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本，在斯坦因1907年到来之前已有不少流散出去，在1909年伯希和北京之行后，大宗写本虽然辇归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但押解者不尽职，中途累遭盗窃，入京后复经官员劫后复劫，于是散在私人手中的写卷不在少数，甚至再度割裂，一卷分身多处。以吐鲁番为主的西域出土文献，清末民初以来，或则为外国探险队所攫取，或则由当地官僚中饱私囊，而后辗转馈赠或出售，散在四方。

唐宋以降，中国书画收藏渐成风习，文人墨客，以卷为轴，名篇佳作之前后，往往题签写跋。早期流散的敦煌写卷，多为精品，往往自成一轴；吐鲁番出土文献，率多碎片，收藏者汇集若干，装裱成卷册，亦蔚为大观。获得者往往以跋文讲述其获取之因缘，递藏者也多记录写卷之转移经过，好古之士在观赏之余偶有考证文字，友朋拜观也往往俱列其名。一卷上的这类题跋，少则一条，多则几篇，甚至有过十则者，其中承载了散藏敦煌西域写卷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极富学术价值，对于我们追索敦煌西域文书的早期形态，梳理流散文书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大家，如许承尧、陈誾、王树枏（晋卿）、梁玉书（素文）等旧藏的去向，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正因为这类题跋的价值，敦煌学界早已有所关注。笔者自1980年代以来，走访欧美、日本及国内公私藏家，有机会见到此类题跋，即予抄录考释。部分涉及日本、欧美所藏的成果，曾写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特别于王树枏、梁玉书、段永恩藏卷多所留心。国内私人旧藏，则以“某某旧藏”的词条形式，写入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的公私收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私藏进入公藏之脉络，皆拜散藏写卷题跋才得以构筑。拙著《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亦特设一节，提示斯坦因到来之前“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然而限于当时条件，所见题跋有限，论说也难免挂一漏万。

此后，方广锠曾撰《初创期的敦煌学——以收藏题跋为中心》，先以日译发表于高田时雄编《草创期の敦煌学》（东京知泉书馆2002年版），后收入《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余欣调查整理过许承尧旧藏敦煌写卷的题跋（《敦煌学·日本学——石冢晴通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朱玉麒先后撰文四篇，辑录研究王树枏在敦煌西域文献上的题跋（2011－2013年发表），还整理过段永恩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上的题跋（2014年），今均收入所著《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朱凤玉则辑录过散藏敦煌文献所见许承尧、陈誾等人题跋（《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10号，2016年；《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等。

然而，这类带有题跋的写卷，收藏异常分散，国内但凡有敦煌西域写卷之处，往往有之，而且还流落异国他乡，甚至秘藏私家，不为学界所知。加上题跋文字书体不一，录文不易；所钤之印，也难释读。因此，学者们虽然十分努力，但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如今看到刘波编著的《敦煌西域文献题跋辑录》一厚册摆在面前，所辑有一千余条，不禁惊喜莫名。所惊者，他几乎把目前所能见到的所有题跋，包括历年各家拍卖行和散在网络上的资料，全部收入囊中；所喜者，他不仅做了录文，交代了写卷的来龙去脉，还对相关人物、事项做了详细的笺证，并编纂了方便读者的人名索引。这项工作，可谓圆满。

刘波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进入国家图书馆后，多年在古籍馆敦煌文献组工作，熟悉敦煌吐鲁番文献及相关的研究著作。此后又跟从文献学家张廷银教授，以《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一书，获得博士学位。笔者曾作为论文评审人，仔细拜读他的大著，深感后生可畏。近日获读《敦煌西域文献题跋辑录》，益觉得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笔者较早关注敦煌吐鲁番写本题跋，刘波让我给他的新著作序。当仁不让，并藉此机缘，略述敦煌写本题跋之学术价值与刘波之贡献，是以为序。

2021年1月16日于三升斋

注：原文刊载于《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2期