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丨中亚的中央性（2）

弗兰克著 袁剑译 民族史

译者：袁剑，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亚研究、边疆研究。

因此，德梅欧就将从母系制向父系制的首次转变归结为先前所定居的撒哈拉—亚洲地区的荒漠化，以及由于这种气候变迁所导致的饥荒、游牧化以及大规模移民。在这之后，父系制就从中亚扩散到仍然维持定居生活和文明的外围区域。

德梅欧复活了一种亨廷顿式的气候决定论，甚至将其用到了性格上。他将34种“分叉的行为、态度和社会制度”分类放在数百年来社会的儿童抚养，性别，女性，文化与家庭结构中，其中包括暴力和军事结构，以及宗教、信仰以及态度诸类目之下，而这些考古学、历史学信息以及某些当时的数据是可资利用的。他得出结论，认为父系制跟中亚的游牧军事社会有着高度的关联性。然而，也可以发现，在那些外围的定居社会中，也会接受外来移民，并不得不接受来自中亚的军事和其他压力。因此，德梅欧的看法比金布塔斯和艾斯勒更进一步，这可以支持一种对于历史的女性主义新解释。我因此就试图专门向我遇到的每一位“专业”中亚学家咨询，对他们而言适用的证据是否能够支持艾斯勒和德梅欧的命题。毫无异议地，他们全都认为，这些证据无法证明艾斯勒和德梅欧的命题。恰恰相反，根据他们的这些证据，与欧亚大陆的定居周邻相比，中亚游牧社会具有更高的地位，也有着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

中亚游牧社会当然是父权制和婚后从夫居的。虽然女性的地位肯定比男性低，但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并在家庭和社会内部拥有经济和社会的重要角色，她们的权威也得到提升。汉布里（Hambly 1969）注意到了男女之间相对自由的友善关系及其在处理游牧家务及畜群方面的重要角色。克拉德（1966:145）将驯养和农耕帝国的女性与游牧帝国内的女性做了比较。然而，继承始终是一个父系制家庭的事情。即便如此：

较之紧邻的定居社会的姐妹们，这里的妇女有着更大的权威与自主性。在政治贵族中，一夫多妻制很常见，但是每位妻子都有其自己的毡房。在一定定居亚洲社会当中常见的男女隔离形式在这里不可能出现。日复一日的生活需要妇女们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公众角色。尽管具体细节无法在整个亚洲内陆历史中确认，但大多数访客对此都有评论。（Barfield 1989:25）

华北的外族统治的影响在来自长江流域的南方人的一些讨论中可以表现出来……在北方，妇女有更多的自由。她们从事讼事、商贸，甚至上朝争辩。用那些限制妇女活动的南方文士的话来说，只有在北魏的草原传统下才会出现这种悲惨事。（Barfield 1989:140）

重新找到的商业文献提供了探究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很有意思的视角。从蒙古时代开始记载的信息表明，跟定居国家的女性相比，草原帝国的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与独立性。这些迹象在回纥帝国可以得到确证。女性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且能够自由经营和处置。她们也能在契约中担任担保人，并负责管理遗嘱执行事宜。（Kwanten 1979: 58）

    对于那些试图更刻苦地获得证据的其他人来说，这一重要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不管答案是什么，对中亚的更大范围的研究只有在成为我们当前的关注中心时才可能出现。

族裔与族性

对于重要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则是中亚在族裔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特殊关联性，更不用说族类认定方面了。中亚内部与外部所出现的周期性的民族大迁徙以及接连不断的民族小型迁徙活动已经使族性与种族彼此交融。因此，他们如今怎样才能被认定？在西方，有“高加索人种”、“雅利安人种”以及说着印欧语言的其他人种。在西方的说法中，如今被称为“近东”、或“中东”的区域正是千年来世界的另一个主要通路与熔炉。那里如今生活着同样源自中亚的民众。他们后来接受了犹太、基督和伊斯兰信仰，其基本的历史与宗教共性在他们当前宗教性覆盖的争论中似乎正日渐遗忘。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人全都跟过去和现在来自中亚的民众共享着种族、族裔和其他文化特征。“本土的”美洲人、新世界的“土著”，都有“蒙古”特征，而且仍然保持着一些源自中亚的称谓。我们，甚至一些非洲人，全都是中亚人吗？

与此同时，中亚人并未像这样来认识自己或者彼此。他们的族群认同更多的是地方化的。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民众长期以来具有特定的地方性。他们在那里也不是孤零零的，因为其他民众也到了那里，也具有相同的地方性特征。那么，在中亚或其他任何地区，族群认同，更不用说种族认同，其来源是什么呢？

苏联学者（他们的作品中只有一部分被翻译）和其他学者曾经花费了很多精力来探究中亚和其他地区的族源问题，但依然没有最终完成。不管我们知识中的鸿沟是什么，或者关于过去族裔以及当前族性的争论是什么，它们的基础都是明确的：较之环境形成，族裔更不传统，而族性则在与“他们”的关联中，在“我们”之间的认同更少。不管是情境还是关系，实质上都是由国家和其他政治权威所决定的；而在经济福利方面的出现、消失，尤其是变化，会引起族群认同感知方面及其表现急促性方面的变化。巴斯（Barth 1969）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情境化以及关系化的族群认同问题。格拉策尔和莫尼汉（Glazer and Moynihan 1975）则在更大的层面上同样进行了重申。用巴拉德（Ballard 1976）的话来说：“因此，族性是一种政治现象，在这当中，物质利益与道德及情感纽带结合在一起”。

中亚以及其他地区绝大多数既存的族群以及他们的名称，其起源时间都较近，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族群的名称诸如维吾尔人（回纥人、回鹘人）或者塔吉克人可能很古老，但是同样的名称已经用在非常不同的人群身上，他们之间往往在基因、或者社会上只有很少联系，甚至没有联系。格兰德尼（Gladney 1990）认为当前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族群是最近才形成的。此外，被使用的“维吾尔”（回纥、回鹘）这一名称，历史上曾被相当不同的人群所使用。与此相似，克拉德（1966）认为，在某些意义上，苏联的塔吉克人已经在中亚持续定居了3000年，但是跟印第安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囊括在一起。事实上，根据巴托尔德的研究，“塔吉克”（Tadzhik）这个名字最初的意思是“阿拉伯”（Arab），这个名字首先是波斯人，然后是突厥人和汉人这样称呼他们。根据克拉德的研究，包括许多说突厥语的人群在内，只有土库曼人可以追溯到蒙古入侵之前。

中亚和其他地区的族群冲突，都表现为对现存状况的反抗和对国家权力的追逐。族群冲突也会在不同人群之间甚至相同人群之中出现。所有这些冲突都越来越趋于激烈，并都威胁要侵吞或远或近的其他族群的财富或者给其带去灾难。事实上，如今大多数族群的认同和变迁似乎都受到经济的繁荣和灾难的变化的影响，所产生的族群冲突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一样可以通过更为及时的对族群认同过程的关注来平复。克拉德（1966）发现，中亚突厥语诸族群的共同身份认同在长时间内持续发展，而派普斯（Pipes）则预见了中亚一个更大范围的突厥民族主义复兴（《国际先驱论坛报》1990年2月14日）。（自凯末尔以来，土耳其似乎更倾向于成为欧洲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而如果欧洲现在断绝了这种选择的话，土耳其将可能会选择成为亚洲泛突厥主义的火车头。）族性不可能与政治经济关系、民族和族际关系相分离。

宗教

为什么对许多来自没有发展出自己主要宗教的其他地区的人来说，中亚人感觉非常友善？不管怎样，塞诺（Sinor 1977:101）认为中国和希腊的神话主题都起源于中亚。为什么是某些而不是其他的宗教在中亚受到欢迎，并通过中亚向外传播？为什么有些宗教战胜了其他宗教，它们在何时何地做到的，为什么不是在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时期？为什么一些宗教而不是其他的宗教生存到了今天，它们未来的前景如何？

梯加特已经注意到：

我要指出的是，伟大的宗教运动是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中国的老子和孔子、耆那教创始人大雄、印度的乔达摩佛陀、预言者以西结和以赛亚二世、爱奥尼亚的泰利斯以及意大利南部的毕达哥拉斯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伟大的人物都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并且他们的出现必定构成了一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的一致性被屡屡提及，但就我所见，迄今为止还没有将这些显而易见的，在短暂时期内出现的先哲作为一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又如何正视和理解这些人类精神的成果呢？（Teggart

1939:xi-xii）

半个世纪之后，同样的任务和问题依然存在。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麦克尼尔（McNeill 1963:338）认为这些人物以及随后宗教信仰的相似可能要归因于相互之间的借用：

但是，相互平行的发明不应该被排除，事实上，在西亚所有地区，如果那些贱民和城市底层在社会和心理境遇事实上近似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期待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并繁盛的宗教运动之间找到紧密的并行关系。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麦克尼尔在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间辨别出三个共同特点：来世的永生，妇女的参与，一个救世主。无论这些共同特点和可能的功能是什么，他们中的一些而非全部传播到了中亚，并通过中亚往外传播。摩尼教、基督教以及佛教，为什么以及如何相继替代对方？印度教、儒教和犹太教由旅行者、商人甚至信仰这些教派的征服者带来。然而他们并没有发现培育这些信仰的良好环境也没有通过中亚传播出去。为什么没能够呢？我们认为，这是任何霸权统治的失败，这些霸权将可以使自己的主导意识合法化的国家宗教长时期强加在中亚民众之上。佛教直到创立后的500到700年，等到贵霜和笈多王朝兴起才通过中亚得到传播。可能是他们的政权作过于短暂，而无法将佛教培育为帝国宗教。其他的宗教，诸如拜火教和更不为人知的宗教甚至都没有留下印记。（琐罗亚斯德可能出生于中亚的大夏，但是其学说的短暂传播似乎都有赖于波斯人的权势）希腊化的文化直接或者间接地经由亚洲西部和南部进入中亚。但是为什么希腊宗教没能进入中亚？可能是亚历山大败退后就没有希腊权势了。当然，有些宗教也只是在某些时期，在某些民众和区域内盛行，而有些则没有，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另一方面，杜塞尔（Dussel 1966）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所有的“印欧”宗教和“闪米特”宗教的世界观之间存在着区别。前者出现于中亚内部和周边，已经主导了欧亚千年之久，构成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精神基础，并且将继续存在。闪米特的世界观和宗教起源于更为边缘的地区以及中东的游牧人群，广泛传播并在其起源的更大区域以及西方最终取代了印欧的世界观。在有些地方是通过基督宗教实现的，有些地方则通过伊斯兰教进行，直到信仰基督宗教的西方本身开始扩张。

从17、18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如同野火一般在中亚蔓延，有时候人们之所以成为穆斯林，是因为他们老的或者新的统治者将伊斯兰教作为统治的手段。通常伊斯兰教都受到民众的欢迎。几乎没有像一些传说错误记载的那样是刀剑下的强制。毫无疑问这过于简单，我认为可以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类比：伊斯兰教提供并且也被称赞为“得到旧政府人民的支持”并且“让市场的神奇力量使人们致富”或者至少他们两者中的一部分。这必定尤为吸引商人关注，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商业活动在过去受政治的限制。此外，这些伊斯兰圣战组织将某种侵占周边人群的行为合法化。自从穆斯林不再奴役其他穆斯林或者犹太人和基督徒之后，信奉伊斯兰教也就可以免于奴役。

然而，这些穆斯林直到16世纪之前，都没有进入中原，也没有到达塔里木盆地的东部边缘，直到蒙古人离开，伊斯兰教方才进入，也是服务于当时当地的需求。然而，蒙古和西藏维持着在中原没有的藏传佛教信仰。在丝绸之路的开发这一问题上，一些可能的社会政治解释还有争论，还没有达成共识（参见诸如Kim

1990s）。苏联和中国的内亚地区保持着伊斯兰信仰，西藏如今则信仰佛教。面对着失业率的增加、环境的恶化以及感受到外来者的压制和剥削，这些宗教以及族裔在为他们民众的可见未来提供另一种重要的鼓舞口号。

联结

中亚的大夏国过去长久以来作为“大地之天堂”、“千城之国”而著称，而其都城大夏则被称为“诸城之母”。汤因比（Toynbee 1961:2，引自Holt 1988:31）笔下的大夏是一个“汇集八方道路，其道路又辐射八方”的地方。这些道路连接着中国、伊朗、地中海以及中亚的其他地方。在亚历山大入侵前的几个世纪，大夏是一个重要的联结点，这也解释了亚历山大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里并在此联姻。中亚以及中亚和其他地区之间其他重要的商业和政治联结点，种族、族裔和宗教信仰的熔炉是什么？独特的贸易和移民通道以及政治和军事竞争的焦点又是什么？吉尔斯和弗兰克（Gills and Frank 1990a:24）认为：

有三个触发政治经济扩张的磁力点非常突出。第一个是进入积累过程的人力（劳动力）以及或者物质（土地、水、软材料、贵金属等等）资源和技术投入。第二个是可以在某地产生剩余物品并通过交换输入物进而可以获得可储存的有价物的市场。第三个，可能也是最为引人瞩目的，则是带状区域内部贸易的最具优先权的联结或者物流走廊。

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走廊已经在世界体系的发展中占有了重要地位。他们作为磁石吸引着霸权力量、移民以及入侵者。主流思潮也通过他们传播。

西亚的三个联结走廊已经扮演了一种特殊的枢纽和核心化的内部关联角色：

（1）尼罗河—红海走廊（彼此间通过运河或者路上道路联结，并通向地中海，可以进入印度海及更远的地方）；

（2）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湾走廊（路上道路通过叙利亚联结地中海沿岸，或者通过奥龙特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通往波斯湾，也可以由此进入印度洋以及更远的地方）；

（3）爱琴海—黑海—中亚走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地中海与陆上丝绸之路联系，并且可以往来中亚；从中亚陆上可以延伸到印度和中国）。（Gills and Frank 1990a:24）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丝绸之路以及作为移民和入侵通道的甘肃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喀什、向西南部穿过帕米尔高原的通道以及朝向西北部穿过天山山脉西部边缘的通道扮演了相似的角色。这些通道指向克什米尔的塔克西拉、撒马尔罕以及粟特河中地区的布哈拉，通过丝绸之路连接西方。

兰步德（Lombard 1975:219）找到尤为重要的相关贸易路线和三个中心：梅尔夫、赫拉特、巴尔克（古大夏），尤其是在巴格达和印度之间的路线交叉口的尼沙布尔，在咸海阿姆河三角洲的花剌子模，以及向东南通往中国路上的河中地区绿洲。

其他几个联结点在乌鲁木齐研讨会上曾经提到。多杰（duojie

1990a）提到了四条国际性的贸易路线，它们穿过在中原、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吐蕃王国。霍尔曼揭示了这一罕萨河、吉尔吉特河以及因苏亚河汇聚的地区。铁门关和穿越天山东部山脉的其他关隘既是中原和草原之间军事冲突或入侵的瓶颈，同时也是天山山脉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贸易路线连接点。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联结点都值得特别关注，当然也需要进行更多的考古挖掘。它们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揭示出进入与途经中亚及周边地区的人口、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以及文化的流变趋势。它们很有可能已经成为十分活跃的熔炉——而不仅仅在转运上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在贸易、战略或者其他方面的重要地位，这些联结点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控制的焦点。因此，它们比中亚其他地区更有可能在不同的统治者和定居者之间彼此争夺。一些重要的走廊和联结点也提供了研究的好机会。它们可以揭示其社会制度、文化以及宗教被新统治者改造的程度，或者融合或适应于主流的程度。所有的这些可能性，为我们认识和重视对这些联结点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中亚内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生产与贸易

在世界经济或者非洲—欧亚经济体系当中，中亚内部以及跨中亚的生产与贸易具有怎样的地位，扮演了何种角色？不幸的是，正如卡万顿所准确指出的，“无论在何时去审查游牧社会的历史，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很少会将其考虑在内，即使这些材料与经济事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Kwanten 1979:286）。

更可悲的是，当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欧亚政治经济的发展中来看待中亚游牧和其他社会的地位与角色的时候，这种缺失甚至更大了。在这种体系中，其地理上的——以及可能是结构和功能上的——中亚中心如果不是漆黑一团的话，也确实是一个黑洞。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当地的生产与贸易间加以区别，并在毗连地区以及/或者像游牧制度或者定居农业这样相互依赖的因素，以及途经中亚的长途贸易之间进行交换。

一些中亚地区，尤其是在卡赞诺夫称之为“中部亚洲”（Middle Asia）的地方，长期以来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矿业、制造业以及商业，这些足以支撑起数量庞大而又非常文明开化的城市居民。

    中亚的考古学调查有相关的记载……超出了之前的预期。铁锹的发现为古代中亚的灌溉、商业以及城市防御的早期发展揭示了足够的证据。在蒙迪加克（Mundigak）、德莫萨斯贡戴（Deh Morasi Ghundai）、沙赫尔索赫塔（Shar-i-Sokhta）、班第汗山丘（Bandi Khan-tepe）、克孜尔山丘（Kizil-tepe）、塔里奇汗山丘（Talichkhan-tepe）、阿拉廷山丘（Altin-tepe）以及其他地点的大量挖掘已经显示了大夏从青铜时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Holt 1988:27）

例如，苏联时期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的那马子卡山丘（Namazga-tepe）和阿拉廷山丘（Altin-tepe）的发掘就展现了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时代的城市和原初城市的发展。土库曼斯坦西部的斯鲁布纳亚文化（Timber-grave Srubnaya）和安德罗夫诺（Androvono）遗址就展现出文化的高度发展。很明显，这些定居民众中的一些跟西南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跟东南部的印度河流域以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为都城的哈拉帕文明，跟东部的布哈拉和费尔干纳都存在贸易关系。

    看起来，印度和中亚关系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贸易，这在青铜时代中期变得更为明显……我们随后可以发现，在青铜时代中期，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定居和农耕社区当中包含着诸多复杂和高度发展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作为一种特殊生产空间的手工艺，另一方面则是农业，这种区分的存在表明，在一个整体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内部交换体系在贸易中作为一种基本联系方式发展起来。（Masson and Sarianidi 1972: 124,128）

    随后，与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的邻居一样，中亚文明衰落了。从里海到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罗布泊的成串绿洲、定居城市以及连接它们之间的商路也在发展中起起落落。它们当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及周边的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撒马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及其“天马”——赫拉特、梅尔夫，以及我们之后将会谈到的巴克特里亚。

中亚以及东、西亚的农业和城市定居者与其间的游牧民的接触由来已久，对此出现了很多争论。游牧者和定居民之间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在拉铁摩尔经典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1940/1962）中有所论述。拉铁摩尔和他之后的诸多观察者都同意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即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贸易通过战争得以扩大。但是贸易/战争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开启，以及消耗和收益如何在参与者之间加以分配等问题，则很少有一致看法。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坚称“中原”是自给自足的，并且在游牧民的请求下才参与贸易。狄宇宙（1990）将这种 “游牧—定居”关系的观点总结为，游牧民是“贪婪的”和“贫困的”，这得到大多数外国观察者的认可。然而，双方都认为周期性的战争要么源于游牧民入侵中原掠夺财富，要么借入侵中原这一威胁来强迫中原同意进行一系列贸易。为了挽回颜面，中国人也认为游牧野蛮人是在朝贡。其他人，尤其是狄宇宙（1990）认为，中国边疆社会在自给自足方面比游牧社会好不了多少，并且发动周期性战争的并不是游牧民一方。此外，游牧民也从沙漠绿洲那里来获取农业和手工业制品。

已被证实的是，游牧民的主要出口物是他们草原上的马匹。汉人对于他们难以饲养的马有着贪得无厌的需求，尤其是出于军事目的，包括抵抗游牧民。中国人出口丝绸和其他的奢侈品，也包括粮食、粗纺织品、武器以及茶叶。塞诺（Sinor

1977:175）引用罗茂锐的论述，指出，对于汉人来说，在同一个权威统治之下，茶叶和马匹彼此紧密相关。马匹与丝绸的价格比，以及或者供需上的现金波动，都源于经济变化和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

卡赞诺夫（Khazanov 1979:3）深化了他关于游牧民的论题，认为它“与外部世界有着无法分隔和完全必要的联系”，并探究了“一个在游牧民与定居者之间动荡关系的广阔范围”（Khazanov 1979:222）。

这些关系变化的范围，从偶尔为之的抢劫以及对农耕定居者的掠夺，到强加于对方身上的或长或短的保护以及依赖关系。游牧民从这些非经济关系中获得的利益是如此的明显，这里不必赘述了。游牧民凭借其军事优势和机动性，处于一个可以通过武力和威胁而不是通过交换来获得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位置。……从长时段看，游牧民让定居民交保护费并组织其他游牧民对定居者进行骚扰是更为合算的，也能带来和平。在地方层面，这种关系更多地传播到近东，部分也传播到中东。这些关系在欧亚大陆上相当不同。（Khazanov 1979:222,223）

在这里，卡赞诺夫对诸种类型做出了区分：（1）直接的、无规律的以及不受控制的掠夺，（2）纳贡，（3）直接征税，（4）形成游牧民自己的农业和手工业部门，（5）控制土地并抽取地租或剥削成为佃户的农民等。在另外一个方面，巴菲尔德（Barfield

1989:239）在一个特殊案例中所提到，可能会具有更普遍的实用性：游牧首领或精英可能通过贸易想获得更多奢侈品，普通游牧民通过劫掠可以获得更多的粮食、金属、手工艺品以及牲畜。贸易以及可能的劫掠造成了游牧社会内部更大的分化和不平等，可能在边疆的定居社会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亚民众和他们的邻居都依赖这种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想要否认和诋毁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那里也存在着长距离贸易，其中大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上一系列更短路线的不断接力，从欧亚大陆的这头到达另一头。中亚的沿线中间商会选择捷径，并保护他们跨大洲贸易的利益。近来，“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名字源自19世纪德国的李希霍芬男爵）再次被人提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一项名为“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对话之路”（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的活动。我参与了这项研究的首次丝绸之路沙漠线路考察。这次考察线路从西安到喀什，沿着丝绸之路东端，距离超过五千公里，而如果加上日常行程的话，则将近一万公里。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研讨会上，作为此次考察活动的成果，我宣读了这篇论文的早期版本。多个国家和多个学科的学者参与了这次考察和研讨会。然而，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并没有受到我们这次考察活动的关注，在研讨会上也是在最后才被简要提及。对于中亚的经济则几乎没有提到，更不用说其他内容了。经济在联系亚非欧周边地区的地位，更不用说中亚在整个大陆经济体系运作中的角色，除了在我非正式的简短发言之外都没有被提到。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草原通道和海上通道的探索中，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

“丝绸”之路也可以被称为玉石之路（事实上这条路最早就是由中国从中亚进口玉石开始的）。这条路或者也可以称为黄金之路、白银之路；路上交易的还有其他金属、木材、毛皮、黏土以及其他手工艺品；香料、粮食还有其他食品；尤其重要的是马匹、牲畜、奴隶和其他一系列在中亚内部和周边地区通过组织分化和劳动分工制造和贸易的其他物品也是在这条道路中进行交流的。

这里最多只能提出一些选择过的关于经济联系的一般问题。在一些案例中，我将会提到一些在乌鲁木齐研讨会上其它文章所给出的答案。

在什么时候丝绸之路以横跨东西和纵横向北的穿越亚洲的长距离贸易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观点是公元前115或者前105年，或者是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然而，弗兰斯克和布朗斯通（Franck

and Brownstone1986:1）在他们的《丝绸之路史》（The Silk

Road: A History）一书中则认为丝绸之路的开放要比中国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早得多，可能往前推移2000年甚至更早。也就是说，至少在4000年前，前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的主要道路就已经出现了。林志纯（Lin

Zhichun 1990s）引用公元前500年、前1500年甚至是前5000年中国与西伯利亚以及中国和中亚西部之间的贸易和移民作为证据。王炳华（Wang

Binghua 1990s）则认为中国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一条规模并不算小……时间上与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朝一样早的古代交通路线”。阿斯卡洛夫（A. Askarov）发现中国的丝绸在公元前1500年的一些大夏遗址中被发现，并且在萨帕乐（Sapalle）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同样被发现。在那里和中国部分地区出土的公元前1200年的类似花瓶表明，“可以说在西周和周原时期，在陕西、古大夏以及索格底亚那之间就存在贸易联系”。这可能也揭示了中国早期的商王朝这一名称意思是“商人”。

波斯接近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而且连接着南北方向的波斯御道和通往阿拉伯的香料之路。在大约公元前521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已经将下文题写到了他的宫殿上：

我将宫殿修建在苏萨，距离宫殿装饰物的来源地十分遥远……香柏来自于一座名为黎巴嫩的高山，亚述人将之带到了巴比伦，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将之从巴比伦带到了苏萨。雅库（Yaku）树来自于甘达拉和卡曼尼亚。黄金书在萨迪斯和巴克特里亚锻造。这些珍贵的青金石和玛瑙从索格狄亚那而来，在苏萨被切割加工。来自花剌子模的绿松石也在这里被加工。银器和黑檀则来自埃及。墙上熠熠生辉的装饰品来自于爱奥尼亚。在这里加工的象牙来自埃塞俄比亚、信德和阿拉霍西亚。在此打造的石柱则源于埃兰。石匠是爱奥尼亚人和萨迪斯人（Sardians）。从事黄金制作的工匠是萨迪斯人和埃及人。烧砖工人是巴比伦人，装饰台基的是米堤亚人和埃及人。（引自Franck and Brownstone [1986: 65-66]）

甚至是大流士提到的飞着的乌鸦，也是好几千里以外来的。然而，大流士从未对这种重复感到厌倦，对他而言，远距离的贸易当然也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这里还有更为久远的指向亚洲有组织贸易的证据。希罗多德提到的西徐亚人和现代考古学的发现都证明了中亚存在着与西伯利亚的黄金交易和与中国的丝绸贸易。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维持着从巴克特里亚出发穿过喀布尔河、开伯尔山口进入旁遮普直达孟加拉湾全长4000公里的大道。孔雀王朝提供了道路的基础设施、指示牌、护卫、水井、堤坝和摆渡等等，还有就是提供给贸易商和其他旅行者的庇护所。

汉朝官修的《后汉书》英文版（由何四维、鲁惟一翻译、注释并编辑）关于西域诸国的第61章和第96A章中，记载了诸多中原人与这些地方的交流以及他们在穿越亚洲过程中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其中每一批成规模的群体都可以得到护卫，其距离都城洛阳有数千里。然而，对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缺乏当时的记载和考古学证明，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贸易比记载的时间更早，覆盖的地理范围也更大。例如，汉朝使者张骞在他2世纪的游记中写道：“当我在大夏时，我看到那里有竹子和来自于蜀地的衣服。当我问当地人他们如何获得这些东西的，他们回答说，是我们的人在印度买回来的。”（原文为：“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译者注）也就是说，贸易关系要优先于外交关系。

汉朝和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如何维持的，对于他们自己及其中间商而言，又有怎样的意义？一些考古学发现给出了回答。小谷（Odani

1990s）发现硬币的两面中，一边是汉文，一边则是伐卢文。贵霜金币和罗马奥里斯金币一样重，并且可以相互交换。如果我可以说得夸张一点的话，一个从罗马到中国的全球货币体系在古代世界就存在了。当时的观察者，诸如普林尼，以及与我们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像赫德森（Hudson

1931）、梯加特（Teggart 1939）、惠勒（Wheeler 1954）和余英时（Yu 1967）都对罗马进口丝绸和出口金银有所论述。他们强调了罗马在与东方的贸易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从而受到了负面的影响。梯加特也引用了西塞罗的话，大意是“罗马金融市场的信誉与亚洲的繁荣与否紧密相联；要是我们对其基础的信用不被动摇的话，灾难就不会爆发”（p.74，no.20）。

然而，中国可能也失去了他的黄金白银。黄金似乎主要是向东流动，而白银则向西流动，这源于两边黄金和白银比值的差异。取得共识的是，贸易路线的两边都会和贵霜人尤其是帕提亚人交易。事实上，个别商人仅仅在这条贸易路线的一段来回进行交易。沿途相同的物品被反复购买和销售。中间商，尤其是来自于城市地区的的专业商人，似乎能从这种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并且他们力图维护自己在商路中的垄断地位。帕尔米拉及其超过50万的人口都依赖于这种贸易生存，并且安迪俄克、佩特拉、西顿和其他黎巴嫩城市都是如此。巴托尔德认为，这种贸易最大的受益者是先在帕提亚人旗下随后又生活在萨珊王朝的波斯人。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阻碍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交流，从而保障他们作为贸易中间商的利益。在萨珊王朝，波斯人占领了世界贸易最重要的海陆通道。萨珊波斯帝国、中国、印度以及残留的大夏文化的影响，都提升了中亚伊朗人尤其是粟特人的文化水平。（Barthold 1956:6）

在此之后，即使不是他们十分在意的事务，政治上的联盟和竞争以及军事上的行动都是在贸易和贸易路线的竞争上展开的。我们之后会回到这个话题。

长期的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是“封建”孤立地区之一？还是刚好相反，泛欧亚非的贸易及其他交流十分活跃，尤其是在中亚内外？

在早期，麦克尼尔认为：

笈多王朝在印度因此似乎扮演着公元前600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欧亚大陆的领袖角色……军事占领则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商人和传教士替代了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军队角色。从结果上看，印度人随后扩展了贸易路线，尤其是到达亚洲东南部和印度尼西亚的海路，以及通过中亚绿洲到达中国西北部的陆上通道。（McNeill 1963:362, 367）

从贵霜时期开始，佛教信仰和艺术的传播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在我们的新疆考察之旅中所探访的“千佛洞”之中留下了印记。然而，随着笈多王朝权威和影响力逐步衰落，突厥的贸易和力量持续上升（以笈多王朝为代价？）。

在6世纪，从满洲一直到咸海都在东突厥和西突厥帝国的统治之下。

贸易在突厥帝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击败柔然，突厥获得了对中亚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因此也控制了中国和拜占庭之间的贸易路线。突厥人对于放弃这些贸易或者与其他中间商分享这些贸易并不在意……不可避免的是，这引发了突厥和萨珊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谁可以成为中间商）。为了造就一个成功的垄断者，突厥人需要保证拜占庭帝国愿意直接从突厥手中而不是通过已经建立的商路购买丝绸。（Kwanten 1979:39）

突厥人首先派了一位粟特使者前往萨珊王朝，萨珊人拒绝了使者的请求之后，他们随即将他派往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不再热心维持与波斯人的关系，并已经提议与中国直接联系。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二世与突厥可汗室点密建立了反波斯联盟（另可参见Grousset 1970:83）。横跨中亚的丝绸贸易成为共识。此外：

突厥帝国的西部领地在将其从东部领地那里获得的丝绸在西部进行交易上扮演了委托人的角色。因此，对西部领地的扩展也就对帝国东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突厥关系方面……由于贸易对突厥帝国的重要性，就有必要去关注突厥政权中战争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的是，突厥在东部和西部边疆，尤其是东部边疆所发动的诸多战争的首要原因就是经济因素。（Kwanten 1979:39-40）

相似的是，白桂思（Beckwith 1987:178-180）也总结到：

突厥人进入所有古代世界文明的边界，其中包括中亚的城市国家以及印度。突厥人及时将他们对商业的首要需求传达给了东西两边对贸易极其感兴趣的邻居。当突厥人在六世纪后半叶掌控了中亚大多数的城市国家——东西、南北商队贸易的重要中心之时，他们也消除了进行更大体量跨大陆贸易的政治阻碍……突厥人对于商业的兴趣并不意味着对于商业的独占，突厥人是商业的庇护者。中古时代早期的国际贸易都掌握在其他人手上……贸易几乎完全被两三个大型贸易群体所垄断：犹太人、北欧人以及粟特人。来自丝绸、香料、武器、马匹和其他产品的收益不仅刺激了帝国主义，而且也刺激了地方手工业和地方交易。

在“其他产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黄金、白银、奴隶，尤其是在随后的伊斯兰哈里发时期。金银和硬币促进了贸易，包括十分重要的奴隶贸易。兰步德（Lombard1975:194-203）指出了奴隶的三个主要来源：非洲、斯拉夫人居住的中欧以及东欧（虽然西欧也是一个来源地，并且阿特纳犹太人和法兰克商人利用地中海和黑海来进行运输），还有突厥斯坦。突厥战争即使是为了其他的理由，也会产生俘虏并形成奴隶供应。格鲁吉亚是一个有名的奴隶来源地。然而，金浩东（私下交流）怀疑在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俘虏并没有安置在东亚而是被送往西方。兰步德（Lombard

1975：195）认为奴隶贸易是“最重要的”。安德尔森（Adelson

1962:47）虽然提到了奴隶贸易在西方的结束，但他认为奴隶贸易可能是中世纪国际商业的最重要的部分。

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自己的腹地，而且依赖这种商业有很多个世纪了，当然也包括与中亚的贸易。这座城市因为坐落于亚洲和欧洲东西之间的要道以及波罗的海、地中海、西亚和北非南北之间的走廊而繁荣兴盛。君士坦丁堡的功能就是将来自于努比亚和苏丹开采出的黄金输送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中亚撒马尔罕、布哈拉、花剌子模这些控制了到达俄罗斯诸流域、突厥诸国、中国和印度商路的贸易中心”。（Lombard 1975:114）然而，黄金也在高加索山脉、乌拉尔山、阿尔泰山、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出产。更为常用的白银则与高加索、波斯北部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阿富汗，此外还有传统的西班牙产地。

突厥（诸）帝国并未维持多久。在7世纪和8世纪，在唐朝西征、吐蕃北扩以及穆斯林穿过伊拉克和波斯东进的过程中，突厥人逐渐退却。拜占庭帝国依旧维持着，法兰克王国在西欧崛起。伊斯兰哈里发和“世界”经济包围着突厥，正如在霍奇森（Hodgson

1974）和兰步德（Lombard

1975）在对其他方面的分析中所巧妙指出的，巴格达处在操控者的地位。霍奇森评论到：

可以推测穆斯林控制土地上的商业生活受到了中国活跃贸易的正向刺激，尤其是考虑到通过南海的水路和通过中间欧亚的陆路两条道路与中国的重要联系。（Hodgson 1974:I, 233）

白桂思进一步强调：

有证据表示，在中古早期，吐蕃帝国和西欧法兰克王国都是包括伊斯兰哈里发和唐王朝在内的文明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都“聚焦”（采用皮朗[Pirenne]的用法）在中央欧亚……穿过中央欧亚的世界贸易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所有中世纪早期的伟大政权都与之相邻，并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深深卷入这片广袤的区域，新的政权诸如法兰克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吐蕃帝国也都深入其中。

世界体系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联系

中亚在欧亚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军事联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世界体系是如何通过中亚这一“缺失环节”运行的？在格鲁塞总括性的《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一书（1970:32）中写到，他的目标是：

         要表明匈奴首次出击给亚洲的命运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感受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相同的进程继续贯穿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历史。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搏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事实上，正如我们之前已经强调过的，千百年来这一系列的关联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中亚本身的各个地方，进入了周边文明和帝国。此外，这一连串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由移民所造成的。正如格鲁塞一再证明的，这些关联包括文化、政治和经济事务在中亚及与之相关地域的进程和扩散。然而，格鲁塞自己是卡万顿所说的“很少关注经济事务”的人群中的一员，因此他也没能将匈奴人的影响归结为地方和国家间政治经济联系带来的刺激和长远影响。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这种已经具有优先性的政治经济关联，其重要性吸引了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埃及，在巴比伦建立了首都，占领波斯并进入到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印度。吉尔斯（1990）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和巴克特里亚的罗科珊娜的联姻，是他组成一个巨大的且在很久之前就作为“后来者”控制之下的商业和政治上关键区域计划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大帝的编年记录者阿里安（Arrian）在这一联姻缔结之后记录到：“不要认为与她结婚就贬损了亚历山大的高贵”（引自Franck and Brownston 1986:77 ）。正如霍尔特（Holt 1988:32,37,42）所强调的：

巴克特里亚在4世纪晚期已经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蛋糕。现有的材料可以证明，巴克特里亚至少是古代城市的聚集区和交易中心，无论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一“奇迹”……考古学发现表明，巴克特里亚在亚历山大入侵时期，其文化和商业发展毫无疑问是先进的，很明显的是，巴克特里亚占领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个关键地方，并可能是阿契美尼德帝国东部边缘的总督所在地。居鲁士的占领和大流士的巩固赋予了这一地区在波斯帝国的政治史上一个引人关注的地位，当琐罗亚斯德的传说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时，这一区域在宗教信仰上的意义也大为提升。

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奇迹”（描述巴克特里亚的全盛时期到亚历山大到来这一时段）在仅仅回溯到巴克特里亚在波斯衰落后历经骚乱，恢复并达到繁荣这一时期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追溯到阿契美尼德国王在巴克特里亚的“波斯奇迹”吗？这是相当有可能的，虽然……关于巴克特里亚经历了一个明确的“巴克特里亚奇迹”——在早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的帝国主义势力进入时期，一个地方性的、独立的政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和繁荣的政权这一说法越发受到争议。（Holt1988:32）

希腊人亚历山大被这里之前存在的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和南欧之间的经济关联结构和经济活动所吸引。亚历山大的突然去世使他的这一计划流产，随后这一地区经历了再区域化和分化，直到罗马人在一个更小的区域尝试相同的事情。

梯加特考察了罗马时期中亚的国际政治经济联系，并认为：

因此，这些知识对于罗马事务的历史叙述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通过对整个欧亚事务进行比较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获得这些知识。因此，且不说任何更大的兴趣，历史的比较对于理解任何民族国家边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很有必要的。（Teggart 1939:243）

梯加特进而指出：

当战争在塔里木盆地的通路上爆发，在帕提亚、亚美尼亚或者叙利亚的边界上也会爆发骚乱。显然，塔里木的战争造成了丝绸之路的中断，这种中断引发了沿路直达西方的幼发拉底河的敌对状态。这似乎是极有可能的，例如，亚美尼亚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因为怀疑罗马已经成功将从中亚连接其他通路的路线加以改变从而避开帕提亚的领地，亚美尼亚人受到启发，于是入侵帕提亚。但是第二次的和衍生而来的战争，例如帕提亚和罗马为了竞争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带来了新一轮的贸易的中断，并造成越来越远的地区爆发新的战争。所以，黑海交通的中断煽动起了多瑙河下游北部地区的民众，一连串的骚乱最终在蛮族和罗马军团于莱茵河沿线的冲突中结束。因此，可以看到，人们可能绝不关心丝绸之路，然而却与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断相关联，这一中断造成的敌对，终结了帕提亚和罗马之间固定的关系。（Teggart 1939:240-241）

梯加特对战争的时长以及野蛮人对罗马和中国的入侵加以联系和比较，并认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之间，“即便是对这一时期所作的最为简短的总结也一定会指出，在罗马东部爆发的战争，随后在中国西域出现的18场战争，还有在欧洲爆发的40次冲突，其中37次起源于汉朝的政治原因，或者说由于汉朝政府的政策改变而发生”（Teggart 1939:x）。梯加特总结到：

因此，战争使穿过波斯的“丝绸之路”中断所造成的影响，可以直观地在罗马内部的历史中看出来……看起来似乎没有比中国政府的决定应该对罗马帝国首都的经济恐慌负责这一考虑更能证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了。（Teggart 1939:x）

然而，即便是梯加特，似乎也考虑到战争和其他动乱更多的是由贸易中断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或许可以认为，同样重要的或者更为重要的原因，即许多动乱、战争、结盟和其他的政治发展，如果不是起源于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或者甚至是系统性的经济条件和利益的话，也是受到了它们的刺激。我们在这里可能注意到，并重新考虑汉朝（及其位于中亚的匈奴邻居）总是共同崛起然后一起衰落这一现象的内涵，以及印度贵霜王朝、波斯帕提亚王朝、西罗马帝国在同一时期兴衰这一现象的内涵。这些帝国的政治经济衰落证明了值得注意的中亚衰落的同时性以及他们之间海上贸易的同时性。有考古证据表明，喀什噶尔和巴克特里亚（大夏）以及印度之间的一连串的城市在同一时间衰退和荒废。4世纪和5世纪的确也出现过一个欧亚（体系）经济和政治衰退时期。

在这之后，从7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大化和奈良诸朝、朝鲜的新罗王国和东方的唐朝都在崛起和扩张。中国和突厥向西扩张，吐蕃向北，穆斯林向东，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南，而拜占庭帝国最大程度地巩固和维持了领土。与此同时，印度、波斯还有东非的阿克苏姆政权陷入衰退，或者被扩张势力和竞争者所取代。失去活力的西欧，直到下一个世纪查理大帝出现才得以恢复。这些大范围内同时出现的进展可能是由历史意外所造成的吗？或者更可能是跨越中亚的一系列的事件所引发的一连串影响，这就回到了格鲁塞的说法？

正如白桂思所观察到的，在8世纪：

欧亚各个重要政权的危机更为严重，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出现了重大转变。从类型上说，这些变化多多少少遵从了相同的模式，毫无疑问来自具有基本特征的国际变化尤其是经济变化上的共同起源。……在11世纪的大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从日本到英格兰的欧亚经济的崛起。这种在贸易上的巨大扩张使得城市和交易市场数量在各地爆发性增长。除了诸如巴格达、君士坦丁堡、长安和作为中亚传统商贸中心的撒马尔罕等大都市之外，一些过去没有的城市快速成长起来：萨拉（Rasa）、喀拉巴格什（Karabalagasum）、罗斯托夫（Rostov）、昆都维克（Quentovic）等等。这一时期的国际主义正开花结果，商业和文化携手并进，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Beckwith1977:92-94）

然而，在这一国际化的发展之前，有至少有两个时期——8世纪中期和9世纪中期——主要的政治危机不仅仅是在几乎相同的时段发生，而且非常可能在整个欧亚大陆相互关联。在两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白桂思注意到：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不像之前和之后的数个世纪，在8世纪中期尤其是742到755年，可以看到根本性的变化，每一个欧亚帝国都出现了成功的政治反抗。他们之中有名的是加洛林王朝、阿巴斯王朝、突厥回鹘和反抗唐朝的叛乱，其中的每一个都可被恰当地视为各自历史的主要分水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似乎全都与中央欧亚有关系。

这一时期，中亚历史的主要事件和世界历史的主要转折点是唐朝在亚洲的扩张在751年怛罗斯河的战争中被逆转。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人联合击败了唐朝将领高仙芝（新罗人）。高仙芝之前已经在帕米尔高原取得了两场胜利，并挺进中亚。同一年，新的契丹联盟在东北地区击败了唐朝军队，唐朝军队进入云南也宣告失败。四年之后的755年，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的父亲是一位粟特商人，母亲则是被一位贵族妾室抚养长大的中亚人。这场动乱在来自中亚的回纥的帮助下被平息。尽管如此，唐王朝的势力和统治无法再恢复到751年怛罗斯战役和755—763年安史之乱之前的状况。在经历了874—883年的另一场大动乱之后，唐朝苟延残喘，一直维持到907年。中国再次失去了其西部领土，而突厥人和许多中亚人都成了穆斯林，其势力范围直抵中国的长城。

在我们上文提及的第二个时期的838—842年间，白桂思注意到，西方伏尔加河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商路在838年关闭了（到下一代人也没有再次开放），直到法兰克王国在840年将封闭打破。在东方，回纥帝国在840年落入黠戛斯人之手，吐蕃帝国在842年土崩瓦解，也是在同一年，中原开始公开灭佛，虽有对其他外来宗教进行压制。在同一时间（837—842年阿拉伯——拜占庭的对抗，突厥人的扩张），巴格达最后一位哈里发开始在伊斯兰法之下对异教徒进行迫害。我们可能会再次发问，这些政治和文化事件是否完全是对内部压力的回应，所以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或者说他们之间、经济困境之间、甚至是每一个危机之间都有着关联，这些困境和危机在他们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还是/或者是通过中亚传播的？除非我们发问，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弄清楚。

卡万顿（Kwanten 1979:53）认为唐朝势力的衰落以及同一时间吐蕃帝国的崩溃，为回纥（回鹘）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创造了地理政治经济空间。随后：

甘州回鹘在中亚的主要贸易路线上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权，并在随后控制了这里的贸易。他们致力于与中原维持良好关系（在两难之间打消中原的顾虑）……直到后唐（923—936年）政权确立，回纥和中原的关系才回到正常的基础上，双方在贸易上和外交层面的改变才得到恢复。回纥成为中原主要的外来商人，主要在中原销售马匹、翡翠和其他珍贵物品，并且在返回时购买丝绸。

回纥了解与中原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并在突厥人失败后迅速取而代之。通过帮助唐朝镇压反叛，他们既保护了唐朝，同时又时刻威胁着它。……回纥人在组织草原帝国方面较突厥人要成功得多，尽管他们的征服地缘并不是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汗庭的稳定性。……他们在一个永久的城市（喀拉巴格什）中建立统治……靠国际贸易建立并维系……与帝国联盟本身一样，城市的兴起是对中原经济榨取的结果。这是植株上的花朵，而这一植株的根在（唐都）长安。（Barfield 1989: 154-158）

（然而）这座城市的模式并非汉式，而是粟特式的。……粟特人控制着西域的绿洲。他们以经商而出名，并在中原建立了商贸社团。……这些商人还是所获取的丝织品以及在西方交易获得的其他商品的买主。游牧民还控制了连接波斯世界与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为了进行商队贸易，就必须建立起与草原部落的良好关系。……大家都将贸易视作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Barfield 1989: 158）

    因此，研究这些或者那些中亚内外的民族间联系，对于重建和理解整个亚—非欧以及他们任何一个作为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历史都是无法回避的。

甚至对阿拉伯和中国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分别由泰伯里和司马迁所记述）的粗略考察，也揭示了中央欧亚是阿拉伯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压倒性焦点，对其有着强大的文化影响。不应该再对中央欧亚于中世纪早期帝国具有强力影响这一事实有多少怀疑。（Beckwith1987:19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