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因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更直接主导了仰韶遗址的发掘，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1921年10至12月，经中国政府批准，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 ...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因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更直接主导了仰韶遗址的发掘，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

1921年10至12月，经中国政府批准，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

1921年，安特生镜头里的仰韶

1901年，安特生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士毕业后，曾先后两次参加了1901年至1903年瑞典的南极考察活动，因此名声大振，安特生被任命为瑞典国家地质调查局局长。1914，他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

安特生的聘任状

他的隶属于由中国学者丁文江和他的同事黄文浩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国家地质调查局。在此期间，安特生帮助培训了中国的第一代地质学家，并在铁矿石和其他采矿资源以及地质和古生物学方面进行了许多发现。之后，由于中国时局动荡，地质考察的研究渐趋停滞，安特生也因此把精力转向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的1918年，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距离不久之后即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仰韶村很近。
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带着5个人第一次来到河南渑池县，到车站迎接他的，是县知事胡毓藩。4月21日，前往仰韶村时，胡毓藩安排的陪同人员同样是县政府第三科的录事王茂斋，而且也是在4名警察的护卫下乘坐汽车前往的。那一次，他住的地方，同样是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里。
不过，第一次到仰韶村，安特生并没有发掘，他只是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观测、照相、考察和搜集陶片、石斧、石刀等遗物，同时也买村民捡到或存在家中的陶片或石器。
仰韶村处在一个一面环山、三面环水的缓坡台地上，风景绝美，物产丰富。安特生一到这里，就被其完美的地态构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宁静的田园景色所倾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田野考古和调查中去，在8天的时间内，收集、采掘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最后装了满满4大箱，雇车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然后装火车运回了北京农商部。
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对采集到的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进行了研究，并结合自己在实际考古和地质调查时所掌握的情况，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且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

安特生镜头里的仰韶

安特生找到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丁文江和翁文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又去找农工商总长张国淦，为了赢得他的支持，他把自己心爱的黄金烟斗送给了张总长。张总长批准了，但考古不归他们管，农商部遂将安特生关于请求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呈报了当时的国务院。其后，国务院下发了照准的批文，河南省政府也同意了，安特生因此有了二下渑池进行现场考古发掘的机会。
1921年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的港口葫芦岛，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又发起了对奉天沙锅屯一带的考古调查。最后他们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安特生在中国内地时使用过的护照

 

安特生在工作

 

安特生拍摄的中国人

安特生在渑池

1921年10月25日，安特生前往河南，渑池县知事胡毓藩指派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着他们，又叫了4名警察，护送他们乘汽车前往仰韶村，并把他们安排进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中。
然后，他们便开始了发掘前的准备：王茂斋负责联络应酬事宜，王兆英、张兴民负责采买，王兆祺则负责组织人员的挖掘。而安特生自己，则把带来的小帐篷搭建在发掘工地上，又架起行军床，供考古人员休息时使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7日，安特生和考古学家袁复礼等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这一发掘，被他曾经的中国助手、中国考古界后来的重要学者李济，称为是“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参与仰韶村考古的袁复礼（1893-1987）

就连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也在其1922年4月1日的日记中，称赞“他(安特生)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

安特生在仰韶村

安特生镜头里的仰韶

安特生的工作，配得上李济和胡适博士的称赞。他是个认真的人，整天呆在工地上指导发掘，绝不疏忽任何一个发掘的细节，有时候甚至在工地上过夜，为的是随时解决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学者，则从他身上获得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改变了中国之前只有金石学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现状。
安特生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他继续示范着。不算太忙的时候，他不愿意歇着，就让村民王德润带着他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周边的地质、地貌和地层情况。这也为后来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榜样。
安特生的挖掘工作持续了36天，直到12月1日才结束。他们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发掘结束后，安特生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
在仰韶村发掘完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所带回来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这些实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比较、分辨和论证，按遗存深度进行逐层分析，结果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也多有彩陶，所以也被成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提供了线索。
据相关文章介绍，安特生当年住过的小院坐落在仰韶村西北角，坐北向南，前房后窑。东厦房还完好存在，只是青砖包石头心的山墙，斑斑驳驳，愈显苍老；西厦房已经倒塌，仅剩半截山墙；北窑还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蚀，窑门处只剩下原来的门踩石。

仰韶彩陶

（本文据相关安特生资料及猛犸新闻李长需文等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