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八月的某一吉日良辰，由武威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段永新、贾坛、唐发科、赵士达、丁旭载、严攸、李宗昌、周应昌、韩景福、刘茂龄、伊宗尹、张光文、徐洪庆、张景才14位委员发起并组织的献匾仪式在武威文庙桂籍殿门前举行，献匾仪式由王理乾主持。匾额刻字者樊福顺和当地知名人士、教育工作者代表参加。献匾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简短的捐资助学仪式。举行此次献匾仪式的目的是，通过颂扬文昌帝君教化功德，倡导武威人民继续弘扬书城不夜、崇文尚德的传统，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教育化人、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二、匾额内容

四、匾额背后的人

敬献匾额的段永新、贾坛、唐发科、赵士达、丁旭载、严攸、李宗昌、周应昌、韩景福、刘茂龄、伊宗尹、张光文、徐洪庆、张景才14人，均应为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委员，他们是当时的在职官员、硕学明儒、商界精英、社会贤达、书法巨擘。限于笔者掌握的资料，仅查阅到段永新、贾坛、唐发科三人，其余11人及刻字樊福顺、主持王理乾的生平事迹不详。

（一）段永新：修志为史立传，参政为民谋福

段永新(1880-1961),原名永润，一名维新,字鼎丞。武威县城关镇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17 岁时初应县试,考入县儒学为生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应省考,考取优贡。同年,赴北京应知县考试,考中知县,被分配到四川,任成都造币厂监造委员。民国二年(1913)4月8日，他在武威竞选国会议员获胜，到京任职1年。民国四年(1915)他再次赴北京考县事获中,留住北京。民国五年(1916)被派赴新疆护送省政府印信。同年国会恢复，他仍任国会议员。民国六年(1917)北洋政府组织新国会(即安福国会),他再次任议员至安福国会解散。民国十年(1921)至民国12年(1923),任绥远实业筹备处处长、实业厅厅长，兼任绥远垦务总办及包头商务总办。民国十三年(1924)至民国十九年(1930)期间,除任安徽宣城县县长半年,一直留住北京。民国二十年(1931)由北京回武威,组织成立文庙管理委员会,并担任主任。民国二十二年(1933),代理永昌县县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红军西路军西征过永昌时,弃职潜回武威,被撤职。民国二十六年(1937),调任古浪县县长,几个月即辞职回家。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武威红万字会任理事长。同时组织成立了武威修志委员会及文献委员会,并担任总纂及主任委员,和唐发科、贾坛、赵士达等人共同编修武威县志及保护文物。民国二十九年(1940)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曾先后担任省参议员、县银行董事长、县参议会议长、议员等职。1949年9月武威解放后,11月被选为武威县各界人民代表,参加武威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950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为甘肃省监察委员。1951年,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甘肃省委委员。

（二）唐发科：武威文教的开拓者、不徇私情的执法者

唐发科(1879-1955),字榴亭,武威县永昌府人。9岁入私塾读书,20岁入武威县儒学为生员,25岁补廪膳生员。民国4年(1915)入甘凉道师范学校修业一年。毕业后在中坝小庙任教4年。后任城内小关庙塾师约10年之久。民国19年(1930)起任万寿宫小学校长,历时20年,期间曾兼授武威师范国文课。至1951年,他从事教育事业达35年之久。

他是武威教育界的名人。从教期间生活俭朴,勤于职守，注重言传身教，事事以身作则。所管理的万寿宫小学规模不断扩大，但生源依据难以容纳。国民政府曾传令嘉奖6次,记功1次,发奖金1次,发奖状2次。他很关心武威文物保护工作，曾和地方人士段永新等人发起组织了武威县文物保管委员会，在保护文庙和收集保护文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武威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也极为关心,亲自编写了《大事记》《教育志》《财政志》的部分内容。

1949年9月武威解放后,他被聘请为武威分区公产管理委员会委员。1951年被选为武威县各界人民代表,并被推为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同年6月,被任命为武威县副县长。他办事认真,不徇私情。他的儿子唐儒林触犯刑律,当办案人员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不管谁,只要犯了法,就要依法惩处,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而讲私情”。他不以官而徇私枉法的精神,深得全县人民的赞誉。

（三）贾坛：武威文化的守望者、文物的保护神

贾坛(1862-1941),字杏卿,武威县城关镇人,出身于商贾之家。民国二十八年(1902)中秀才，封文林郎。民国初至民国20年任县参议会参议员,同时任县商务会会长。

民国初年,贾坛创办凉州试验农场一处,并任农会会长,培育果木、麦种、花卉等，振兴农林事业。民国十七八年,全省大旱,饥民成群，武威商会出面，贾坛协同地方人士，动员商号、大户募捐粮食,开办舍场，救济灾民。同时他还重视地方教育,常带头捐资,以解决办学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