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东文献丛书·考古专辑》综述

「 一 」

华东区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及其前身“金石学”的重镇之一，自古专业人才辈出，著述宏富。

早在“前金石学”时期，在现华东地区的山东境内就曾有过一次重要的古文献的发现，此即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曾经住用过的房屋时，于墙壁中得到《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古文献，这一重大的发现直接推动了古文字及古文学派学术的研究。东汉时期，学者袁康著《越绝书》，主要记载今江、浙境内先秦吴、越两国的城址、胜迹等，书中《宝剑篇》提出:

轩辕、神农、林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

在对历史上“武器”质地的阐释中，用石、玉、铜、铁四种质地代表中国早期物质文化的演变序列，与公元1832年丹麦学者汤姆逊的人类经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之“三期说”颇有暗合之处，令人惊叹。故卫聚贤先生称袁康“可算是世界上最古的考古学者”。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六朝”（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立都于建业及建康（今南京），“考古”学术颇称发达，著述有顾烜的《钱谱》，虞荔的《鼎录》，陶宏景的《古今刀剑录》等。至唐代，先后有陆广微著《吴地记》，载录苏州一带的文物古迹；许嵩著《建康实录》，记述六朝都城建康事迹，其中涉及多处古城、古墓等文物名胜，至今仍是进行六朝考古研究的必读之书。

有宋一代，是公认的“金石学”正式形成的历史时期。据李遇孙统计，宋代有金石学家61人，所著现已失传的金石学著作有89部之多，存留下来的也有约30部。宋代金石学大家刘敞、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薛尚功、王厚之、洪适、洪遵、王象之等几乎都是今华东地区人，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的《金石录》等迄今仍是了解宋代金石学成就及宋代之前金、石资料的重要参考资料。

民国初年，促使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变的关键人物还有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1年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及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而马衡是浙江鄞县人，其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丛稿》、《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等著述皆受到学界好评。

「 二 」

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早期发展过程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还有江苏泰州人丁文江、江苏苏州人顾颉刚、山东聊城人傅斯年等。在具体的考古学实践方面，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傅斯年聘请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考古学家李济担任该所第三组即考古组的主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国家考古学专业机构。1930年11月，由李济带队，梁思永先生等参加的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启动，在这里发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除“仰韶文化”之外的又一个史前文化体系“龙山文化”体系，由此也开启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新局面。这次发掘成果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同时，因为“龙山文化”的发现，梁思永、刘燿等考古学家写出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等论著。值得一提的是，城子崖遗址的最初发现者是李济先生早年的学生、山东安丘县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当时，在李济先生的工作班子中，还有一位后来长期主持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著名考古学家、来自浙江温州的夏鼐先生。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考古力量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该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地点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在华东地区所开展的工作，除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之外，就是在安徽、山东等省境内开展的一些田野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工作，其中安徽的考古主持人是来自舒城的考古学者李景聃。1934年11月，他和王湘等主持了寿县古遗址考古工作，著有《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等文；此外他和王湘等还前往寿县朱家集调查楚器出土地李三孤堆情况，并以《寿县楚墓调查报告》一文反映了楚器被盗及文物出土情况。在此要强调的是，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铜器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著名金石学家胡小石、刘节等。本编收入的相关文献包括刘节先生的《楚器图释》和胡小石先生的几篇文章。胡小石为浙江嘉兴人，公元1906年曾在今南京大学的前身“两江师范学堂”师从金石学家李瑞清先生求学，后出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9 年后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胡小石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1949年前，他撰有《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等多篇金石学论著，还培养出一代著名女考古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的曾昭燏先生。

曾昭燏先生

在山东境内，1933年前后发掘过滕县安上村龙山文化至春秋时代遗址、日照两城镇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其中山东益都籍考古学者祁延霈著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等文。

「 三 」

民国时期，中国的主流考古力量和考古活动都集中在北方地区，长江以南地区极少展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但是，就在这一时代格局中，仍然有一批学者荜路蓝缕，开辟出中国南方考古的学术新篇。其间的重要考古学者有卫聚贤、施昕更、陈万里、林惠祥、郑德坤、庄为玑、朱偰等。

1928年，在清华国学院毕业的卫聚贤先生到南京担任“古物保存所”主任。他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和栖霞山附近做了一些小规模的考古发掘。1930 年，他在主持南京甘夏镇三国墓葬发掘时，于地层中偶然发现了一些时代较早的陶片和石器，于是江南地区存在石器时代的问题浮出水面，但因当时人们相信史书所言江南开发时间较晚，不会存在石器时代，所以对此发现未予重视，不过，他本人还是坚信自己的学术判断。

1936年，卫氏虽然不再是职业考古学家，但他仍然坚持做田野调查工作，先后在江浙一带参与调查苏州吴城和越城遗址、常州奄城遗址、上海金山卫遗址、杭州古荡遗址等。他的工作也有许多响应者，1936年前后，杭州西湖博物馆董聿茂、胡行之、施昕更、沪江大学商学院慎微之等对杭州古荡、良渚、湖州钱山漾等遗址做了调查和局部发掘，结果发现不少石器及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但又具自身特点的陶器，于是“江南也有石器时代”的观点在激烈的学术争辩中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实际上是新生的考古学对人们旧史学观的刷新，标志着考古学具有着特殊的推动学术思想解放的意义。

从1928年到1936年前后开展的江浙一带的考古工作及其学术成果，在卫聚贤主编的《吴越考古汇志》、《南京明故宫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史》、《说文月刊》，胡行之等《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金山卫考古记》，陈志良之《奄城考古记》，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乐炳嗣《古荡考古的前途》以及吴越史地研究会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等论著中都有具体反映。在这个学术工作的进程中，施昕更先生的良渚遗址考古及其收获尤为引人注目，由他主笔的考古发掘报告《良渚》一书代表了当时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最好水平。

「 四 」

中国是世界上瓷业技术的最早发明国，华东地区又是中国瓷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越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德化窑、宜兴窑等都在国内外占有崇高的地位，迄今，中国的瓷都（江西景德镇）、陶都（江苏宜兴）都位于华东境内。中国的瓷业还给予东、西方瓷业之发生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陶瓷考古工作，研究瓷器的专著要么囿于传世品或流散文物，要么是对传统活态陶瓷工艺的调查和记录，如朱琰的《陶说》、兰浦的《景德镇陶录》、刘子芬的《竹园陶说》、吴骞的《阳羡名陶录》、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吴仁敬的《绘瓷学》等。当然，这些工作及其文献也颇为重要，作为“陶瓷考古”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不过，“陶瓷考古”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领域，其根基应在于田野考古。从1928年起，江苏吴县人陈万里先生终于开始来填补这一学术空白，从那一年起，他“八去龙泉，七访绍兴”，长年累月在田野搜集到大量瓷片实物标本，并运用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从而将中国的古陶瓷研究从“书斋”导入了以窑址和墓葬出土实物为研究中心的“田野阶段”。他的《吴晋时代的浙江陶瓷》、《越器图录》、《瓷器与浙江》等著作代表了早期中国陶瓷考古的重要成就。

林惠祥先生是福州晋江人，1931 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他也强调学术要走出书斋，主张加强考古发掘和民族学调查研究。1929年和1935年，他两次冒险只身深入日本侵占下的中国宝岛台湾开展民族学及考古学调查，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于1930年出版了《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这是我国早期“民族考古”的重要论著。

在此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台湾考古”工作是由日本考古学者最早进行的，它是在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公元1896年，即日本占台后的第二年，日本教师栗野传之丞在台北市郊芝山岩发现了石器，第二年，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和宫村荣一在台北圆山一贝冢遗址中发现石器、陶器和骨器，此后，诸多日本学者被台湾的考古发现所吸引，其中以鸟居龙藏、鹿野忠雄、金关丈夫、国分直一、森丑之助等为代表，他们的成果见之于大量考古文献，如金关丈夫、国分直一的《台湾考古志》、鹿野忠雄的《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观》、宫本延人的《台湾的原著民族》等。不过，必须强调，林惠祥先生有关台湾考古的成果是中国学者最早开展台湾“民族考古”的代表性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林惠祥先生

林惠祥及郑德坤、庄为玑等先生也在福建省境内开展了多个考古项目，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唐代墓葬的发掘，林惠祥、庄为玑等执笔的《闽西发现古代石器》、《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安溪唐墓发掘研究报告》等代表了这方面的早期成果。

「 五 」

在1949年前的南京及江苏地区考古中，除了卫聚贤先生等之外，另外一位代表性人物就是朱偰先生。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在此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历代也不乏从“实物”资料角度记录、考察、研究南京或江苏物质文化历史的著作，如唐代有《建康实录》、宋代有《六朝事迹编类》、明代有《洪武京城图志》、清代有《江宁金石记》、《南朝佛寺考》等。大约从1930年前后开始，有学者运用现代田野考古调查的方法对六朝都城南京及六朝文物开展研究工作，见于著录的有郑钧声、向达的《摄山佛教石刻小记》、向达的《摄山石刻补记》、张璜的《梁代陵墓考》、陈志良的《南京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兽》等。但是，在这方面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形成丰厚成果的当属朱希祖、朱偰父子。

1932年，朱偰取得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系主任。他是一位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学术使命感的现代学者，从1932年到1935年，他利用大量业余时间，不辞辛苦，在南京至丹阳一带对六朝文物和其他历史遗迹展开精深的调查研究，并最终完成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图集》、《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与其父朱希祖、滕固合著）等专著，这些专著迄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考古学是一个涉及面深广的学科，其分支领域众多，如陶瓷考古、城市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天文考古、织绣考古、民族考古、美术考古、古文字学、古钱币学等。在华东地区早期建筑考古活动中，刘敦桢先生有着独到的贡献。如他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南京及附近古建遗址与六朝陵墓调查报告》、《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岐阳王墓调查记》、《曲阜孔庙之调查及其他》、《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六朝时期之东西堂》等论著都是民国时期华东地区建筑考古方面的代表性力作。本编收录的《天文考古录》、《顾绣考》、《石雅·宝石说》、《上海研究资料》、《中国陶瓷史》等也可以从不同方面综合反映华东考古文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 六 」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古代原生文明迄今未断裂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文化上“多样一体”特征的文明大国，可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一地域也有一地域之学术，然而，每代人之间和每个地域之间又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展现出中华学术文化大局的磅礴之气势。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近年致力于中国不同区域的考古文献遗产之集成，其意义正在于传承、保护和传播珍贵的民族学术文献遗产，推动我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学术之变迁发展的研究事业，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当代考古学者，我们能参与到这一事业中倍感荣幸，但是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整个工作只能算是开了一个头，收录的文献实属挂一漏万。以“金石学”为例，诸多相关著作尚未收入，据卫聚贤氏《中国考古学史》统计，仅方志“金石志”目所载，华东地区就有134种284卷，其中江苏23种38卷，浙江52种128卷，安徽7种11卷，江西12种12卷，福建8种38卷，山东32种57卷，而本编收入的只有《闽中金石志》、《江宁金石记》以及晚清以后的《语石》、《泰山石刻考》、《金石学》等少量著作。

本编收录的原则有两个，一是注重华东地区金石、考古学者的著作，而其内容并不一定完全限于今华东区域的考古事项；二是重点在于涉及华东地区的文物考古之内容的文献。这样的结果有利于从“考古学者群”及“区域学术传统”“考古学成就”和“区域物质文化构成” 等不同角度认识华东地区的考古文献特色、 成就和价值。在文献的时间构成上，只要是以“物质文化”为记载重点的著作，无论古代还是近代皆予收录，当然重点还是金石学和近代考古学。

本编文献收集工作依据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的指导和要求，主要是由我和我的学生樊桂敏负责，其中樊桂敏学弟出力尤多，她为文献收集工作曾先后往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等省；另我的学生那汝瑜和曹琼亦代为分别在台湾大学及福建省博物院查阅和复印资料。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吃了许多辛苦，经常十跑九空，其间磨难一言难尽。我们的工作还得到福建省博物院院长杨琮先生、台湾大学周述蓉博士、南京大学考古学资料室程立宪副教授等友人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希望通过今后的持续收集，能够逐步补录有关华东地区的各种与考古学（含金石学）相关的历史文献，并在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的主持下再以“二编”等方式陆续出版，以便为国内外各界学术人士提供研究上的方便，并能够协助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实现我国考古文献遗产得到系统保存和永续传播的计划而尽绵薄之力。

贺云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