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但令人们同样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文明的崩溃。我们常常自豪地宣称，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其他的早期文明和后来的历史进程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是一些断了源头的文明。世界上酋邦阶段的远古文明更是不计其数，如中国的龙山、良渚、三星堆与红山文化，中美洲的奥尔梅克，英国的巨石阵，太平洋 ...

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但令人们同样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文明的崩溃。我们常常自豪地宣称，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其他的早期文明和后来的历史进程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是一些断了源头的文明。世界上酋邦阶段的远古文明更是不计其数，如中国的龙山、良渚、三星堆与红山文化，中美洲的奥尔梅克，英国的巨石阵，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北美西南部的查科峡谷（Chaco Canyon），等等。这些早期文明社会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划过天空，突然消逝在深邃遥远的过去，留下了壮观的遗迹和令人遐想的悬念。于是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来猜测它们的来龙去脉，甚至把一些史前文明看作是外星人的杰作。

对这些消逝文明的探究，由于人们不清楚当时的各种具体状况，常常将它们的崩溃归因于外界的因素，如战争、入侵、洪水等灾难性事件。以为早期文明的崩溃是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机制十分脆弱，对环境和灾难的应变能力有限，以至难以抵挡各种突发事件。当然，早期文明一般会比现代文明社会受到更多的制约，而无法预见和难以控制的人口增长、环境退化、宗教信仰及内外冲突等因素常常会成为这些早期文明潜在的致命弱点。但是，考古学研究表明，在许多文明崩溃案例中，人类自身往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认识也引起了这样的思考，当代工业文明具有强大的科技力量，能否根本避免古代文明那种轮回与崩溃？

本文尝试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审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景。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同样，考古学对古代文明崩溃的研究，也可以为现代文明的走势提供一面镜子。文章将对玛雅文明、复活节岛和中国良渚时期的文明崩溃现象做一番介绍，然后分析社会崩溃的机制，最后以一种危机感来对现代文明做一番思考。文章表明，考古学并不只是研究人类的过去，它对我们未来发展的思考也有意义深远的警示作用。

一、古代文明的崩溃

1．玛雅

玛雅文明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在特殊生态环境中的特殊发展，像佩滕地区的丛林似乎是最不适宜文明发展的环境，但是它却成为玛雅低地文明的摇篮。就在这片茂密的雨林中，玛雅人栽培各种谷物、蔬菜和水果，建造起巨大的祭祀中心。北部尤卡坦地势低洼而平坦，到处分布着茂密的灌木丛。由于处于石灰岩地区，腐殖质层不过几英寸，裂隙发育的喀斯特地貌使得雨水直接渗入地下，地表没有很大的河流和湖泊，因此这一地区十分干旱。

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前古典期到公元250～600年的古典期，是玛雅文明的形成阶段。在低地的热带雨林环境里，人们从事一种刀耕火种的农业，从前古典时期到古典期早段，粮食生产一直能够维持人口的增长。但是在此之后，玛雅开始出现粮食短缺。之后，由于采取了强化的农业技术，在山坡上开垦梯田并填高湿地和沼泽以增加土地面积，扩增了一万平方千米的耕地，情况开始好转。进入古典期后，其全盛期仅延续300年。到公元9世纪，连续的干旱最终拖垮了玛雅文明。

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R.E.W.Adams），总结了玛雅文明崩溃的三大特点。第一，贵族文化消失，表现为：（1）宫殿被废弃；（2）祭祀建筑停止营造和维修；（3）石碑铭刻停止制造；（4）精致陶器和玉器等奢侈品停止生产；（5）历法和文字停止使用；（6）与上层贵族活动有关的一切行为如球赛等均不复存在。第二，农村和祭祀中心人口锐减。第三，崩溃发生在50～100年的很短时段之内。然后，亚当斯总结和评估了阐释玛雅崩溃的各种原因和不同观点。（1）生态因素：认为崩溃的原因是刀耕火种农业对森林植被和土壤肥力造成破坏、水土流失、旷原杂草蚕食及病虫害肆虐，拉垮了玛雅的农业和文明基础。（2）灾难：有学者认为宫殿和整个祭祀中心的废弃是因为地震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玛雅低地经常发生飓风，并对玛雅文明崩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亚当斯认为，自然灾害作为文明崩溃的主因不够令人信服。（3）农业潜力：这种观点认为热带雨林不适合高度文明的演化，环境和刀耕火种农业内在的局限性导致文明必然崩溃。（4）疾病：有学者认为玛雅崩溃可能与疾病传播有关。但是亚当斯指出，疾病一般不大会导致生物学灾难。因此，传染病在诸多崩溃因素中可能性最小。（5）人口：一些学者认为出生率中性别比例失衡可能是一种原因。（6）社会结构：这一观点认为过重的税收导致阶级矛盾加剧和内部动乱，玛雅贵族从墨西哥中部引入雇佣军导致军事化和世俗化，意识形态改变导致道德瓦解。但是亚当斯认为，内部暴动很难从考古学上察觉，一些动乱的证据也可以得出其他解释。（7）入侵：一些学者认为来自尤加坦北部的墨西哥人入侵，在这里建立了贵族政权。伴随着战争和饥荒，玛雅低地人口锐减，破坏了农业经济导致国家崩溃。

马库斯（J.Marcus）总结了有关玛雅崩溃探讨的两个趋势，一批学者倾向于强调自然因素的主导作用，认为持续的干旱是公元9世纪大量祭祀中心被放弃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批学者则倾向于内因，觉得环境问题在玛雅低地因地而异，因此认为社会政治问题是崩溃的主因。她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我们还无法分辨各种扰动因素来确定造成玛雅崩溃的直接和最终影响。

以瑞士地球化学家豪格（G.H.Haug）为首的一批学者，在2003年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玛雅文明崩溃与古典期末持续干旱有关的论文。他们对南美委内瑞拉北部卡利亚科盆地（Cariaco Basin）未受扰动沉积物中的块状钛含量进行分析，以了解河流注入物质的变化和气候水文循环，对公元700～950年这段古典玛雅兴衰阶段的气候和沉积物变化进行了细致观察。钛的季节性分解记录显示，玛雅文明在达到全盛期后不久，该地区就开始出现不断扩大的干旱趋势，并在公元800～900年至少发生两次持续多年的严重干旱。

玛雅低地文明处于季节性的干旱地带，农业主要依赖自然降雨进行灌溉，而大部分的雨量集中在夏季，加上尤加坦半岛的喀斯特地形很难形成较大的地面水体，为了应付雨量的不均匀，玛雅人只能想出各种办法来集聚雨水以维持农业生产。公元550～750年是玛雅低地气候的最佳时期，充沛的降雨使农业得到发展，导致玛雅文明迅速扩张。到古典玛雅的全盛期，人口从先前的300万猛增到1300万，人口膨胀达到了环境和土地载能所能承受的极限，使得社会在面临干旱和农业歉收时变得十分脆弱。考古学和环境资料精确控制的年代学研究显示，气候恶化与玛雅文明衰落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伴关系。玛雅低地的最初旱情始于公元760年，一直延续了40年之久。不久，从公元810年又开始了一波长达10多年更严重的干旱。到公元910年再次发生了一波长达6年的严重干旱。由此可见，在玛雅文明于公元750年达到顶峰之后，马上就开始面临干旱的困扰。这种持续和反复加重的干旱无疑对玛雅低地的农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过多的人口和农业歉收带来的资源压力，加上统治者管理和对应危机上的失误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社会运转系统瓦解，最终在公元9世纪拉垮了玛雅文明。

2．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是东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一座小岛，由火山喷发所形成，轮廓为三角形，长14英里（1英里≈1.6千米），宽7英里。岛的三个角上分别有三座死火山，最高的一座海拔1700英尺（1英尺≈0.3米）。复活节岛位于浩瀚的太平洋中，是地球上最偏远和最孤独的地方。大约在公元700年岛屿被栖居后，岛上就发展出比较复杂的酋邦社会。当时的社会分成各个阶层，由祭司进行统治，各种专职工匠负责雕刻和建造石像，食物则由农民和渔民提供。周围海域可以提供丰富的鱼、虾和贝类，种植的作物包括芋头、香蕉、白薯和甘蔗。同时古代岛民还养鸡。一直到16世纪的七八百年里，岛上社会稳定，人们制造了大约1000尊巨大石像。当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格文（J.Roggeveen）在1722年4月复活节登上这座岛屿的时候，他不但为岛上矗立的几百座石像所惊讶，而且被荒凉的景观和稀少的人口所困惑。但是考古学证据表明，岛上曾一度覆盖有大型棕榈树为主的茂盛植被，但如今已经绝灭。岛屿环境因为人为过度开发而被破坏，为了要运输这些巨型石像，岛民砍伐大量木材来做木橇，制造独木舟和工具、房屋也需要消耗许多木材。一旦岛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石像也就无法运输和矗立，独木舟也停止生产，一些原来经常开拓和赖以为生的近海资源如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也就无法利用。林木消失造成覆盖在火山岩上薄薄的一层土壤很快流失，无法再生长大型的树木。

随着岛屿环境的恶化，岛屿上的部落开始发生冲突。据说哈瑙伊普族和哈瑙莫莫库族之间为争夺耕地进行战争，结果以哈瑙伊普族被消灭而告终。战争的结果导致岛屿上的粮食生产中断、人口锐减、宗教制度瓦解、贵族失去了权威、有效的经济体制解体，甚至出现了将人作为为食物来猎取的可怕场景。这次冲突发生的时间离罗格文抵达复活节岛只不过40年。

3．中国良渚

良渚文化的中心分布区环太湖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部分。这里出土的大量玉器和高规格的墓葬被誉为东方文明之光和5000年中华文明的第一证。本地区内共发现了500多处遗址，并呈聚落群分布，形成了几个大型的聚落中心。主要包括以余杭良渚一带为中心的聚落群、以上海福泉山一带为中心的聚落群、以苏州东部地区为中心的聚落群和以无锡南部为中心的聚落群等。这些聚落群规模庞大，密度较高，不仅聚落群与聚落群之间形成了等级上的差异，而且聚落群内也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从规模上看，诸遗址中有像昆山绰墩这样达几十万平方米的，也有像余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样仅几百平方米的，遗址间的规模分化进一步扩大。每个聚落群的遗址数量均达几十处甚至是百处以上，各个遗址之间有了明显的功能分区，出现了专门的墓地、居住区与作坊区。

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别反映了地位和等级的分化，大、中型墓地的营造普遍采用土墩埋葬，大型土墩可达几万立方米，此外，大型墓地还出现了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这些祭坛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显然需要动用大量劳力。随葬品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玉器的使用成为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贵族墓葬大量使用玉器，主要以钺、琮、璧、锥形器、冠形器等随葬。良渚文化大约在4000年前消失，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人口规模、农业经济、玉器等奢侈品，还是聚落形态都无法和良渚相比，反映出显著的倒退。

环境地理学研究显示，距今5000～4000年全球气候发生了一次变冷和降温的过程，长江下游在这一时段里也发生了降温。良渚中晚期的年平均温度为12.98℃～13.36℃，比现在低2.2℃～2.7℃，年平均降雨量为1100～1264毫米，比现在少140～300毫米。水稻是一种对水和气温要求很高的农作物，良渚中晚期的干凉气候特点必然对稻作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使粮食产量明显降低。良渚中晚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并发生过多起水域扩大的事件，对农业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难以低估。社会文化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有机体，在面对环境波动应该有一种自我调节能力。但是，如果环境恶化所导致的人地关系达到了难以调节的地步，任何偶发事件都能够引发文化更迭和社会变迁。

二、崩溃的机制

1988年美国考古学家泰恩特（J.A.Tainter）出版了《复杂社会之崩溃》一书，对文明和复杂社会的崩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泰恩特列举了标志文明和复杂社会崩溃的八项主要特征：（1）社会分层和等级差别明显降低；（2）经济和手工业专业化降低或消失；（3）集中控制消失，不再有贵族掌控的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的协调和整合；（4）社会控制和管理的层次降低；（5）作为文明迹象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投入减少或消失；（6）贸易和再分配减少或消失；（7）个人之间协作和组织活动减少；（8）小型社会局限在较小的地域之中。泰恩特提出了社会政治演变的“边际产量”概念，从经济学角度来了解复杂社会运转能量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泰恩特认为，像有机系统一样，人类社会和政治结构都是由能量的持续流动来加以维持的。同时，人类群体获取和分配资源的动力机制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机构，并由后者进行整合。能量流动和社会政治结构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对于人类社会的运转而言两者缺一不可，而且两者必须相互协调才能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维持一个社会政治系统不仅需要能量流动，而且维持这个系统的复杂性也必须有足够的能量支持，复杂社会需要有比简单社会更高的人均产量来维持。

泰恩特指出，在许多关键方面，社会政治复杂性在能量持续投入达到收益开始下降的一点后，就会开始缓慢下滑，然后这种下降会加速。于是，不但社会民众会不堪重负，而且在达到某一点后，加大投入却导致收益的持续降低。许多经济学家将这种报酬递减的原理看作是一种“法则”，用来分析在生产上增加投入却导致报酬递减的现象。这种经济学原理对于解释复杂社会的运转是很有启发的，其中两个概念十分有用，一是平均产量（average product），一是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平均产量是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边际产量是指整个投入所产生的整个产出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剩余产量。同样，平均支出是指每单位投入的代价或支出，而边际支出是指由增加（或减少）单位投入导致的整个支出的增加或减少。将这些概念运用到社会复杂化上，可以看到社会政治演进不断增加的支出常常会达到边际产量开始减少的一点，在经过这一点后社会复杂化投入的增加不再产出按比例递增的回报。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支出增加，复杂化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成本逐渐提高。

社会日趋复杂化的过程与一种系统运转相似，作为相互关联一部分而被迫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其他部分也必须相应进行调整。社会复杂化需要更多的农业产出来维持其需要，并要加大能源和矿物资源的开采，创造出来的财富需要军队加以保护，反过来又需要农业和其他资源的支持。当民众被迫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来维持这个系统时，用于司法和强制手段的开销也同时增加。这种复杂性的增加需要依赖专门的管理者，他们也需消耗资源和财富。为了维持基本人群的产能，加大农业投入也在所难免。

如图1所示，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系统最终会达到图中曲线B2和C2的点位，然后进一步复杂化投入的回报开始以一种边际衰减速率下降。当到达这一点后，社会便进入了一个面对崩溃变得十分脆弱的阶段。有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会使得社会变得很容易崩溃。第一，压力和紊乱如农业歉收、边界冲突和内部动乱，是所有复杂社会常见的特点，因此社会必须采取常规手段来应付这些事件。还有为了应付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社会也需要做一些战略储备。但是面对边际产出递减的社会即使采取加大投入的策略，其产出和投入也不成比例。结果，即便社会能够成功应付压力或突发事件，但是这些过程会使它元气大伤，使得它在应对下一个危机时变得更加脆弱。一旦一个社会因边际回报递减而变得十分脆弱时，崩溃可能只是时间和运气上的问题了，它完全可能会因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灾难而突然发生。第二，递减的边际回报会使复杂性成为解决问题的下策，社会复杂化的优势最终会败给运转代价较低的简单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瓦解变得比维持复杂社会那种整合更具吸引力，人们行为上的相互依存会被各行其是所取代。当参与一个复杂社会边际代价过高，整个经济体制中的生产单位会对集中等级制的要求产生越来越大的抵制，或试图从整体上脱离，这就会导致国家分裂和内战。

图1 报酬递减与复杂社会解体示意图（依Tainter，1988）

特里格（B.G.Trigger）借用“最省力”原则审视文明和早期复杂社会中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他指出，所有人群在从事与粮食及其他物质资源生产和分配的活动中总是努力保存能量，这种节制在人们的活动安排和空间组织上都十分明显，工业前社会也像现代工业社会一样十分重视他们活动在空间上的安排，以求在人口、物品和信息的流通中减少能量的支出。史前狩猎采集群和农业部落用最省力原则指导他们的行为并不亚于当代的经济决策者。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现代决策者以紧缩开支以获得最大收益，而史前社会一般以节省力气和时间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是特里格指出，在文明和早期复杂社会中普遍存在一种显赫或奢侈消费的行为，也就是以浪费劳力和资源的方式来提高威望和权力。显赫或奢侈消费对最省力原则是一种公然的违背，因为为了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经济和省力的原则应该是主导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主要方式。然而，政治权力普遍被看作是一种对能量的控制能力，统治者无不是在加强其控制的活动中投入大量能量来维护其政治权力，于是权力最显赫的表现就是一个统治者在非实用目的上消费他所控制能量的能力。

早期文明中充斥着权力的物质表现，贵族人物将自己用珍稀或进口材料、由技术高超工匠精心制作的珠宝装饰起来，以象征高层次的能量消费。同时，早期文明社会在建筑、文字、历法、占卜和其他宗教活动上投入大量能量来强化和维持复杂社会系统，这会加大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距离，损害普通百姓的福祉。权力物质表现的最典型特点无过于公共纪念性建筑，这是一个统治者所能希望做出的最为不朽的权力诉求。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建筑可以延续千百年，而且这种建筑规模愈大，它们所表现的权力也愈大。

结合泰恩特的“报酬递减”原理和特里格的“最省力”原则，我们可以对文明崩溃和复杂社会解体的动力机制加以说明：当社会一旦日趋复杂化，其趋势或进程就不可逆转。贵族阶层的收入和消费不会降低、专职人士不会减少、祭祀建筑需要营造，当社会的剩余产量不断投入维持复杂系统运转而非供养民生时，社会系统运转的报酬递减必然会掏空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处于这种状态的文明社会就像是风中残烛，已经不起任何压力和动荡，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趋于瓦解。因此，当我们看到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等史前文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免揣测它们是否遇到了意外灾难和入侵。如果我们能够从其内部运转方式和固有缺陷来考虑问题，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只不过是导致球赛最后失利的临门一脚。

虽然“报酬递减”和“最省力”原理被用来解释古代文明的崩溃，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在根本上受制于这些经济规律，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如果人类漠视这些规律，工业文明也难免重蹈古代文明崩溃的覆辙。

三、工业文明的忧虑

我们在探讨文明起源的同时，它们的消失和崩溃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我们发现，那些孕育了早期灿烂文明的地区，现在大多处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人类起源摇篮的非洲大陆目前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地区，人口、饥荒、艾滋病和环境的压力使得专家们认为非洲的振兴已经没有指望。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今天战火连绵，满目疮痍，孕育了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的伊拉克深陷动乱和苦难之中。中国、埃及、印度和墨西哥等文明古国都处于第三世界，在近代历史上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即使在中国，孕育了夏、商、周和灿烂汉、唐文明的摇篮目前也位处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强烈的反差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历史怎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伟大文明古国的心脏！为什么新的文明不能在古代文明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看来，社会的演化也像动物的进化，绝灭的物种不可能在向上演进的链条上再次出现。孕育古代文明的各种条件早已不复存在，现代文明只能是人类社会在全新条件下的全新创造。

文明崩溃就像文明起源一样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经久不衰的课题，这个课题和无数的案例向我们昭示，文明是脆弱和并非永恒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文明社会得益于科技的昌明和工业的发展，便常常使人以为古代文明只是局限在少数社会，它们的崩溃是偶然和突发事件所导致的悲剧性结果。我们现代社会拥有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历史、经济学知识，应该能够克服古代文明社会所无法克服的困难，可以使当代工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有理由对人类发展的未来充满乐观和憧憬。

当我们在审视像玛雅、古埃及和古罗马这些辉煌古代文明崩溃的案例时，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现代工业文明真的比古代文明先进而能永恒吗？当代工业社会能够永远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势头吗？地球人口真的可以克服马尔萨斯理论而不受限制地增长吗？先进的科学技术真的能够克服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带来的压力吗？我们过去受“人定胜天”口号的鼓舞，对科学技术的潜力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觉得人类的智慧和社会进步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阴影，在现代高科技炫目的光芒之下，许多令人担忧的阴影隐约浮现。早在1968年，未来学研究的著名团体“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著名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伊（A.Peccei）认为，世界的状况正在恶化，人口和粮食、资源和能源、都市化、工业增长和环境污染相互作用，正在对全球的文明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受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书中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工业化、污染及粮食产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系统中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的话，地球发展的极限将在100年内出现，我们被迫面对全球的大变动。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研究报告警告，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

未来学家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在为人类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外，也出现了大量的弊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无限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无条件强调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加消费，浪费资源和能源，刻意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过度消耗资源，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工业的发展常常忽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于是，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成为全球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耕地面积就开始出现难以遏制的下降趋势，与人口增长相互作用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地球98％的水资源是非淡水资源，随着工业发展、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危机开始笼罩经济增长和人类的生活质量。现在，人们逐渐感到周围无清洁的空气可供呼吸，没有放心的水可供饮用。滥用化肥和杀虫剂、食品添加剂、色素和加工监管不严，使人感到无安全的食品可供放心食用，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和局部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两级冰盖融化、酸雨肆虐、森林、草原和湿地退化严重，并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的大面积消失导致动植物绝灭进程加速。目前，石油、天然气和煤是人类社会消耗的主要能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占消耗能源的60％，煤、水电和核能占40％。由于石油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于是超级大国对战略资源的需求、争夺和控制，成为世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虽然资源较为丰富，但是与庞大的人口一比，根本无“地大物博”的优势可言。加上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运输代价昂贵，浪费污染严重，形势不容乐观。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加速，对能源的需求也在猛增，能源危机的压力也在逐步显现。地区各大小煤矿为了追求眼前商业利益进行破坏性开采，开采和利用的低效造成大量宝贵资源浪费，并酿成当地矿难惨剧屡禁不绝、环境污染积重难返。实质上，中国既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又是一个能源消耗和浪费大国。据最新报道，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煤炭为58.6％。根据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可开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30年、45年和61年。伴随着化石能源储量的急剧减少，我国的能源消费却直线上升，2005年煤炭产量为21.9亿吨，比2000年翻了一番。石油的净进口量也由2000年的0.76亿吨飙升到2005年的1.43亿吨。与能源短缺和消费激增形势很不协调的是，我国的能源浪费惊人，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

我国的水源危机也令人担忧，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供水矛盾日益尖锐。据报道，我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供水不足，六分之一的城市严重缺水。由于透支地下水，目前地下水超产量已经达100亿立方米，导致地面下沉和海水倒灌等地质灾难。北京东郊600平方千米地面下沉，中心区沉降达0.55米。天津地面最大沉降达2.46米，太原达1.38米，京津塘地区地下水已经“十水九空”。农村3亿多人口的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6300万人饮用高氟水，200多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万人饮用苦咸水，血吸虫病区1100万人饮水不安全。目前，我国25％的地下水遭到污染，35％的地下水源不合格，平原地区有54％的地下水不符合饮用水标准，一半以上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如京津塘地区地下水中的污染物种类达百余种之多。

另据报道，我国7大水体中劣质5类水体占30％左右，黄河上游部分除了部分河段水质为3类外，其余长年为5类水质。渭河从甘肃进入陕西境内时为2类水质，但是到达潼关进入黄河时已变成5类水质。群众称“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汾河为山西的母亲河，她有66％已经成为5类水质，太原以下的水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态功能。山西境内的另一条黄河支流涑水河全程为5类水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条排污沟。淮河水系中60％是5类水，表明这些水体已不可用。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自来水处理技术只能对细菌和微生物起作用，对有机物、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却无能为力。目前的处理技术最多能够杀灭30％的有机物，现在国际上从水中检测出的有机污染物已有2000余种，其中114种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作用。中国的水源中只能检测出100余种有害有机污染物，而传统和陈旧的自来水净化技术已经无法处理污染日趋严重的水源，过去衡量饮用水的标准并没有列入许多新出现的污染指标，因此目前衡量饮用水的安全标准早已不安全。专家忧心忡忡地指出，在整个水环境恶化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饮用水源的枯竭也难以遏制。如果重新制定的安全标准出台，那将需要更新净水技术、提高自来水价格，结果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和颠覆性的冲击。

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同样严峻，其污染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专家列出了长江流域面临的六大危机：（1）植被退化，泥沙增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枯水期提前；（3）水质恶化，危及城市饮用水安全；（4）物种受到威胁，珍稀物种灭绝加速；（5）固体废物严重污染河湖，威胁水闸与电厂；（6）湿地面积萎缩，水的自洁功能日益丧失。专家认为，长江的开发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但是有关单位仍计划在20年内再在长江干流上建造百座电站。目前全球有21条河流生态严重退化，其中长江排名第一。如果这些工程项目上马，肯定将进一步威胁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造成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和生存危机。今天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用水形势已经如此严峻，子孙后代将何以为生？！

人口压力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更新世末发生的粮食危机导致了农业起源，在更新世末全球人口达到320万人花了300万年的时间。农业经济产生之后，人口增长加速，但由于增长率较低，到全新世中期的5000年前才增加到500万。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到工业革命的18和19世纪，人口在短短几千年里增加到10亿。然后，人口的增长开始加速，从10亿增加到20亿花了80年时间，从20亿增加到30亿花了30年时间。1960年～1975年人口又从30亿增加到40亿，到1987年又从40亿增加到50亿，从1987年到1999年增长了10亿人也花了12年时间。据2006年2月26日报载，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项目中心推算，全球人口在该日上午8时16分达到了65亿。它还预测，2012年全球人口将达70亿，2050年人口达90亿。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粮食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地球的耕地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人口不能无限制地增长。但是面对目前这种人口增长难以遏制的势头，人类社会似乎还没有对应的良策。比如，目前中国的耕地为1亿多公顷，如果不包括3.5亿公顷的北方草场，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略高于666.6平方米（1亩）。以1亩多的土地来提供一个人的全年粮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和联合国开发和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研究认为，我国土地最多能够养活17.36亿人，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认为，必须首先保护耕地，使耕地面积不少于1.2亿公顷，而且要努力到2050年将人口控制在16亿之内。不久前，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调查，由于退耕还林、还草和还湖，我国的人均耕地已从2004年的1.43亩减少到2005年的1.41亩。全国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4年底的18.37亿亩，8年里减少耕地1.14亿亩。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以50年增加3亿人的速率，我们的对策何在？

四、讨论与小结

考古探索不只是增进我们对自身历史的了解，而且对我们应对未来的挑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考古学家莫里森（K.D.Morrison）指出，考古学实际上就是研究“生”和“死”，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讨论为什么有的社会很容易崩溃，而有的社会则能延续很长的时间。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的祖先也经常面临资源短缺、环境退化、人口压力、政治不稳和社会动荡的问题，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成功应对这些问题向来凶吉难卜。虽然复杂社会的崩溃总是和环境恶化关联，但是社会的文化实践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不管自然环境自身的波动还是人为的破坏常常会触发和加剧社会的衰败和瓦解。另一方面，社会因素诸如人口压力、统治者应变的处置方式、社会等级之间的沟通强度、经济基础投入的力度，以及在社会价值观与灵活性之间进行平衡的能力，往往也决定了社会处置危机的成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古代许多条件十分优越的社会都崩溃了，而许多比现代社会更脆弱的社会却能够成功延续。莫里森认为，考古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所提供的有关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材料有望为我们今天的决策服务，向公众宣传人地关系之间的危险性和脆弱性。考古学能够为今天决策者提供的一个警示，就是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几乎总是社会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了解生态环境的拐点在何处，如果越过这个拐点，社会衰落就不可逆转。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上，社会的成败可能已经处于局部地区所能控制的文化行为之外，于是以史为鉴尤为重要。

面对类似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文明崩溃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需要反躬自问，我们究竟比这些先民有多大能耐和高明之处。今天的地球无非是一个放大了的玛雅低地和复活节岛，如果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文明崩溃是由于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和社会本身处置不当的原因，那么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而人类对危机认识和处置的社会文化行为仍然至关重要。如果史前社会文化发展的压力来自环境和资源的话，那么制约今天工业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样存在，无非是这种压力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古代的土地、粮食、水源等生存资源变成了当代的能源。据估计，未来25年中全球的用电量将翻一番，但是相应的却是能源储量的急剧减少。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维持着当今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资源大多是不可再生的，特别是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化石能源。我们可以想象，一旦地球上的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消耗殆尽，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虽然有人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能使我们克服化石能源耗竭的问题，我们已经能够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核能和海水转换的氢氧能源，但是利用这些代价高昂的能源究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日常生活带来何种影响还难以预料。比如，核能利用就存在意外事故、废料处理、兴建成本高和可以被用来制造核武器等问题。因此，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人类不能为所欲为，工业文明也不能无节制地持续发展。相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延续的漫长历史而言，现代工业文明虽然只有短短200年时间，但是我们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耗尽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尽管世界上无数有识之士对这个趋势深表忧虑，各国政要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就像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面对巨大的惯性，任何个人可能都已无法轻易将其减速、停下或改变方向。尽管存在种种远虑，但是再有远见的领袖一旦面对眼前各种棘手难题时，功利性的权宜之计难免成为压倒一切的抉择。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和局部利益冲突，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将地球上的大部分国家捆绑到了一起，人类社会成为一个超聚合的世界系统，不由自主地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变得生死与共。

当代工业文明这列具有巨大惯性的列车带有许多无法停止的动能，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热带雨林的消失、渔业衰退、物种大规模绝灭、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专家们只知道如何使这辆列车加速，却不关心它驶向何处。最近伦敦皇家学会主席马丁·里斯（Martin Rees）发出警告，人类也许仅有一半的机会能在21世纪生存下去。人类拥有难以想象的发展能力，但是如果无法解决许多关键问题，我们有可能面临倒退几百年甚至导致毁灭的命运，因此，21世纪是十分关键的“危境时刻”（crunch time）。像中国这种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迅速致富，但是经济发展需要庞大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能源。现在地球还未耗竭石油能源，但是已经耗竭了地球能够吸收能源污染物的空间能力。地球生物圈对工业污染的自我清洁能力虽然还没有达到极限，但是以目前污染物排放数量和速率计算，地球生物圈很快就会达到其无法承受和再生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消费方式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到底是追求“越多越好”（more is better）还是“知足最好”（enough is best）。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过去5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年，而过去50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0年。21世纪的文明将会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出现很大的变化，地球在科学技术特别是电脑的帮助下正在变成一个智慧的星球。这种文明的发展趋势将表现为一种与5000年前文明开始以来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机遇将和挑战共存，如果人类能够克服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那么文明的进步意义将会比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更深远。但是，如果人类一味盲目追求发展，没有能够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为此，了解古代文明的崩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只有深刻和清醒地了解人类的过去，才能使我们明智地对待自己的未来。为此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人类不能为所欲为。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应该大力提倡改变消费习惯，珍惜和保护环境，以可持续的理念来控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努力缓和正在加剧的环境和生存危机。

来源：《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