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高原内外: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探析

摘要: 高原内外: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探析徐学琳(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 要:内蒙古地区是蒙元墓葬发现最集中的区域,墓葬类型也比较丰富,主要以土坑墓和椁墓为主,具有代表性的墓葬是墓上带有石砌设施如堆石、石圈、石砌墓茔等的土坑墓。墓葬形制的演变规律与蒙古国蒙元时期墓葬相似。墓葬特点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游牧生活方式以及蒙古人死 ...



高原内外: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探析

徐学琳(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 要:内蒙古地区是蒙元墓葬发现最集中的区域,墓葬类型也比较丰富,主要以土坑墓和椁墓为主,具有代表性的墓葬是墓上带有石砌设施如堆石、石圈、石砌墓茔等的土坑墓。墓葬形制的演变规律与蒙古国蒙元时期墓葬相似。墓葬特点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游牧生活方式以及蒙古人死后观的影响,也是对蒙古高原墓葬传统的继承。

  关键词: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墓葬形制;文化因素

  内蒙古地区地域广袤,在中国地貌分区上跨越了中北中山高原大区和西北高中山盆地大区,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低山中山区、内蒙古高原区、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区、蒙甘新丘陵平原区等四个小区[注],以内蒙古高原为主体,占境内面积的50%左右,内蒙古高原同时又属于欧亚大陆蒙古高原的东南部及其周沿地带。高原四周分布着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高原西端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毛乌素等沙漠,全区地貌以高原、山地、丘陵为主,平原面积较小。境内植被丰富,有针叶林、落叶阔叶林、草原、荒漠植被等,其中以草原植被为主要植被类型。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传统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使得本地区的生业方式以游牧经济和农牧混杂经济为主,并因而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内地的文化形态,这也使得本地区的墓葬长期以来保持了自身的特点。内蒙古地区在蒙元时期分属多个行政区域,东部的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属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西部一部分土地属于甘肃行省、陕西行省,中部一部分直辖于中书省,分属上都路、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砂井总管府、应昌路、大宁路等。蒙古帝国初期的统治重心在漠北,定都哈拉和林,后逐渐南移漠南即内蒙古地区。忽必烈营建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后加号上都,与大都并称二都。内蒙古地区在蒙元时期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区域。

一、墓葬形制分析

  内蒙古地区是蒙古族群长期居住和活动的地方,发现的蒙元墓葬数量最多,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3 000余座[注],有些墓地的墓葬数量大,如多伦砧子山墓地1 500多座[注]、达茂旗胡素卜嘎墓地380多座[注],蒙元墓葬如此集中的墓地为全国其他区域所不见。

  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形制较为多样,可分为无墓室墓和墓室墓两大类,无室墓包括土坑墓、石椁墓、砖椁墓、砖石椁墓、砖石穴墓等。室墓包括砖石室墓、仿木结构室墓、土洞墓。

  土坑墓按照有无石质墓上建筑物、构筑物分为A、B两型。

  A型:墓上有石砌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按照墓上建筑物、构筑物的不同又分为4个亚型。

  Aa型:墓上有石砌墓茔。按照墓茔形状还可细分为方形、圆形、凸字形等三种。方形墓茔形状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又可分为双重式、多进院落式、单体式等,墓穴为长方形、长梯形、正方形等;圆形墓茔形状为椭圆形或圆形,均为单体墓茔,墓穴为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凸字形墓茔,内外两墓茔相套,内墓茔南端突出于外墓茔,呈凸字形。卧牛石M1,石砌凸字墓茔,墓穴南北长1.5 m、东西宽1.4 m、深0.9 m,葬具木骨灰盒(见图1:1)。

  Ab型:墓上堆石。墓葬地表用自然石块垒砌标志,除一座为T字形外,其余均为长方形。分为两种:一类是在墓口地表平铺自然石块一层;另一类是用自然石块垒砌,具有一定的高度,约在0.3~0.4 m之间。墓茔墓内墓葬有少量也在墓上堆石,大部分墓上堆石的土坑墓不在墓茔内。一棵树墓地清理墓葬26座,19座无墓茔,有14座在墓口地表垒砌石块。墓穴为长梯形和长方形,长1.9~2.5 m、 宽0.6~1.02 m、 深1 m左右,葬具为木棺,木棺外三道铁箍(图1:2)。正镶白旗三面井墓地,墓葬10座,地表皆铺自然石块,墓穴长梯形8座、长方形2座,长2~2.4 m、宽0.5~1 m、深0.5~1.35 m,葬具木棺,有的带棺箍护角(见图1:2)。

  Ac型:墓上有墓顶石。墓表下铺设长方形石条1~6块,石条上放墓顶石底座,座上放景教墓顶石。王墓梁景教徒陵园,陵园四方形,边长75 m,四角立有石柱,内有龟趺墓碑、翁仲、石羊、石猪、石狮、石供桌及景教墓顶石17块。墓顶石方向为东西向,朝西,与墓主头向一致。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墓地I区8座墓葬应为信仰景教的汪古部族人墓地,因盗扰墓顶石与墓葬分离(见图1:3)。

  Ad型:墓上堆砌石圈。墓表用自然石块围成圆形,作为墓葬标记。石圈较Aa型墓的圆形椭圆形墓茔要小。哈力雅尔M1,竖穴土坑墓,地表石圈为自然石块围绕墓葬一周堆砌而成,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石块为就地取材(见图1:4)。

图1 土坑墓类型图
注:1.卧牛石M1(《元上都》) 2. 一棵树M11(《元上都》) 3.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IM6(《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二》) 4.东乌珠穆沁哈力雅尔墓地M1(《草原文物》2012.1)

  B型:墓上无石质建筑物或构筑物,有封土或无封土。根据墓葬内部形制分为3个亚型 。

  Ba型:带生土二层台。四子王旗城卜子墓地IM3:墓穴两长边留生土二层台,墓底铺木板,尸骨上二层台亦盖木板。墓穴长2.07 m、前宽1.1 m、后宽1 m、深0.6 m,人骨1具。达茂旗明水墓地M7:带二层台,上盖松木板,内置木棺,墓穴长2.65 m、宽1.45~1.34 m、深2.7 m,墓向270°,木棺。

  Bb型:带壁龛。四子王旗城卜子IIM10:平面梯形,墓壁挖壁龛,木棺彩绘门窗,墓穴长2.1 m、前宽2 m、后宽1.7 m,墓向175°,木棺2具。

  Bc型:墓上无墓茔、堆石,墓内无二层台、壁龛。元上都砧子山西区M95:长2.01 m、宽0.9 m、深0.3 m,墓向15°,木棺,人骨1具。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IIIM1:长2 m、宽不详、深1.4 m,墓向205°,彩绘梯形木棺。

  另有石堆墓,实际上是一种平地葬,不应列入土坑墓类,但石堆墓与Ab型土坑墓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故附于此类后。平地上用不规则石块砌成一个不规则的方形墓穴,内放骨灰和少许随葬品,再用沙土掩埋,形成坟丘。坟丘四周用石块或碎砖头垒砌。坟丘年久坍塌,填土基本流失,地表只存一堆乱石或砖头,因此称为石堆墓。多伦县元上都砧子山南区M7、8、20、41、42等5座。

  砖椁墓:在竖穴土坑内用砖砌成长方形椁室,已知顶部结构为棺上搭横木,铺木棍、砖、土等。四子王旗王墓梁景教徒陵园M8:墓穴起砖室,木棺上搭横木,墓上铺方砖,长2.25 m、宽1.8 m、高0.7 m,头向西,木棺外铁箍三道。达茂旗毕其格图好来毕南M1:墓表堆有乱石,竖穴砖室,棺上横搭木板其上填土,木棺,棺外铁箍两道。

  石椁墓:在竖穴土坑内用石块或石板砌成长方形椁室,顶盖石板或乱石,有的墓上筑有石砌墓茔。砧子山M70:墓上石砌茔墙,阶梯状墓道,墓室长方形。墓圹内紧贴木椁外壁用加工平整的石板立砌,东西北三壁各立砌两层,底部平铺一层,顶部亦盖一层。木椁分为前后两室,后室并排木棺2具, 墓道长1.56 m、宽1.1 m、深1.3 m,墓室东西宽2.4 m、南北长3.4 m、深1.3 m, 墓向335°,夫妻合葬。

  砖石椁墓:在竖穴土坑内用砖砌成长方形椁室,顶盖石板、石条等,底铺砖或石板。卧牛石M2:单砖平砌砖椁,墓底铺石板,顶盖石板。砖椁长1.16 m、宽1.14 m。

  砖石穴墓:用砖或石块砌成正方形或长方形墓穴,长宽1 m左右,皆为骨灰葬,有的用木匣作为葬具。元上都砧子山南区M27:石砌茔墙。木匣盛骨灰,外用石块垒砌葬穴,木匣长1 m、宽0.9 m。

  室墓可分为砖石室墓、仿木结构室墓、土洞墓。

  砖石室墓:由砖或砖石混筑四壁,形成一个明显的类似于屋室的墓内空间,其上为穹窿顶。根据墓室平面形状分为两型。

  A型:墓室平面为方形或近方形。砧子山西区M64:由墓室、墓门、墓道组成,墓道斜坡式阶梯状,墓室平面正方形,边长3.15 m、残高2.2 m,穹窿顶,墓壁下部用自然石块垒砌,上部青砖叠砌,墓壁涂抹白灰面,并有红黑彩绘。墓底青砖平铺,北部设有棺床,南有砖砌棺垫,棺外有铁箍。

  B型:墓室平面为六角形。砧子山西区M11:石砌茔墙。由墓道、墓室组成。砖砌六边形穹窿顶墓室,阶梯斜坡式墓道,墓室砌有尸床,墓道长2.74 m、宽0.82 m、深2.14 m,墓室南北长1.8 m、东西宽2.05 m、残高0.72 m,骨灰葬。

  式(1)中:G(t)表示含噪标记荧光蛋白信号,X(t)代表纯净的标记荧光蛋白信号,噪声信号用N(t)表示.

  土洞墓:在竖穴土圹的一侧向里掏挖出土洞作为墓室。木胡尔索卜尔嘎M1:土穴洞室墓,墓室长3 m、宽1.2 m、高1.3 m,墓门东向,用土坯封门。

  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形制以无墓室墓中的土坑墓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高,占有绝对优势,Aa、Ab、Ac、Ad型土坑墓及石堆墓只在内蒙古地区发现,别处不见。Ba、Bb型土坑墓除宁夏固原发现的几座,大多分布在本地区。砖椁墓、石椁墓、砖石椁墓、砖石穴墓也有一定数量,从全国范围看:砖椁墓大多数分布在本地区;石椁墓基本都是单室,未见有北京、山东地区流行的多室、双室石椁墓;砖石椁墓都是单室,未见北京、南方地区常见的双室砖石椁墓;砖石穴墓除去北京报道的一座外,都在本地区。

  室墓的数量相对较少,类型也较少,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统计:A型方形砖石室6座,B型六角形砖石室墓3座;山西地区常见的仿木结构室墓,在本地区只发现一座;关中豫西地区常见的土洞墓也只发现一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蒙古地区东部赤峰三眼井、元宝山、沙子山、翁牛特旗、通辽库伦等地都发现有砖石室墓,根据其墓葬特征,笔者在对全国蒙元墓葬分区时将其划为东北区,另有专文进行讨论。

  综上,内蒙古地区蒙元墓的形制特点:其一,无室墓特别发达,尤其是各型土坑墓占有绝对优势。室墓绝对数量少,类型也较少;其二,石质墓上建筑物或构筑物习俗流行,包括各种石砌墓茔、石圈、堆石、墓顶石等,多为他处不见。据李树国的统计,有石质墓茔的墓葬在已发表墓葬的数量中占一半以上[注],这一统计还不包括堆石、石圈、墓顶石等具有石质构筑物的墓葬。当然,如果计入未发表墓葬的话,估计比例会有所下降,因没有墓茔墓葬一般较为简陋而发表机会少;其三,墓地中存在多种形制墓葬共存的现象,如凉城后德胜、砧子山、察右旗等墓地,体现出多种文化的交流;其四,墓葬形制特点与蒙古国最相近,另外与北京地区也有较多共性。

二、随葬器物分析

  内蒙古地区蒙元墓随葬器物种类极为繁杂,器物组合亦很不固定,这与当时多民族聚居、多文化因素并存,甚至存在多种社会结构等有关。鉴于此,本区域随葬器物分析按不同族属及不同阶层墓主的墓地或墓葬进行比较。

  随葬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蒙古族和汪古部为主的游牧民族随葬器物;一类是北迁汉人随葬器物。北方民族随葬品以铁器、木器、骨器为主,铁器多以铁马蹬、车輨等车马器以及铁刀、铁镞、铁剪、铁锥等生活用具为主,贵族墓中则大量出现金银器,如金银马鞍饰件、高足金杯、鎏金银钵、鎏金银盘、鎏金银瓶、鎏金带扣、金耳饰、金手镯等,尤其是蒙古贵族妇女墓出土的金及鎏金银马鞍饰件,装饰豪华纹饰繁缛,颇有代表性。蒙古族普遍随葬桦树皮顾姑冠,汪古部普遍随葬桦树皮鞋垫等别具特色的桦树皮制品,另外还随葬铜牌饰、银牌饰等装饰品,骨刷等骨制品。总之,北方民族随葬品以金、银、铁、木、骨等适合游牧生活的器物为主。汪古部因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随葬器物中发现了少量陶瓷器,而蒙古族群从贵族到平民几乎都不随葬陶瓷器。相反,北迁汉人随葬品中以瓷器和钱币为大宗,同时出土陶、铜、铁、金银器等,与中原汉人随葬器物种类相似。此外,还发现与中原地区相似的两瓶一炉的供器组合,以及深具汉人压胜思想的涂色镇墓石等。两类族群的随葬品又有交流的现象,如恩格尔河墓地所出高浮雕动物纹鎏金银瓶的底部錾刻有“行在市秤”字样[注],表明银瓶产地来自杭州;北迁汉人的墓中也随葬少量的铜嘎拉哈、骨质牙刷、车輨、桦树皮鞋底等在中原汉人墓葬中几乎不见的器物,体现出游牧文化的影响。

  恩格尔河墓葬出土的高足金杯(见图2:1)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五甲地、包头市达茂旗明水村等墓出土的高足金杯形制相似,最早见于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其后在西安隋李静训墓、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水磨沟隋唐墓、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等地均出土过[注],表明这是北方地区深具历史渊源且分布广泛的一类器物,其原型很可能受到拜占庭器物的影响。五甲地M4出土的鋬耳金杯(见图2:2,原简报称平底金杯)[注],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风格相近[注],其上的花纹也见于大青山后景教墓顶石上,在内蒙古正蓝旗汉克拉苏木、察哈尔右翼前旗桑布拉格苏木龙头和卓资县庙湾村均出土过与之相近的平底铜杯[注],是另一种北方民族传统习用器具。锡林郭勒东乌珠穆沁出土海贝与恩格尔河墓葬所出金海贝和银海贝数量皆为5个。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或祭祀坑也出土海贝,因距海遥远运输不便,海贝当时曾经作为货币使用,是财富的象征。蒙古国乌兰固木市郊昌德曼山墓地亦发现贝壳及青铜仿贝器,墓地年代定为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3世纪铁器时代早期[注],可见在蒙古高原地区随葬此类器物具有悠久的传统。锡林郭勒两墓所出金银海贝应具财富象征意义,也是蒙古高原传统葬俗的孑遗。

图2 随葬金杯


三、墓葬装饰

  墓葬装饰一般包括壁画和雕塑,本地区墓葬不重装饰,仅发现两例:

  凉城后德胜M1:北壁墓主人家居图,男主人端坐单扶手椅上,头戴黄色笠帽,左手握木棍。东西壁北边牡丹图,牡丹插于喇叭口高圈足瓶。东西壁中部孝子图。东西壁南边神怪图。墓门两侧应为人物。墓顶为祥云,北面正中绘有一招魂女,双手高举招魂幡。

  砧子山西区M48:方形穹窿顶带墓道的砖室壁画墓,顶部绘有黑彩卷云纹图案,脱落严重。四壁绘有黑、红、绿彩的人物、花草壁画,北壁主要绘在一屏风式框内,可辨4人;东壁绘制屏风式框,其中绘制人物,可辨两人;西壁绘制屏风,框内可辨5人;南壁墓门之上为出行图,墓门两侧为二人,带展脚幞头,手握骨朵。墓顶封石为石雕屋顶,雕有筒瓦、板瓦、飞子、檐椽等。

  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的装饰极不发达,蒙古高原及其周边也缺乏墓葬装饰的传统。凉城地区地近大同,在辽应属西京大同府管辖,入金则为西京路大同府辖地,受辽金壁画墓影响。砧子山墓地属于居住于元上都及周围的北迁汉人墓地,发现的壁画墓比较简陋潦草,是蒙古核心文化地带为数极少的具有汉文化色彩的墓例。

四、分 期

  内蒙古地区的蒙元墓葬未发现有纪年墓葬,墓葬形制多样,无明显阶段性变化,随葬器物的器形变化亦不十分明显,诸位学者的分期和断代差别较大。目前的分期主要通过与蒙古国地区蒙古汗国至元早期墓葬的比对来划定。蒙古国考古学家纳旺曾对12~13世纪蒙古帝国墓葬进行介绍:多为土坑墓,有的有木椁、木板棺或独木棺,主要葬式为仰身直肢。男性随葬武士们用的弓箭、弓套、铁镞等兵器和马镫、马衔、肚带等鞍马具;女性随葬有剪刀、青铜镜、木梳、纺锤盘、颈饰、耳环、戒指等[注]。王大方通过对蒙古国13世纪墓葬的调查归纳了蒙古人墓葬特点: 第一,死者的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方;第二,墓穴为土坑竖穴式,墓穴底部一侧有侧洞,用以安葬死者;第三,男性的随葬品中,一般都有武士的武器、马具。各种质地的腰带,是男性死者的重要装饰品,其质地越贵重,死者的地位和身份可能也越高;第四,女性的随葬品中,一般都有从中原输入的丝绸、布匹,还有剪刀、木梳等工具和装饰品,象征蒙古妇女的纺锤是不可缺少的随葬品[注]。李树国参加过蒙古国北杭爱省浩腾特苏木马兰朝路巴嘎乌布日哈布其拉蒙元墓葬和内蒙古乌兰沟墓地发掘,指出两墓地墓上堆石的特征,他结合蒙古国与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发现,归纳普通蒙古族人墓葬经历过石堆墓(无墓穴,遗物极少)——墓上堆石土坑竖穴墓(墓穴浅,遗物较少)——墓室堆石土坑竖穴有葬具墓(墓穴较深,遗物较多)的发展过程,分别对应蒙古汗国时期、蒙古汗国晚期至元代早期、元代中晚期[注],这说明漠南与漠北蒙古地区蒙古人墓葬具有相同的演变轨迹。乌盟察右前旗的砖椁墓M13和砖石椁墓M12年代较早,M12用辽朝旧砖,且压在元代灰层下面,所出小口瓶为辽金鸡腿瓶演化而来,时代为元早期。本区的壁画砖室墓发现不多,砧子山南区M8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从现有的屏风式布局以及戴展脚幞头和手持骨朵的守门吏形象看,受到辽墓壁画影响较深;凉城后德胜墓具有砖雕仿木结构,壁画中有孝义图题材与翁牛特旗梧桐花墓相似。根据笔者对东北地区蒙元壁画墓的分析,具有辽墓风格的壁画墓多集中在元代中前期,而砖雕仿木结构+孝义图壁画墓出现在元代晚期。结合以上分析,本区墓葬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墓葬形制为无墓穴石堆墓,包括砧子山南区部分墓葬,随葬品极少,年代为蒙古国时期。

  第二期:墓葬形制为浅墓穴墓上堆石土坑墓、砖椁墓、砖石椁墓、壁画砖石室墓,包括三面井、伊松敖包、察右前旗等墓地及砧子山南区部分墓葬,蒙古人墓随葬品较少,多铁刀、铁剪、铁镞等铁器,殉牲现象较为普遍,木棺外多用铁棺箍及铁护角等,汉人墓葬中瓷器数量相对较多。年代为元代前期。

  第三期:墓葬形制多样,为墓上堆石土坑墓、石质墓茔土坑墓、砖椁墓、石椁墓、砖石椁墓、砖石室墓、仿木结构室墓等,包括砧子山、卧牛石、一棵树、凉城后德胜等蒙古、汉人墓地,也包括五甲地、四子王旗城卜子、王墓梁等汪古人墓地,随葬品数量和种类都较多。年代为元中晚期。

五、区域文化因素分析

  第一,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的土坑墓、椁墓传统与中原地区的室墓传统判然有别,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自然地理环境是决定性因素。高原山地的地质构造不适合营造需要较多地下空间的室墓,而适宜于浅埋的土坑墓和椁墓。其次,这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客观反映。蒙古人是比较典型的游牧民族,流动性大,常常居无定所,既然日常生活中没有构筑屋室的习惯,死后墓葬的营造也不会过多考虑模仿居室,而限于容纳尸骨便于修筑的无室墓就占了绝对优势。另外构筑石质墓茔、堆石等墓上设施除去表示墓地范围和墓主身份地位外,也客观上防止牲畜的践踏[注],是草原游牧生活适应措施。时至今日,在内蒙古的某些地方还能看到围绕坟丘垒砌的方形石围。再次,受蒙古人重生恶死的观念影响。蒙古人的吉凶观念很重,袁国藩总结蒙古人平民之丧,“无停丧之制,死则迅速安葬。盖以为人死,是受恶鬼之制也”,引《多桑蒙古史》云:“若死,……遽葬之,盖以为死者,已受恶鬼之制”[注],在这种死后观的指导下,墓葬形制自然首选方便快捷的土坑墓、椁墓。

  第二,元上都为蒙元两都之一,在蒙元帝国政治版图中具有崇高地位,内蒙古地区在蒙元时期以上都为区域文化中心。元上都地区以带石质墓上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土坑墓为代表性墓葬,是对自匈奴以来蒙古高原地带北方游牧民族墓葬传统的继承与发展。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在蒙古国乌兰固木市郊发现的铁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即有墓上封石的土穴墓;蒙古考古学家在蒙古国诺音乌拉山苏楚克图发现的匈奴墓群,多带有石砌的方形或圆形的封丘,在乌兰巴托市郊、后杭爱省、呼尼河流域等森林山谷中发现的匈奴大型墓多有石砌隔墙[注];21世纪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考古学者在蒙古国联合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和发掘,发现的突厥、回鹘墓葬也多有类似结构[注]。2014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发掘一处8~10世纪墓葬,是使用独木棺或木板棺的土坑墓,很有可能是室韦人的墓葬,但并没有发现墓上设施[注]。所以,石质墓上设施的文化因素很可能是蒙古人在西迁过程中吸收进来的高原传统。

  另外,通过元上都的考古发掘,证明汉人移民大量迁入,汉文化的影响因素已经显现出来,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北方游牧文化传统。

  第三,室墓主要分布在凉城、托克托等处,凉城、托克托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在元代属于河东山西宣慰使司大同路,辽金时皆为西部重镇大同府辖地,砖石室墓为辽金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四,乌兰察布察右前旗墓地存在着砖室墓—砖石结构墓—石板墓的墓制演变过程,砖墓最早处于金元之交,石板墓为元代早中期墓,这一转变是蒙古葬俗对辽金葬俗产生影响,并使之改变的体现。

  第五,殉牲和以马具随葬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葬俗,而在棺外加设铁棺箍是蒙元蒙古族传统葬俗。恩格尔河墓地发现的金带箍为圈于独木棺外的棺箍,是蒙元时期独木棺秘葬墓最形象的实物资料。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蒙古皇族葬俗: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什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注]。

  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墓地不但出圈以黄金箍的独木棺,同出的镂雕金马鞍应是“金灵马”的马鞍[注],简报推测墓主为下嫁汪古贵族的蒙古贵族妇女是有道理的,或为黄金家族成员。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乌兰沟等墓亦出鎏金或金马鞍,墓主同样为蒙古贵族或皇族。

  第六,尚金银器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传统,蒙古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成吉思汗子孙自认为“黄金家族”,亦邻真称在蒙古汗国时期,“蒙古汗廷已经把黄金同皇家联系起来,黄金家族、黄金生命、黄金门槛、黄金缆绳等都是皇家御用的专词。明代蒙古史书不止一部称《黄金史》,大概就是沿袭了古老的传统”[注]。蒙古贵族和高官喜用金银器、佩饰及织金织物等,金银器具装饰中既有带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动物图案装饰,如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墓所出虎首银镯、乌兰沟墓所出卧鹿纹金马鞍,也接受了传统汉式龙凤纹装饰等,还有代表也里可温信仰的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墓所出金十字架饰件,代表伊斯兰信仰的一棵树墓地所出带太阳、月亮图案的银牌饰等,表现出多元文化的交融[注]。

  作者简介:徐学琳(1980- ),男,山东桓台人,辽宁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辽宋金元考古、古陶瓷研究。

  转载自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延伸:


分类: 中文 深度阅读
关键词:

im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68号小雁塔历史文化公园
邮件:secretariat#iicc.org.cn
电话:(+86)029-8524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