析技术在农田考古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探寻水田遗迹的经验也可以推广到旱作农田的探查中。除了植物蛋白石分析技术的运用，欧美学者还探索利用古代沉积物中骨骼物质稳定氮同位素分析数据来说明耕作、施肥等农田的利用方式。我国学者也开始探讨这类方法的应用。Dolores R. Piperno等以植物化石和淀粉分析数据等为主要证据,说明墨西哥西南部低地是美洲古农田分布的核心地区。Mariano Ucchesu等人通过沉积物以及遗址样品浮选植物残体，说明意大利撒丁岛中部小麦、大麦等谷物种植的信息，证明在更广泛背景下撒丁岛中部新石器时期农田的存在。

第二，农田是地层中的遗迹现象，是有一定范围和具体形状的，用考古学常规方法从地层中区分出农耕的田块应该是可行的，特别是历史时期考古中，农田遗迹主要依靠田野考古常规方法揭示，它们作为地层中遗迹现象的特点更为明显。历史时期的农田遗迹发现较少，除草鞋山上层发现的东周时期的水田，1998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发掘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清理出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水田遗迹。水田面积较大，相邻田块间有较高的田埂，田埂上有水口。水稻已经收割，田面留有排列整齐的稻窝，甚至还发现清晰可辨的牛蹄印。2005年河南内黄三杨庄出土的汉代田垄遗迹直观地展示了汉代的农田景观，此后该遗址又发现商周、战国时期的农田遗迹。另外，湖北荆州望山桥发现战国时期的旱作田垄，河南延津沙门城遗址发现宋金时期大面积的农田田垄遗迹。在北美俄亥俄、密西西比河峡谷以及美国东南部，考古学者辨认出公元1000—1500年间的畦田遗迹。这也是根据遗迹现象判断的农田形式。

第三，田野考古常规方法与科技考古分析技术结合，可以给古代农田的发现创造更多的可能。草鞋山马家浜家文化的古稻田距今6000年，是我国最早确认的农田，也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古稻田，如果没有植物蛋白石（植硅石）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浅坑很可能就被当作地层中的普通遗迹现象处理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想，过去在稻作农业区进行的发掘中，被忽略的古稻田遗迹一定还有不少。

第四，农田不单是种植作物的田块，它更是一个体系，田埂、水口和灌溉用的水沟、水井（或蓄水坑）等人工设施都是农田的有机组成部分。农田不是孤立的田块，农田区内若干田块和灌溉设施构成较大的农耕区域。考古调查发掘中不应以田块的发现为最终目的，应该关注到农田体系的存在，深入到土地整治、田地类型、农田布局、农耕技术甚至更多农业社会问题的研究中。

在古代社会中，农田无处不在，我们调查发掘的各种遗址类型可能就在农田中或在农田的包围之中，显然农田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往偶然的、零星的发现也没有系统性的归纳和分析，虽然科技考古手段提供了更多发现农田的机会，但主要偏重于史前时期水田的探查，历史时期的农田遗迹发现较少，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农田考古是农业考古的重要专题，相信它一定是大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我们对农田的理解是从其整体性上着眼的。田块本身是农田最核心的部分，灌溉设施和农田道路体系是农田的附属，工具作用于农田，聚落是农田展开的根据地。在农田考古研究中，可以把聚落看作农田环境中的要素，它与农田和其他人工设施一起共同形成与山川、河流、荒野、林地等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社会人文景观。农田考古研究也由此有了以人的活动（农）为中心向外延展的不同层次，即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这也是农田考古的三个视角。

（一）农田考古的微观层次

分类: 中文 深度阅读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