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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概观
清末莫高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探险家来到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荒芜，莫高窟的下层洞窟有些还半掩在沙下。1963年，当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达敦煌文物研究所时，莫高窟许多洞窟还裸露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任凭风吹日晒。
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和今天敦煌好像是两个世界，也和我们从敦煌壁画、雕像、写本、绢画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别。
那么，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拥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样的历史，使她曾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东西方文化。
一、从莫高窟“张骞通西域图”谈起
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323窟。这个窟的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描绘了八个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1]。画面像是展开的卷轴，这样的图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323窟主室北壁局部
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张骞出使西域”，这里描绘汉武帝打败匈奴获得两个金人，但汉武帝并不知道其名号，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探实情。画面上的金人显然是立佛的模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然而，这个故事和敦煌首次在历史文献上的出现，紧密相关。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敦煌原本是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领地，他们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转运到中原内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的匈奴赶走月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时他们也南下进攻新建立的汉朝。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积累，到汉武帝时富强起来，决定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
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河西的匈奴，汉朝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张骞开通汉与西域的联系，敦煌成为汉朝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悬泉置（驿站）发现的汉简，就记录了大批西域使者经过敦煌而东往西来[2]。事实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但却是和敦煌的历史息息相关。
公元1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大力推动下，佛教从西北印度向外迅速传播。据《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3]汤用彤教授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佛教初传中国的记载[4]。
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文献中没有佛教在西域绿洲王国（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记录，东汉时期的一些“佛像”表现的也是中国本土信仰对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5]。因此，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认为东汉的佛教是越过西域、河西地区的“远程传递”式的传播，所以似是而非，直到公元148年安世高至洛阳，开始建立僧伽教团，译经讲道，教授生徒，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佛教[6]。
悬泉汉简“小浮屠里”
然而，1991年悬泉发现的一支请柬类的汉简带给我们新的认识，它明确提到敦煌有一个“小浮屠里”，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根据同一考古遗址（F13）出土的纪年简牍，年代范围在公元51年到108年之间，因此这枚简的时间当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是目前所见河西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了[7]。
东汉明帝时期也是文献记载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原的时期，可以想见，在贵霜和汉朝的双重影响下，佛教在敦煌也已经找到立脚点，而且进入敦煌民众的社会。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也提示，西域绿洲王国在贵霜帝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并弘扬佛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西晋时期的敦煌高僧竺法护的出现。法护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应当是没有迁徙的小月氏后裔。年八岁（236年）出家，师事从天竺（印度）来的沙门为师，所以法名“竺法护”。他笃志好学，日诵万言，感觉“方等深经蕴在西域”。于是发愤前往西域，游历诸国，搜寻佛典。回来后，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写成汉文。大概在284年至308年之间，翻译佛经175部，354卷，大乘“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8]。
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296年抄写的《诸佛要集经》写本[9]，这是四年前（292年）竺法护在洛阳刚刚译出的佛经，说明法护所译大乘经典从中原向西流传到高昌。
西晋灭亡后，在十六国时期（304—439年），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促进了敦煌耕地的开发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在高僧的感召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在当地大族的赞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碑阳与碑阴
据698年立于莫高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366年，有个叫乐僔的沙门，从东向西，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灿烂，好像有千佛在金光中显现。于是，他就在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后，又有一位从东方来的法良禅师，在乐僔的窟旁，又营造了一个洞窟[10]。从此，开始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乐僔，还是法良，这两位莫高窟的开创者都是从东面来的和尚。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到底从何而来，但当时敦煌以东地区开凿石窟最主要的区域应当是河西首府凉州（武威）附近的造作。
虽然我们没有早到4世纪后半叶凉州的资料，但401年登基为北凉王的沮渠蒙逊，曾经在武威南山中开凿窟寺（即天梯山石窟），立一丈六尺高的石佛像。北凉王室建造的这种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被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命名为“凉州模式”，他总结了这种模式的几个特征，如设置大像的佛殿窟和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主体佛像为释迦或交脚菩萨装的弥勒；窟壁主要是画千佛；佛、菩萨的面相浑圆，身躯健壮，形体较大，等等[11]。
这种模式，可以在河西地区的早期石窟中看到。至今，敦煌莫高窟乐僔、法良开凿的洞窟已经很难寻觅，但有一些属于北凉时期的洞窟和小型石质佛塔保存下来[12]，可以看到北凉佛教造像模式的影响。
还值得提到的是，439年，北魏大军攻下北凉首都姑臧（武威），凉王沮渠牧犍投降，但凉王的弟弟沮渠无讳、安周在敦煌抵抗，随后率众经鄯善（今若羌），于442年入主高昌，建立高昌“大凉”政权。在北凉流亡高昌的人中，有不少士族精英和高僧大德。445年凉王沮渠安周开始建造一所王家寺院，并树立《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吐鲁番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德国探险队曾经找到高昌城中的这个寺址（编号M），平面长方形，主尊像为交脚菩萨装的弥勒，正是“凉州模式”的典型特征，这无疑是从敦煌带去的工匠根据凉州的模式而建造的，透露出敦煌佛教石窟造像也应当是“凉州模式”[13]。
四、玄奘东归与莫高窟的唐风
公元5世纪后半叶以来，敦煌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却沿着五凉王朝以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特别是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以后，经过平城（今大同）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敦煌藏经洞保存的479年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卷六[14]，莫高窟还发现过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15]，都是北魏迁都洛阳前从都城平城带到敦煌的。
北魏末年，中原动乱。525年，北魏皇室出身的元荣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使北魏洛阳和敦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东阳王元荣在敦煌大做佛事，曾出资抄写佛教经典十余部，有数百卷之多，又在莫高窟开凿一个大型石窟[16]。从西魏到北周，敦煌在大家族出身的李贤、于义（建平公）的带领下，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掀起一个高潮。574年北周武帝灭佛，但对敦煌佛教石窟开凿的影响似乎不大。
敦煌早期洞窟
隋朝（581—618年）统一南北，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十分佞佛。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八十个左右的洞窟，形成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601年，隋文帝曾下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供养佛舍利，瓜州（敦煌）也在莫高窟的崇教寺起塔供养[17]。
隋末唐初，天下分崩离析。618年唐朝在长安（今西安）建立后，因为还是群雄割据的局面，所以封闭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在627年西行求法，是从瓜州、敦煌间的道路偷渡出去的，没有经过敦煌州城。
等到644年玄奘回到于阗的时候，唐太宗已经在640年灭掉给与玄奘西行求法以大力支持的吐鲁番高昌王国，玄奘无法再去报答高昌王麹文泰，于是投书唐太宗，称自己是“私往天竺”，听候发落。此时唐太宗正有意经营西域，立即“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且末）迎接”，让玄奘倍道兼行，尽快入关归京[18]。大概在644年秋冬之际，玄奘经过敦煌，于翌年正月到达长安。
大概因为赶路，玄奘在敦煌似乎停留时间不多，也没有记载他曾到莫高窟巡礼。几乎就在玄奘一行经过敦煌的时候，莫高窟正在开凿一个重要的石窟，即当地大姓翟氏家族的220窟。
莫高窟220窟全景
北壁七身药师佛立像
东壁维摩诘经变文殊问疾局部下方的帝王图
根据窟内保存的题记，这座石窟是在642－662年间陆续完成的，其主室南壁绘西方净土变，北壁绘药师经变，东壁绘维摩诘经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北壁一排七身药师佛立像，以及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同的帝王图像。这些图像从未在此前的敦煌壁画中出现，应当模自长安的画样[19]。
此窟营建时，正是玄奘经过之际，敦煌的画家没有将玄奘带来的印度佛教瑞像绘于壁上，说明匆匆而行的玄奘对当时正在开凿的敦煌石窟没有贡献。而220窟的长安画样，更可能是得自从长安而来敦煌迎接玄奘的使臣之手，他们为了迎候玄奘，一定提前到达敦煌，而这些奉太宗之命来迎接玄奘的人，应当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把长安“新样”带给敦煌，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在唐帝国统一兴盛的年代，经过河西走廊的传统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敦煌再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一队队粟特商团东来西往，不同宗教的僧侣也络绎不绝，大量丝绸从长安由官府或商队运到敦煌，佛教典籍乃至道教经典也从长安输送到敦煌。
敦煌无疑成为一个人员往来、贸易交流都极其繁盛的丝路城市。莫高窟壁画随着长安新出的画样而不断更新，一些大家族争先恐后地开凿“家窟”，敦煌当地的文武官员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养人，粟特商人也给敦煌的艺术带来许多伊朗风格与情调。到极力崇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是号称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石窟了。
五、敦煌千佛洞的中兴
755年，唐朝爆发安禄山叛乱，唐朝调集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各路劲旅前往中原靖难，使西北地区兵力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虚而入，从青海北上，进攻唐朝领地。吐蕃军队从河西东部向西部一步步攻占唐朝领土，使得河西一带的高僧、士人都最后龟缩到敦煌城中。但吐蕃并没有强攻敦煌，敦煌民众经过十年的艰苦抵抗，786年，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下，最终“寻盟而降”，使得高僧、士人带来的河西文化得以保存在敦煌。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大力崇佛，敦煌佛教更加昌盛，寺院和僧尼剧增。敦煌不仅拥有唯识学大师昙旷和法成[20]，还有曾前往藏地传播禅法的高僧摩诃衍[21]。而且巧合的是，在此期间，敦煌避过了唐朝的“会昌法难”（844—845年）对佛教的破坏，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发展，民间百姓的抄经、念佛、开窟、造像，更是始终不绝，敦煌文书中有沙州经坊大量抄写佛经的记载，莫高窟也维持着过去的荣光。
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的敦煌守将节儿，并迅速向东西方向扩展。851年，唐朝为之设立一个新的方镇，名叫“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张氏归义军经过张议潮、张淮深、张淮鼎、张议潮女婿索勋的统治，到910年秋，节度使张承奉知唐朝已亡，自称白衣帝，建号金山国。但不久被东邻甘州回鹘王国打败。
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可能具有粟特血统的曹氏家族，通过和亲等手段，与周边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睦邻友好，并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使得归义军政权存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直到1036年为西夏所灭[22]。
156窟张议潮统兵出行图
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归义军，佛教在归义军时期继续盛行，莫高窟在归义军张氏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称之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23]。曹氏归义军继续这一作法，在莫高、榆林两地，修建或改造了许多洞窟，几乎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建造了自己的功德窟，其中最重要的洞窟如下[24]：
第61窟及其西壁《五台山图》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不仅仅是敦煌官民百姓的信仰中心，也受到周边回鹘、于阗等不同民族的供养。由于归义军节度使家族与于阗王室一直保持联姻的关系，所以于阗的瑞像图、守护神、供养人像大量出现在敦煌洞窟中，甚至我们在每一位归义军节度使的供养人像上面，都可以见到于阗的牛头山瑞像和八大守护神[26]。
归义军时期是敦煌历史的重要阶段，它虽然名为唐朝的一个军镇，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王国。这样以敦煌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在敦煌的历史上只有十六国时期短暂的西凉政权可比，因此归义军时代是敦煌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它使得汉文化在敦煌保存下来，佛教向民俗化方向发展，其他宗教文化也表现出各自的活力，并且与民间文化渐渐合流。
归义军官府安排协助了许多西行求法僧前往印度，敦煌的寺院也接待了不少东来的梵僧前往中原，对9、1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7]。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写本、绢画，原本应当是三界寺的供养具[28]。这座不大的寺庙，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宝藏，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这可以说是敦煌国际都会面貌的一个展现。
随着归义军的没落和西夏的占领，西夏王国的重心在东面，敦煌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莫高窟的崖面到归义军晚期已经完全饱和，没有开窟的空隙之地，因此除了重修，很少造作。虽然马可波罗在13世纪后半留下了有关敦煌的点滴记载，但在清朝重新设立敦煌县之前，莫高窟乃至敦煌几乎完全被人所遗忘。
今日莫高窟
来源：佛教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